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乌江”系列报道之多元文化⑥：遍布乌江两岸的商务会馆

2025-05-30 15:08 旅游资讯 64 0

乌江流域的本土文化在叠代强势冲撞与柔性抚慰中，主动或被动、影响或渗融，锤炼出更加优秀、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促进贵州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在一定区域、一个时期、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密集、带有乡籍文化属性的商帮贾群贸易活动催生商贾文化、会馆文化等移民文化。

乌江流域的商贸活动自古有之

“海贝”在相当长的时间被赋予原始货币功能和财富象征，直到明末清初云南许多地区仍然在用，堪称我国币制史上一大奇迹。乌江流域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发现装有海贝的储贝器，和赫章可乐两座西汉早、中期墓葬出土的环纹海贝，是商贾在古夜郎时期交流、交易、交融的实物证据，从中可析出秦汉开发西南夷的踪影。

关于商贾在西南夷活动《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多持窃出市夜郎。”乌江流域生活着庞大的族群，在战国时期已形成大小不一的统治势力，其中夜郎最大，与相邻巴、蜀、滇、楚等国往来甚密，贸易自然早已有之。

至元十年（1273 年）朝廷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大批西部和西北诸部族中牧业、商业、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随军东迁而来，融入当地生活从事耕务，或经营买卖就地创业。元统一币制，商业交流便利化。丝、瓷、茶等贸易资源丰富，其影响带动了边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的快速发展，商品经济昌盛。至正午间庐陵商人彭如玉在今贵阳市（旧顺元城）出资建成大兴寺。

思南万寿宫刘朝能/摄

明永乐十一年（1413 年）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正式将贵州纳入明朝省级行政建置，制定“纳米给盐”标准，实行“开中”政策，商屯应运而生。此后，整个明清时期，庞大的军民、官商与文士不断迁移至贵州，促使贵州人口大增添、文化大融合、经济大变革、社会大进步。

商贸繁荣促进多元文化交融

“城镇”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集中生产、生活，逐渐形成乡村聚落，商贾长期频繁地开展贸易活动，推动一些地区发展为城镇。

乌江流域的水陆码头文化不断巩固发展，“因江岸以为镇” 顺势而生。宣统二年《贵州地理志》有记：“商贾走集之地则湄潭之永兴场、思南之煎茶场、安化之大堡场”“乌江渡为黔蜀要津……皆川盐输入之道也，境内商贾走集之地则推打鼓砦，贵州四大场之一也。” 其时，茶马古道行，滩渡码头兴，往来八方客，商贾两相迎，乌江商贾云集、文化荟萃。

随商贸而来，各籍商贾择地选址修建起规模不等、风格不一的宫、庙、祠。这些精神化建筑，原本为寄寓乡情、祭祖凝心、祈福吉顺、缅怀先贤、聚力谋势、通达信息、商议事务、互助互济、展示实力、防欺御辱……后来，为会馆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铜仁市石阡县城，禹王宫古建筑风光罗星汉/摄

商旅乡帮创生独特会馆文化

乌江流域明代有不少会馆入黔。比如 : 始建于明代万历十六年（1588 年），清多次重建的石阡万寿宫、禹王宫。万寿宫于清康熙年间，由江西五府与商号捐资重建，更名为“豫章合省会馆”。

一些宫、庙、祠没有直接转化以会馆名称形式出现，但从不失其寄寓乡情、祭祖凝心、聚力谋势等功能与作用。比如：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建，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由八大汞矿墏主出场修缮的开阳宝王庙。

清代商业较明代发达，商人更加活跃。从《黔南职方纪略》的记载中可见，入黔商人广布贵州各地，贵阳出现“汉多苗少”情况，各业商号密布。时有两广会馆，湖南会馆（又名三楚宫）、湖北会馆、云南会馆、江西会馆（又名万寿宫）、陕西会馆（又名春秋祠，曾称山陕会馆 )、马王庙、四川会馆（又名川主宫，分新老会馆 )、福建会馆（又名天后宫 )、江南会馆（又名九华宫 )，北五省会馆（秦、晋、冀、豫、鲁联建）等。

会馆是商帮活动的产物，既有来就有往贵州商旅、乡帮出黔贸易，于京、津、滇、川等地均建有会馆，本土亦有。在南北运粤盐的重要水陆码头榕江（旧古州）有建于清乾隆年间的贵州会馆。青岩古镇有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道光十二年（1832 年）扩建的贵州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