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完美的游荡者和热情的观察者而言，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熙熙攘攘、流动不止的世界中，找寻一个属于自己的栖息之地……身处异乡，却仿佛无处不是家园；在观察世界的同时，又能巧妙地将自己隐藏于其中，恍若处于世界的中心。
——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
达累斯萨拉姆是坦桑尼亚最大的城市，拥有五个行政区，宛如五片紧紧依偎的花瓣，在印度洋岸边缓缓绽开。伊拉拉行政区（Ilala）承载了“花蕊”般的城市中心，静静占据着西南方向。
自此顺时针望去，仿佛又看到一匹无尾小马的轮廓。正西的乌邦戈行政区（Ubungo）像小马的脸蛋，它坐拥达市大学、大型商场和多家国企。西北的基农多尼行政区（Kinondoni）像飘逸的秀发，它富裕恬静，拥有迷人的滨海景观。紧接着，辽阔的印度洋徐徐铺展。
陆地再次浮现于东南。小马后身是基甘博尼行政区（Kigamboni），它虽濒临海岸，却因与市中心隔海相望，交通不便，发展相对滞后。小马身躯是正南的特梅克行政区（Temeke），尽管它拥有两座大型体育馆，但其整体经济仍显落寞。
我平日游荡的范围，大致只限于基农多尼和伊拉拉两区中靠近“花蕊”地带的区域。
伊拉拉：老博马—卡里亚库市场—切尔西酒店顶楼
去年二月，我刚到达市不久，参加了一次摄影展组织的城市漫步，主题是“人、经济与变革”。漫步集合点位于达累斯萨拉姆最古老的石头建筑老博马（Old Boma）——也是摄影展所在地。它坐落在伊拉拉区市中心地段一众高耸的海滨现代建筑之间，白墙厚重坚固，窗户均匀排列，方方正正，简洁又庄严。斯瓦希里语中，“博马”的意思是用篱笆或树枝围起来的地方，通常指代殖民时期的行政建筑等。如今，这个殖民地办公楼已成了博物馆。
漫步参与者约有二十人，几乎全是有闲的白人。我们从索科伊内车道出发——这是坦桑前总理的名字。达市很多街道都以政界人物为名，比如以坦桑国父命名的尼雷尔路。又比如，以莫桑比克国父命名的萨莫拉大道——这条道路以前被依次叫做港口之路（Barra Rasta，斯语）、金合欢树大道（Unter den Akazien，德语；Acacia Avenue，英语）以及独立大道（Independence Avenue）。
达市还有一条以首位拥有非裔血统的美国总统命名的奥巴马车道。政府为了迎接奥巴马2013年的到访，专门修改了海滨路的名字。
我们穿过售卖坦桑蓝宝石的印度街，经过几座肃穆的清真寺。一路上，街头现煎的圆球状椰奶米饼（Vitumbua）香气扑人；鲜艳的大伞下，色彩饱和的橙子与西瓜在自行车座上避暑，铺陈成摊，热情招徕着客人。随后我们便走进卡里亚库（Kariakoo）大型批发市场。
卡里亚库是我参加这次漫步的重要诱因。我一直想去这样的闹市，但传闻那里治安不佳、小偷横行，我迟迟不敢独自前往。
来到市场我才发现，那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险恶。它的确有些破旧拥挤，大路小道交错而行，稍不注意就会迷路。我们捂住背包，紧跟领队。
和所有的批发市场一样，卡里亚库的商品应有尽有，但需要细细寻找。由于卡里亚库曾进行过一轮维修和翻新，许多售卖香料、坚果以及粮食蔬果等等的商铺纷纷搬到了附近一幢四层建筑——基苏图（Kisutu）市场。不过，仍有许多小贩待在街头坚守。
我四处张望，见到许多新奇事物，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平常没见过的水果——比如味道像红薯香蕉的鸡蛋果、软糯香甜的番荔枝、酸甜多汁的刺果番荔枝，以及小贩提在手上的、写着中国字样但又不明所以的二手衣服和布袋。
为了保护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坦桑自2019年中旬开始全面实施限塑令，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一次性塑料袋，违者将面临严厉的罚款甚至监禁。编织袋成为替代品，中国的编织购物袋尤其受欢迎。街上，时不时就能看到个带着“宝”“福”“奶”字样的大红广告袋。
市场里肯定有不少中国商贩，但我却难觅其踪。他们大多做批发生意，偶尔也有人悄悄涉足零售。与索马里人、印度人和当地商贩不同，中国人更倾向于隐身幕后，鲜少在街头久留。
时间所剩无几，我们在市场简单转了一圈，便从扩音器里的叫卖声与歌唱声离开，按计划登上切尔西酒店顶楼。
站在楼顶，面对着东边的印度洋往下望，达市像一个个积木。道路上，巴加急（Bajaji，三蹦子）、轿车、波达波达（boda boda，摩托）和达拉达拉（dala dala，大巴）整齐划一地移动。
往远处看，达市的天际线在海洋的映衬中初露雏形：最显眼的是双子塔写字楼，紧挨着它，一边是坦桑港务局，一边是双塔酒店——它是中国央企投资兴建的中东品牌酒店。三个建筑均高约150米，比旁边的彩色小房高出个三五倍，可以称得上是迷你版的“陆家嘴三件套”。继续往左边看，稀稀疏疏地，还有一些高楼依偎在蓝天白云之下。
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当地领队皮尔斯正在给一个白人老太太指地面右侧的一棵椰子树（mnazi mmoja）花园，曾经矗立的那棵孤独椰子树现已不见。殖民时期，这个花园还只是一片空地，但它却发挥着重要的种族隔离作用。
花园附近是东边的第二区，允许建造小型石头建筑，印度和阿拉伯居民居住于此。往西走，卡里亚库附近，是充斥着临时住房的第三区，供非洲人居住。属于白人的第一区则在最东边的沿海地区，那里遍地欧式建筑。后来，花园成为独立的革命根据地。
见我旁听得入迷，皮尔斯便开始给我讲解。我向南边望去，后来我得知，那是特梅克行政区，其中，姆巴加拉区域（Mbagala）有许多破旧的铁皮屋，当地人戏称那里的居民是“低端人口”（low life）。
顺着皮尔斯的指向，我可以眺望到带有白色波浪纹的国家体育场——本杰明·姆卡帕体育场。这个体育场由中坦政府合作建设，2004年，第三任总统姆卡帕在奠基仪式体育场留言簿中写道：“体育场将是中坦人民友谊的丰碑”。
西边，道路堵得厉害。我看到山脉连绵起伏，皮尔斯让我聚焦建筑。原来，伊拉拉行政区里，一个矮小的绿顶建筑背后，一栋高出一个脑袋的灰色建筑鹤立鸡群。最高处，红色英文写着：中国商城（China Plaza）。
基农多尼到伊拉拉：小区—牡蛎湾—坦桑蓝大桥
去年三月，我在一所小学练习钢琴和小提琴。琴房位于基农多尼行政区的牡蛎湾社区（Oyster Bay），是达累斯萨拉姆五大行政区中最富裕的片区之一。不过，除了紧邻牡蛎湾的马萨基（Masaki）社区外，达市的所有社区都存在棚户区。
我住的别墅小区也属于基农多尼行政区，从那里出发，往东南方向行驶约两公里、六分钟，穿过以肯尼亚前总统命名的姆瓦伊·齐贝吉路，转入旧巴加莫约路，便能抵达牡蛎湾。接着几个迅速的弯道，沥青路变为颠簸的土路，整齐的瓦屋顶也换成了一片片锈迹斑斑的铁皮。琴房就坐落在这个棚户区。
理论上来说，我不应该四处游荡。我身边的同事都是“旅居者”，长期待在中国人聚居的圈子里，被熟悉的语言、饮食以及杂物包裹得严丝合缝，也没什么当地朋友。他们身处异国，却像是活在飞地。一位总觉得外面卫生堪忧、暗藏危险的“旅居者”曾用很多抢劫案例让我提高警惕。她提醒道：“网约车司机也会把你拐走。”
恐惧悄然滋生。在棚户区等车时，我总担心那些来来往往的男人会突然靠近。尽管蜂拥而至的只有几个伸手讨食的小孩，但我依旧不安。
终于，三月的一天，我在棚户区的小学里练完钢琴和小提琴后，忍不住向网约车司机求证达市的治安问题。我甚至问他：网约车司机到底会不会把人拐跑。
“姆宗古总是怕这怕那。”司机回答说。
姆宗古（Mzungu），斯语意思是白人，我连忙说自己是中国人。
“你们肤色浅，你们住在别墅区，你们有钱。说实话，哪怕是美国黑人，有时候都会被叫做姆宗古……总之，坦桑很安全。富人总是怕这怕那，坦桑富人也老觉得不安全。没事的。”
随着我对达市日益熟悉，朋友圈子也逐渐打开。四月，我跟着当地读书会漫步：从牡蛎湾购物中心出发，走到市中心阿迦汗环岛后折返，全程九公里。
牡蛎湾购物中心散发着一种惬意的气息。阳光透过枝叶繁茂的绿树，在整洁对称的彩色房屋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有柔和的米白，有明亮的橙黄，还有清新的海蓝。虽名为购物中心，但实际上，中心不过寥寥几间铺子：珠宝店、餐厅、书店，还有几家公司的办公点。
我们沿着海滨，从以几内亚国父为名的杜尔车道走到以肯尼亚国父为名的肯雅塔车道，接着登上坦桑蓝大桥。这座跨海斜吊桥全长1030米，主塔像一只倒置的“V”，其顶端镶着一块仿若宝石的雕塑，四周簇拥着如火焰般的红色金属条。
落日闪现，我们纷纷合影。一个当地女孩路过，我们侧身让行，她却停下来，说也想和我合照。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时，我常被翻来覆去地当作人体模特，但在坦桑，这是头一回，我有些犹豫。
当地人知道这里有不少中国人，也总是充满好奇，甚至对所谓的“中国发展”和“中国人富裕”抱有几分崇拜。不过，中国人很少出门，更别说和当地人混在一起。为了给她个好心情，或者说为了中非的友谊，反正我没好意思拒绝。
“中国人就好很多，”出版商赛亚说，“要是美国人，肯定会大叫，‘这个黑人居然要和我拍照！’”
“应该不是种族问题，主要他们注重肖像权。”我回答道。
赛亚说，“他们觉得要用照片来干坏事，但是在坦桑，大家就是为了好玩。”
同行作家丹终于开口反驳，“我觉得这样找别人拍照很不好，如果有人这样找我拍照，我不会同意的。他们对你感兴趣只是因为你的外貌与众不同，这样不对。”
伊拉拉到基农多尼：邮局社区公交站—摩洛哥路—购物者超市
今年二月，摄影展如期举行，展览主题为“共存”。
某个周日，我和好友龙弟一同前往老博马看展，然而，厚实高耸的木门却紧紧关闭。我再次端详这扇精美的木门：门楣上，花卉萦绕着1860的字样。门中央的竖框上也刻有细腻的花叶。两扇门上则排满了整齐的黄铜钉——这些门钉能起到防御作用，防止被敌人用大象撞开。
后来，闭展前，我将再次前往，会看到一位艺术家记录了种族隔离时期所划三区的当代瞬间——白人的、印度和阿拉伯人的、非洲人的。三个区域都有新建筑正在钢筋支架中拔地而起。在第二三区的交界处，有一条名为恩克鲁玛街的道路——它曾被称为阿拉伯人街，如今则以加纳首任总统命名。这条街上，一家中国连锁餐厅格外显眼，其左侧是韩国数码城，背后则矗立着一座清真寺的宣礼塔。
但那天我什么也没看着。打车到市中心花了一万先令（大约26元），我实在不愿就这么打道回府。龙弟灵机一动，大胆提议坐公交回家。
快速公交站台的票价是每人七百五十先令，伊拉拉行政区市中心的邮局社区（Posta）站是该线路的第二站。我们站在破旧的、绿色钢筋架构的半露天长廊里，满心兴奋，东走西晃，分析着这八条公交线的去向，阅读着玻璃窗上的公交卡广告。
毫不意外，我们错过了公交，而下一班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
在炎热的天气中，我们无助地望着远处的码头和鸣笛的轮船，目光追随着偷偷跑上公交车道的摩托以及步道上的行人。他们似乎也在注视着我们，嘴角带着一丝惊讶的笑意。与一些人对视时，他们会笑着说：“mchina，”意思是“中国人”。紧接着，他们便举起手中的瓶子，里面装着不知名的液体，或者是一幅画作，甚至是一个猴面包果，然后推销道：“You want?” 我尴尬地摇摇头。
一个认识的中国年轻朋友曾告诉我，周末坐公交车穿行达市，那种难得的闲适令人着迷。
我想，他等车时大概没像我这样煎熬。而他所谓的闲适也终成泡影。
公交车到来时，车厢里毫无缝隙可言，拥挤程度堪比北京的早高峰地铁。
见我迟疑，龙弟说，“要不别坐了。”
我一个箭步挤了进去。
我俩是车上仅有的“姆宗古”。
上了车，我俩几乎双脚离地。汗珠大颗大颗地滑落，窗外的风也被人墙堵死。我们期待着下一站能松活一点，然而，每站竟然还能上人。下车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儿才勉强挤出一条路，边挤边说，“Hodi hodi hodi……”
教科书里说，Hodi是斯语中的问候语，通常用于进入他人家或房间时，意思类似于“你好”或者“我可以进来吗？”然而，实践出真知，显然Hodi还有
着“我能出去吗？”“让一让”或者“excuse me”的功效。
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不臭哎！”
很多人都刻板印象地认为非洲人“不洗澡，很脏”“天生狐臭，味道很呛”，但在如此拥挤的地方，车里一点味道都没有。
龙弟也反应过来，惊呼，“真的哎！”
半小时就这样过去，我们抵达了终点站——也幸好是终点站，因为这里的公车不提示站名。
我们跟着大家走上破面极缓的旋转楼梯，穿过并不高的天桥——其上是中国人修的“东非商贸物流中心”的巨幅海报，然后，我们又对称着旋转了四圈下去。已近黄昏，但卖黄色鲜椰枣串的、卖糖果的、卖烤肉的还守着自己的摊位。
城市公交站与快速公交系统紧密相连。我们一人花上五百先令，准备乘城市巴士直达小区门口。我俩依然是车上仅有的“姆宗古”，反方向地坐在司机和副驾中间的女人止不住冲我俩笑。
我们虽然有些不自在，但也冲着她笑。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如此激动了。
为了买意大利冰激凌，我们提前在小区附近的超市“购物者”（Shoppers）下了车。
走在灰尘扑扑的土路大街，穿过炙热潮湿的空气，进入冷气永远过足的超市，找到那家总是用无数试吃勺宠溺我们的意大利冰激凌小店，买七千先令的最小盒，选两个口味——芝士蛋糕、酸奶又或者是莲花牌饼干，这都是我的最爱。然后，我和龙弟就开始抢着吃。
我突然发现，不经意间，我已经在达市构建了一个平凡生活。
一个熟悉，但依然陌生的生活。
我曾多次感觉自己已经扎下根来，甚至觉得自己已然与非洲人民站在同一阵线。直到我回到那座仿若飞地的别墅。门口那面精致的木制梳妆镜一如既往地映出我的身影。我无可避免地望向自己——
我总是想起自己被称作“姆宗古”的瞬间，仿佛自己的阶级与种族就这样无情地被定义。我那么渴望融入达市，可的确，我真正走过的地方十分有限——那些欠发达的区域，我至今未曾踏足。再者，就算我走遍多少犄角旮旯，或许我永远都会带着外来者的视角。
我只能继续游荡，扩大自己的足迹，窥探达市的遗产与发展、种族与阶级，也反思自己的身份。我相信，正如一句斯语谚语所言，“漫无目的的行走并非毫无收获，她/他可能会捡到好东西。”
阅读作者更多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