如果你仔细观察中国地图，会发现长江沿途各省份并不是以长江来划界的，而是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北的省份跨到江南，江南的省份也可能延伸到江北。从江苏到云南，长江干流的控制权几乎全被江北省份掌握，而江南省份要么分得极短的河道，要么与江北共享水域。

第一，地理与政治的双重考量
长江自西向东奔流6300公里，既是黄金水道，也是天然屏障。若完全以长江为界划分省份，江南江北自成一体，极易形成割据势力。以湖北为例，长江干流在湖北境内长达1061公里，若将江南江北截然分开，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必然分属不同行政单元。

历史上，元朝为打破南宋依托长江的防线，刻意将武昌与汉阳划入同一行省，使长江天险无法成为割据资本。这种“犬牙相入”的划界原则，在明清两代被系统化——江北省份必须跨江控制江南要冲，江南省份则被限制在支流区域。

江苏的区划最能体现这一逻辑。江苏拥有432.5公里长江干流，江北面积达7.5万平方公里，而江南仅2.6万平方公里。看似苏南（江南）经济文化占据优势，但省级行政中心始终设在江北的南京。明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仍统领南直隶（今江苏、安徽），通过江北基地掌控江南财赋。这种格局延续至今：虽然苏南GDP占全省六成，但省级资源调配、重大基建仍以江北为枢纽。

第二，经济权重与军事防御的平衡术
长江流域的行政区划从来不是单纯的地理划分，而是经济与军事的精密计算。安徽段长江干流长达416公里，远超江西的151.9公里，其江北地区占全省面积六成以上，人口占比更超七成。这种设计既因江北平原更适宜农耕屯兵，也因控制江淮通道可扼守中原门户。清咸丰年间，曾国藩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时，特意将安庆（今属安徽江北）设为指挥部，正是看中其“北控淮泗，南锁长江”的战略价值。

湖北的区划更具典型性。全省2/3面积在江北，却通过江南的武汉、荆州两大重镇实现“跨江钳制”。武汉三镇中，汉口、汉阳位于江北，武昌独居江南，但省级行政力量始终以江北为根基。这种布局在近代战争中显露优势：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国军依托江北阵地节节抵抗，江南的武昌则成为最后撤离的指挥中心。当代湖北省GDP的53%集中在江北的武汉、襄阳、宜昌，而江南除武汉部分区域外，多为山区县市，这种经济权重分配与历史区划一脉相承。

第三，资源控制与治理成本的现实选择
长江干流的经济价值分布极不均衡。云南境内金沙江段虽长达1500公里，但仅水富市32公里可通航，其余河段湍急险峻，航运价值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四川掌控的641公里干流中，宜宾至重庆段终年可通行万吨轮，这正是四川能坐稳长江上游枢纽的关键。行政区划刻意让四川江北区域覆盖主要港口，而将江南划归山地居多的凉山、攀枝花，既降低治理成本，又确保资源集中调配。

重庆的划界更显精妙。1997年直辖时，原属四川的万县、涪陵、黔江地区划入重庆，使直辖市长江干流增至691公里。表面看江南面积略大于江北，但江北的渝中、江北、沙坪坝集中了全市75%的经济总量，而江南的武隆、彭水等区县多为贫困山区。这种“以江北控江南”的模式，既能依托主城区辐射全流域，又避免江南形成独立经济板块。

纵观长江七省二市，除上海因特殊地位独占江南一隅外，其余省份无不遵循“江北主导，跨江治理”的原则。江苏江北控苏南，安徽江北带皖南，湖北江北掌武汉，重庆江北领三峡——这种区划逻辑既防止了“划江而治”的分裂风险，又通过江北平原的农业基底支撑江南工商业发展。当代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江苏力推“跨江融合”，安徽实施“拥江发展”，皆是历史区划智慧的现代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