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林晓静，一个活了三十年的标准上海女人。
我的人生信条，写字楼里的生存法则，都建立在清晰的边界感和精准的投入产出比之上。
直到我跟着男友周宇，第一次踏上了湖南永州的地界。
飞机落地，一股混杂着水汽和植物味道的暖风扑面而来，周宇张开双臂，一脸陶醉，“闻到没？家乡的味道！”
我闻到了，但我说不出来那是什么味道。
不是我们熟悉的黄浦江边的风，也不是武康路上梧桐叶的味道。
那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但又完全陌生的味道。
而这，仅仅是我“想不明白”的开始。
第一个疑问：你们永州人，是不是觉得辣椒不要钱？
来之前，周宇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放心，我妈知道你不吃辣，特地给你准备了不辣的菜。”
我信了。
直到我坐上他家的饭桌，看着那满满一桌的“红红火火”，我感觉我的胃在对我发出最后的警告。
周宇的妈妈，一个热情得像火炉一样的阿姨，乐呵呵地给我夹了一筷子。
“晓静啊，快尝尝，这我们永州的血鸭，特地给你做的微辣！”
我看着那块在红油里翻滚的鸭肉，上面点缀着密密麻麻的红色小米椒，感觉“微辣”这两个字，在这里可能有全新的定义。
我艰难地扯出一个笑，夹起来，视死如归地放进嘴里。
一秒。
两秒。
三秒。
我的舌头没了。
紧接着，一股燎原之火从我的喉咙烧到了天灵盖，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
我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拼命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周宇他妈还在旁边关切地问：“怎么样？味道还行吧？是不是不够辣？”
我疯了。
这叫不够辣？
我拼命灌下一大杯凉白开，感觉自己喷出来的气都是辣的。
周宇赶紧打圆场，“妈，晓静她吃不了辣，你给她盛碗汤。”
阿姨恍然大悟，一拍大腿，“哎哟，你看我这记性！”
然后，她热情地给我端来一碗汤。
一碗飘着翠绿葱花和几颗红艳艳辣椒圈的……鱼头汤。
我看着那几个辣椒圈，它们在乳白色的汤里沉沉浮浮，像是在对我进行无情的嘲讽。
我真的破防了。
“阿姨，这个……”
“哦，这个不辣的！这个辣椒是我们本地的‘玻璃椒’，提个鲜味，不进到辣味里面的！”
我信你个鬼。
你们这里是不是对“不辣”有什么误解？
接下来的几天，我算是彻底领教了。
早餐的米粉，老板会习惯性地问一句：“要不要辣椒？”
我拼命摇头。
结果端上来的，还是在肉臊里藏了剁椒的。
老板一脸无辜：“那个不算辣椒，那个是配料。”
行。
中午去吃个便饭，我特地强调了八百遍，“所有菜都不要放辣椒，一点都不要。”
老板娘拍着胸脯保证：“好嘞！”
结果，青菜是清炒的，但炒青菜的猪油，是拿辣椒熬过的。
我感觉我的味蕾已经彻底阵亡了。
我开始怀疑人生。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辣椒这种东西，难道不是调味品吗？为什么在这里，它成了主食？
我拉着周宇，在一个我觉得相对安全的，卖冰镇米酒的小摊上，发出了我来自灵魂的拷问。
“周宇，你老实告诉我，你们永州人，是不是血液里都流淌着辣椒素？”
周宇被我问得直笑，给我递过来一碗冰凉的米酒，“哪有那么夸张。”
“还不够夸张？我这几天上厕所都感觉像在渡劫！”我压低声音，气得说不出话。
“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怎么说呢，生活态度吧。”他想了想，说。
“什么态度？自虐的态度？”我没好气地回他。
“不是，”他摇摇头，眼神里带着一点我看不懂的温柔，“我们这里湿气重，吃辣椒能祛湿。而且，你不觉得，大家一起吃得满头大汗，热热闹聊的，那种感觉很亲近吗？”
我看着他。
他的额头上也冒着细密的汗珠，眼睛亮晶晶的。
我承认，他说的那个画面，是有那么一点烟火气。
但是，代价是我的舌头和胃，我觉得这个买卖不划算。
这是我到永州的第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为什么一种调味品，能在一个地方，拥有如此至高无上，甚至超越了味觉本身的地位？
它是一种风俗？一种习惯？还是一种……社交货币？
我搞不懂。
第二个疑问：你们邻居之间的物理距离，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
在上海，我和我的邻居，可能住了三年，都不知道对方姓什么。
我们最默契的交流，就是在电梯里相遇时，礼貌地点头微笑，然后各自掏出手机，假装自己很忙。
门一关，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在永州，周宇家，我发现“门”这个东西，好像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摆设。
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式的单位小区，楼下有个大院子。
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他家的门几乎就没正经关上过。
邻居李阿姨端着一碗刚出锅的红烧肉，直接就走进来了，“尝尝，今天买的五花肉好！”
完全不用敲门。
她把碗往桌上一放，就自顾自地坐下来，开始跟周宇妈妈聊起了八卦。
“哎，听说了吗？三栋那家的小子，谈了个女朋友，比他大五岁呢！”
我当时正在客厅里敷面膜，穿着睡衣，整个人愣在原地，像个木雕。
李阿姨这才注意到我，眼睛一亮，“哟，这就是小周的女朋友吧？长得真水灵！”
她一边说，一边就朝我走过来，那架势，好像要上手捏捏我的脸。
我吓得赶紧往后缩了缩。
周宇妈妈特别自豪地介绍：“是啊，上海来的，叫晓静。”
“上海好啊！大城市！”李阿姨的嗓门更大了，“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打算在哪边办酒啊？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一连串的问题砸过来，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接受面试。
不，比面试还可怕。
面试官至少不会离我这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牙缝里塞的青菜。
这还只是个开始。
下午，我在房间里跟同事视频会议，讨论一个项目方案。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对门栋的王大爷探进一个脑袋，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小周啊，你家有多的酱油没？我家正好用完了。”
周宇赶紧起身去厨房拿。
王大爷就那么站在我房门口，好奇地盯着我的电脑屏幕，还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哟，现在年轻人都用这个讲话啦？真高级。”
我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的同事们在屏幕那头，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
晚上，我们一家人（加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串门过来的李阿姨和王大爷）在看电视。
楼下的张奶奶又上来了。
她一进来就唉声叹气，说她家孙子不听话，非要买个一万多的游戏机。
然后，所有人都开始帮她出主意。
周宇妈妈说：“你得好好跟他讲道理。”
李阿姨说：“讲什么道理！小孩子就是欠揍，打一顿就好了！”
王大爷说：“不能打，现在小孩金贵。要不，我明天去跟他聊聊？”
我坐在沙发的一角，感觉自己像是在看一出家庭伦理情景喜剧。
而这出剧的演员，是整个小区。
我真的不明白。
这种没有边界的亲近，难道不会让人感到窒息吗？
隐私呢？
私人空间呢？
难道大家都不需要一点点，只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吗？
我问周宇。
他正在帮王大爷把酱油倒进一个小瓶子里。
“我们这儿都这样啊，”他一脸的理所当然，“远亲不如近邻嘛。谁家没个需要搭把手的时候？我小时候发高烧，我爸妈不在家，就是李阿姨背着我去的医院。”
“那……那你们不觉得烦吗？”
“烦什么？”他把酱油瓶递给王大爷，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满是困惑，“大家都是关心你才来串门的呀。没人来，那才叫冷清呢。”
冷清。
这个词，在我的世界里，有时候约等于“清静”。
但在他的世界里，好像是个贬义词。
我看着他家那扇永远虚掩着的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扇门，到底隔开的是什么？又连接的是什么？
我好像，又多了一件想不明白的事。
第三个疑问：为什么一顿饭的意义，好像远远超过了食物本身？
在上海，请客吃饭，逻辑很简单。
定个餐厅，发个定位，大家AA，或者有头有脸的人做东。
吃什么，聊什么，都有个大致的范围。
生意场上聊合作，朋友之间聊近况。
高效，清晰，目的明确。
但在永州，一顿饭，简直就是一门玄学。
周宇的舅舅，从邻县开车一个多小时，特地来看我。
按我的理解，大家见个面，在外面餐厅吃一顿，聊表心意，就可以了。
但周宇他妈坚决不同意。
“那怎么行！第一次见面，必须在家里吃！这才有诚意！”
于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整个家就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阿姨和叔叔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忙活了一整天。
杀鸡，宰鱼，炖猪蹄。
那阵仗，不像是要做一顿饭，倒像是要开一个农家乐。
第二天，舅舅一家人来了。
满满当当一大桌子菜，感觉够我们吃一个星期。
然后，饭局就开始了。
这顿饭的重点，似乎完全不在于“吃”。
而在于“让”。
周宇妈妈不停地给我夹菜，我的碗堆得像座小山。
“晓静，吃鸡腿！这个鸡是自家养的！”
“晓静，尝尝这个鱼，早上刚从河里捞的！”
我拼命地吃，感觉自己像个填鸭。
而周-宇，则不停地给他舅舅敬酒。
他们喝的是那种本地的白酒，看起来度数很高。
每敬一杯，都要说上一段话。
从舅舅小时候怎么带他去河里摸鱼，说到舅舅现在生意做得多大，再展望一下未来的美好生活。
一套流程下来，酒喝完了，话也说完了，菜一口没动。
舅舅呢，则负责夸我。
“我们家周宇有福气啊，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晓静一看就是有文化、有修养的好姑娘。”
我只能尴尬地笑。
其实，我们才见了不到一个小时。
一顿饭，吃了足足三个多小时。
席间，聊了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吗？
好像没有。
就是不停地夹菜，敬酒，互相吹捧。
我感觉自己参加的不是家宴，而是一场盛大的、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社交仪式。
饭局的尾声，舅舅要走了。
他从后备箱里，拎出了一大堆东西。
一箱土鸡蛋，一只活鸡，还有一大块腊肉。
“给晓静带回去尝尝，我们乡下没什么好东西，就是这些土产。”
周宇妈妈又赶紧从家里拿出准备好的回礼，几盒茶叶，两条好烟。
两个人推来推去，又拉扯了十几分钟。
“哎呀，拿回去！”
“不行不行，太客气了！”
“自家兄弟，客气什么！”
最后，在一番激烈的太极推手之后，双方总算完成了礼物交换。
我站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顿饭，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
吃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子”和“人情”都得到位。
送礼也不是看你缺什么，而是看我有什么，表达的是一种“我心里有你”的态度。
我把这个困惑讲给周宇听。
他开着车，载着一后备箱的土特产。
“你不懂，”他说，“在上海，你们谈的是生意。在我们这儿，吃的是感情。”
“一顿饭，能吃出什么感情？”我不解。
“当然能啊。”他笑我，“我妈给你夹的每一筷子菜，是我舅舅开一个多小时车来看你，是我爸给你敬的那杯酒，这里面都是感情。看得见摸得着的。”
看得见，摸得着。
我看着后备箱里那只还在咯咯叫的鸡，陷入了沉默。
这种过于浓烈、过于具象化的感情，让我觉得有点沉重。
它不像微信红包，点一下就收了，干脆利落。
它是一份实实在在的人情债。
收下了，就意味着你得还。
怎么还？什么时候还？还多少？
这又是一门玄学。
我，一个习惯了用Excel表格来计算一切的上海女人，第一次感觉自己的CPU要烧了。
第四个疑问：你们对“守时”这个概念，是不是有什么集体性的误解？
我的生活，是被一张张时间表切割好的。
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十五出门，九点准时坐在工位上。
开会迟到五分钟，就是事故。
项目deadline晚一天，就是灾难。
时间，对我来说，是金钱，是效率，是生命。
但在永州，我发现，时间好像变成了一条可以随意拉伸的橡皮筋。
周宇有个表弟，在县城工作，说好周末要来看我们。
周宇妈妈问：“几点到啊？”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含糊的声音：“吃中饭的时候到吧。”
于是，从早上十点开始，阿姨就开始张罗。
菜洗好，切好，就等人来了下锅。
我们等到十一点半。
没人。
十二点。
没人。
十二点半。
周宇打了个电话过去。
“喂？到哪了？”
“哎呀哥，我刚出门，路上有点堵车。”
我当时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饥肠辘辘，感觉自己快要低血糖了。
我问周宇：“他从县城过来，要多久？”
“不堵车的话，四十分钟。”
“那他现在出门，到这里起码一点多了。”
“差不多吧。”周宇耸耸肩，一脸的无所谓。
我震惊了。
“那我们就干等着？”
“不然呢？”他反问我，“菜都准备好了，总不能我们先吃吧。”
我无法理解这种逻辑。
约定好的时间，为什么可以这么随意地更改？
因为堵车？
这是一个多么经不起推敲的理由。
如果你预见到会堵车，为什么不早点出门？
最后，表弟在将近下午两点的时候，终于姗姗来迟。
他一进门，没有丝毫的歉意，反而乐呵呵地打招呼。
“不好意思啊，出门晚了点。”
周宇妈妈也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心疼地说：“快坐下歇歇，肯定饿坏了吧，我马上去炒菜！”
好像迟到的人，反而成了最辛苦、最值得同情的那一个。
我坐在饭桌上，吃着这顿迟到了两个小时的午饭，感觉整个世界观都受到了冲击。
类似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反复上演。
约好下午三点去一个亲戚家坐坐。
结果，周宇爸爸午觉睡到了三点半才醒。
一家人慢悠悠地收拾停当，出门的时候已经快四点了。
我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却像是在逛公园。
“叔叔，我们迟到了。”我忍不住提醒。
“没事，”他摆摆手，“都是自家人，晚点到，他们正好可以多准备一下。”
我彻底无语了。
原来在你们的逻辑里，迟到还是为了对方好？
我开始观察。
我发现，在这里，“准时”似乎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品质。
公交车不按点发车，街边小店的老板随心所欲地开门关门，甚至连晚上的广场舞，大妈们也是三三两两，凑够一拨人就开跳，从不看表。
时间，在这里，仿佛失去了它的权威性。
它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催促着人们前进的鞭子。
而变成了一个温柔的长者，允许你偶尔的拖沓，原谅你小小的失约。
我跟周宇探讨这个现象。
我试图用我的“效率论”去说服他。
“你看，如果表弟能准时到，我们十二点就能吃上饭。吃完饭，下午还能安排别的事情。现在，整个下午都被浪费了。”
周-宇正在削一个苹果，他把苹果皮削得薄而不断。
“可是，我们下午也没安排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啊。”他说。
我愣住了。
是啊。
在这里，好像真的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
生活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没有明确的节点，没有紧急的任务。
大家似乎更看重“人”本身，而不是“事”。
只要人到了，团聚了，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看着他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忽然觉得，自己那个被时间表填满的人生，好像……有点可悲。
我每天急急忙忙，到底在追赶什么？
我追赶着KPI，追赶着房贷，追赶着一个又一个的deadline。
我以为我赢得了时间。
但或许，我只是成了时间的奴隶。
这个疑问，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我平静的心湖。
我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
第五个疑问：为什么你们的“热闹”，让我感到如此孤独？
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喜欢热闹的人。
在上海，我喜欢和朋友去淮海路的酒吧，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聊天。
我喜欢去人民广场看跨年演唱会，在几十万人的倒数声中迎接新年。
那种热闹，是匿名的，是自由的。
你身处人群，但你依然是你自己。
但在永州，我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热闹”。
一种让我无所适从，甚至感到孤独的热闹。
周宇家，似乎永远都处于一种“高朋满座”的状态。
吃完晚饭，麻将桌就支起来了。
周宇的爸爸，舅舅，还有两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叔叔，四个人围坐一桌，哗啦啦的洗牌声能传遍整栋楼。
周宇妈妈则和李阿姨、王奶奶她们，坐在沙发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那种情感调解类的电视节目。
她们的讨论声，比电视里的争吵声还大。
“这个男的就不是个东西！”
“活该！当初就说她眼瞎心盲！”
而周宇，和他那帮从小玩到大的发小，则在阳台上喝酒吹牛。
整个屋子，被各种声音填得满满当死。
麻将声，电视声，聊天声，大笑声。
我，一个外人，坐在这片喧嚣的海洋里，像一座孤岛。
他们聊的话题，我插不进去。
谁家儿子考上了公务员，谁家姑娘嫁了个有钱人，哪里的猪肉又涨价了。
这些话题，离我的生活太遥远了。
他们说的方言，我听得一知半解。
有时候，他们哄堂大笑，我只能跟着咧咧嘴，假装自己也听懂了笑点。
我试图融入。
我走到麻将桌旁，想学学规矩。
一个叔叔热情地给我讲解，“这个叫‘清一色’，这个叫‘碰碰胡’……”
我听得云里雾里。
我坐到阿姨们身边，想跟她们一起看电视。
李阿姨拍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晓静啊，你以后可得看准了人，别像电视里这个女的，傻乎乎的。”
我只能点头称是。
我甚至想过去阳台，听听周宇他们在聊什么。
结果，他们正在回忆当年一起逃课去网吧打游戏的“光辉岁月”。
我彻底放弃了。
那种感觉很奇妙。
你被一群热情的人包围着，他们每个人都在对你笑，都在关心你。
但你却感觉，自己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
你看得见他们的喜怒哀乐，却感受不到他们的温度。
你的孤独，不是因为被冷落，而是因为无法同频。
我一个人悄悄地溜回房间，关上门。
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能听到外面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喧闹声。
那声音，像潮水一样，一遍遍地拍打着我的房门。
提醒着我，我是一个闯入者。
我给在上海的闺蜜发微信。
“我快疯了，这里太吵了。”
闺蜜回我一个笑哭的表情。
“那你让他们安静点啊。”
我苦笑。
怎么说？
难道我要对周宇妈妈说：“阿姨，你们能小点声吗？我觉得很吵。”
我不敢想象她会是什么表情。
在他们的世界里，“热闹”等于“幸福”，“人气旺”是对一个家庭最高的赞美。
我的“安静”需求，在这里，可能是一种不合群的、矫情的怪癖。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热闹和热闹，是不一样的。
有一种热闹，能让你忘记自我，融入狂欢。
而另一种热闹，却会让你前所未有地，清晰地意识到，你有多么的……格格不入。
第六个疑问：你们对“家”的定义，边界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是在我准备离开永州的前一天，彻底爆发的。
那天，周宇的姑姑，一个据说在家族里非常有话语权的女性，特地来看我。
我们坐在客厅里，气氛有点像三堂会审。
姑姑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开口了。
“晓静是吧？听说你在上海做金融的？”
“是的，姑姑。”我礼貌地回答。
“那很辛苦吧？”她点点头，“女孩子嘛，没必要那么拼。工作稳定一点，清闲一点，以后好有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来了。
我最害怕的环节，终究还是来了。
“我挺喜欢我的工作的。”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那么强硬。
“喜欢归喜欢，但总要为以后考虑嘛。”姑姑的语气不容置疑，“你和周宇也老大不小了，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结了婚，就要马上考虑生孩子的事情。我们周家，可不能到他这一代断了香火。”
我感觉我的血压在升高。
什么年代了？还香火？
周宇妈妈在旁边帮腔：“是啊是啊，晓静，你们早点生，我们还能帮你们带带。”
我求助地看向周宇。
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低头在玩手机。
我心里的火，“蹭”地一下就冒起来了。
“姑姑，阿姨，”我深吸一口气，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我们的事，我们自己有计划。”
“你们年轻人懂什么计划！”姑姑的声调高了八度，“听我们的，没错！等你结了婚，就把上海的工作辞了，来长沙或者回永州，我们帮你找个事业单位的工作，安安稳稳的，多好！”
辞掉我奋斗了快十年的工作？
离开我熟悉的城市和朋友圈？
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做一份“安稳”的工作，然后生孩子，带孩子？
这是我的人生，还是她们给我规划好的人生？
我看着她们理所当然的脸，忽然觉得荒谬至极。
“我的工作，不会辞。”我一字一句地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什么时候生孩子，是我和周宇两个人的事，我们自己会决定。”
空气瞬间凝固了。
姑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周宇妈妈的笑容也僵在了脸上。
周宇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责备。
“晓静，怎么跟姑姑说话呢？”
这一句话，彻底点燃了我所有的委屈和愤怒。
我站了起来。
“我怎么说话了？我说错了吗？我的人生，为什么要由你们来安排？你们凭什么？”
“我们是为你好！”姑姑也站了起来，气得发抖。
“为我好？你们问过我想要什么吗？你们了解我吗？你们凭什么觉得，你们认为的好，就是我想要的好？”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一架。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收拾行李。
周宇在外面敲门。
“晓静，你开门，我们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我的声音都在抖。
“我姑姑她们也是好心，她们就是那种性格，你别往心里去。”
“我不能不往心里去！周宇，这不是她们的性格问题，这是边界感的问题！”我冲着门外大喊，“在你们看来，‘家’是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概念？只要是亲戚，就可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就可以替我做决定？”
门外沉默了。
过了很久，周宇才开口，声音很低沉。
“在我们这里，亲人之间，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是一家人，你的事，就是大家的事。”
一家人。
好一个“一家人”。
这个词，在上海，意味着最私密的、最核心的那个小圈子。
爸爸，妈妈，我。
但在这里，“一家人”似乎是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个人的意志，好像是微不足道的。
你必须服从于整个家族的利益和期望。
我忽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
我爱周宇。
但我能爱上他身后那个庞大的、无孔不入的“家”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地方。
第二天，我没有让周宇送我。
我一个人叫了车去机场。
坐在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永州城景。
那些充满了市井气息的街道，那些热情得让人不知所措的脸，那些让我困惑不解的习惯。
一切都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如今，我回到了上海，回到了我熟悉的公寓，熟悉的写字楼。
我又开始过上了那种被时间表精准切割的生活。
电梯里，我和邻居礼貌地点头，然后各自看手机。
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但是，有些东西，好像不一样了。
那六个疑问，依然盘旋在我的脑海里。
为什么辣椒那么重要？
为什么邻居没有距离？
为什么吃饭那么复杂？
为什么时间可以不算数？
为什么热闹让我孤独？
为什么家的边界那么模糊？
我想了好几天，依然想不明白。
或许，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的答案。
它们不是对与错，是与非的问题。
它们只是……不同。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生活的理解和选择。
一种，是上海的。
清晰，高效，独立，有边界。
像一杯加了冰的，精确调配的鸡尾酒。
另一种，是永州的。
热烈，浓厚，交融，无边界。
像一锅咕噜咕噜，什么都往里放的，火锅。
我和周宇，一个喝惯了鸡尾酒，一个吃惯了火锅。
我们能坐到一张桌子上吗？
我不知道。
手机响了，是周宇发来的微信。
“我妈让我问你，她给你打包的腊肉和血鸭，你吃了吗？她说血鸭要趁热吃，腊肉可以放久一点。”
隔着屏幕，我仿佛都能闻到那股霸道的辣味。
我看着窗外，黄浦江上华灯初上。
我拿起手机，慢慢地打下一行字。
“太辣了，我吃不了。”
想了想，又删掉了。
我重新打了一行。
“周宇，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