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落在河内内排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一股混着青柠、鱼露和劣质汽油味的湿热空气，像张黏糊糊的网，劈头盖脸地罩下来。我，李建国，一个在河南郑州开了十五年烩面馆的中年男人，第一次感觉自己像碗刚出锅的面，被瞬间泡发了，浑身都是陌生的味道。

我来河内，不是旅游，也不是考察生意。我是来找我那个“死”了二十年的爹，李大同。

兜里揣着一张褪了色的照片和一张皱巴巴的信纸。信是三个月前收到的，匿名的，从越南寄来。信上只有一行打印的字：“你父亲李大同在河内，地址是还剑湖旁三十六行街，卖河粉。”

照片是新的，用手机拍了打印出来的，像素很差。一个瘦得脱了相的老头，戴着顶斗笠，正低头给一碗粉里加豆芽。那张脸，哪怕烧成灰我都认得。我爹。那个在我十三岁那年，说出去南方打工，从此人间蒸发的男人。

我妈收到信那天，正在厨房剁排骨。她看完，没哭没闹，只是把信纸叠好，塞进口袋，然后举起刀，一刀一刀，把整块猪肋排剁成了肉泥。那声音，哐，哐，哐，像砸在我心上。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眼睛红得像兔子，声音却异常平静：“建国，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我懂她的意思。二十年了，在老家亲戚邻居眼里，我爹李大同是个南下打工遭遇意外的可怜人。我妈是守了二十年“活寡”的贞洁烈女。我，李建国，是没了爹却依旧孝顺争气的儿子。我们一家人，靠着这个谎言，像戴着面具一样，活得体面又心酸。

我问我儿子，十岁的李晓亮：“亮亮，你想不想爷爷？”

他正埋头打游戏，头也不抬：“我爷爷不是早就去天上了吗？老师说的，人死了就变成星星了。”

我心里一抽，像被针扎了一下。这个谎，是我亲口对他说的。现在，我要去把天上的“星星”拽回人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可我还是来了。瞒着我妈，骗她说去广州进一批新厨具。我就是想亲眼看看，那个男人，凭什么在那边心安理得地活着，把我和我妈的二十年，当成一个可以随手丢掉的旧包袱。我甚至想好了无数个见面的场景，每一个里，我都是冲上去，揪着他的领子，一拳砸在他脸上，问他一句：“你咋还有脸活着？”

这就是我来河内之前，心里全部的想法。简单，直接，像我做的烩面，汤是汤，面是面，清清楚楚。

但当我真的站在这片土地上，闻着这陌生的气味，听着耳边一句都听不懂的“新昭”“感恩”，我心里那股准备了二十年的恨，突然有点找不着北了。

【引子完】

第一章：三十六行街的迷雾

河内的清晨是被摩托车的轰鸣声吵醒的。

我住的旅馆在老城区，窗户外面就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把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楼下，成千上万的摩托车汇成一股铁流，喇叭声此起彼伏，夹杂着女人们尖细的叫卖声。

我捏着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信上说“还剑湖旁三十六行街”，可我昨天打车过来，司机比划了半天，告诉我三十六行街是一个巨大的区域，像个迷宫，每一条街卖的东西都不同，有丝绸街、草药街、玩具街……要在里面找一个卖河粉的流动摊贩，不亚于大海捞针。

我把照片翻来覆去地看。背景很模糊，只能看到一些老旧的法式建筑的黄色墙壁，还有一小截挂着红灯笼的屋檐。我把这点可怜的线索记在心里，一头扎进了三十六行街的迷雾里。

街很窄，两边的店铺把货物都堆到了人行道上。卖奥黛的、卖斗笠的、卖咖啡的、卖法棍面包的……琳琅满目。空气里，咖啡的醇香、烤肉的焦香、水果的甜香，还有下水道隐约的酸腐气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浓烈又充满生命力的味道。这和我老家郑州的味道完全不同，我们那的味道是实在的，是胡辣汤的辛辣，是烩面汤的醇厚。而这里，是飘忽的，抓不住的。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每看到一个卖河粉的摊子就凑过去，拿着照片比对。摊主们大多是女人，戴着斗笠，看不清脸，她们冲我摆手，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一上午问了不下二十个摊子，没一个是我要找的人。

中午，太阳毒得能把人烤化。我浑身湿透，又累又饿，随便找了个路边的塑料矮凳坐下，点了一碗河粉。摊主是个很年轻的姑娘，大概二十出头，会说几句蹩脚的中文。

“老板，你……找人？”她看我一脸愁容，递给我一小碟青柠和辣椒。

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把照片递过去：“对，找人。你认识他吗？也在这附近卖河粉。”

姑娘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摇了摇头：“不认识。这里卖粉的太多了，每天都在换地方。”她看我一脸失望，又补充道，“不过，你照片这个背景，有点像我们这边的‘草药街’，那边的房子都是黄色的，灯笼也多。”

“草药街？”我精神一振，“离这儿远吗？”

“不远，你顺着这条路一直走，过三个路口就到了。”

我三两口扒完碗里的粉，那味道，酸酸甜甜的，很爽口，但我没心情品尝。道了谢，我立刻朝着她指的方向走去。

草药街果然和照片上的背景很像。街道两旁全是卖各种干草、树根、香料的铺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药味。我放慢脚步，一家一家地看，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找。

我的心跳得很快，既期待又害怕。我怕找到他，又怕找不到他。这种矛盾的心情，像两只手在撕扯我的心脏。

走到街尾，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店铺开始亮灯，红色的、黄色的灯笼一串串亮起，把整条街映得暖洋洋的。我心里那股劲儿快要泄光了。也许，那封信就是个恶作剧。也许，他根本不在这里。

就在我准备放弃，转身回旅馆的时候，我的视线被街角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吸引了。

那里，停着一辆破旧的小推车，车上架着一口锅，锅里冒着热气。一个瘦高的男人，背对着我，正熟练地从滚水里捞出河粉，然后浇上一勺汤。他的动作很慢，但很稳，每一个步骤都像是重复了千百遍。

他没有戴照片里的斗笠，露出了花白的头发。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挪不动了。

我看着那个背影，二十年前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小时候，我爹也爱在家里给我们做饭。他最拿手的是捞面条，也是这样，背对着我们，站在灶台前，宽厚的肩膀随着捞面的动作一起一伏。那时候，我觉得我爹的背影，是世界上最能让人安心的东西。

可现在，这个背影，却让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

他忙完了手里的活，直起腰，捶了捶后背，然后转过身来，端着那碗粉，递给坐在小桌旁的客人。

那一瞬间，我看清了他的脸。

皱纹像刀刻一样爬满了他的额头和眼角，皮肤被南国的太阳晒得黝黑。但他笑起来的时候，嘴角那颗小小的痣，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是他。李大同。

他看起来……过得很好。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颠沛流离和悔恨交加，而是一种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后的平静，甚至，还有一丝满足。他跟客人说着什么，笑得很开心，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我准备了二十年的那句“你咋还有脸活着”，像一块石头，死死地堵在我的喉咙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只是站在街对面，隔着川流不息的摩托车，静静地看着他。他没有发现我。在他眼里，我大概和街上任何一个神色匆匆的异国游客，没什么两样。

天，彻底黑了。

第二章：那碗没有放香菜的河粉

我在街角的阴影里站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腿都麻了，才意识到自己还保持着一个僵硬的姿势。

我没有冲过去。那股在心里燃烧了二十年的火，在看到他笑容的那一刻，莫名其妙地熄灭了，只剩下一堆冰冷的灰烬。

我转身，默默地走回了旅馆。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眼睛睁得老大，窗外摩托车的噪音像永不停歇的潮汐，一阵阵拍打着我的耳膜。我想起了我妈。想起她二十年来，是怎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的。她年轻时也爱美，爱穿花裙子，后来，她的衣柜里就只剩下黑白灰三种颜色。她以前爱笑，后来，我很少见她笑。她把所有的爱和希望都给了我，也把所有的苦和恨，都自己咽了下去。

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建国，咱得活出个人样来，不能让人看扁了。”

为了这个“人样”，我们撒了弥天大G谎。现在，谎言的主角就在离我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悠然自得地卖着河粉，而我们，却被这个谎言囚禁了二十年。

越想，心里的灰烬里又冒出了火星。不甘心。我凭什么就这么算了？

第二天，我换了身衣服，戴上墨镜和帽子，又去了那条街。我没打算立刻相认，我想先看看，他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像个侦探一样，远远地找了个咖啡馆的二楼坐下，点了杯苦得掉渣的越南咖啡，视线就没离开过那个小小的河粉摊。

他的生意不错，客人络绎不绝。有附近的居民，也有像我一样的游客。他跟每个人都能聊上几句，虽然我听不懂，但能看出他在这里人缘很好。

中午时分，一个穿着奥黛的女人骑着摩托车来了。她看起来四十多岁，身材很瘦小，皮肤是健康的黝黑色。她熟练地跳下车，从车斗里拎出一个保温桶，走到我爹的摊子前，很自然地帮他擦桌子，收拾碗筷。

我爹看到她，脸上的笑容变得特别柔和。他接过保温桶，打开，里面是饭菜。女人一边帮他张罗，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我爹就听着，时不时点点头，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他们就像世界上任何一对最普通的夫妻。

我的心沉了下去。原来，他在这里，已经有了新的家。

那个女人，应该就是他的越南妻子。他们之间那种不用言语的默契，不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

我看着他们一起吃饭，女人会把自己碗里的肉夹到我爹碗里，我爹会顺手帮她擦掉嘴角的饭粒。那个画面，刺得我眼睛有点酸。我猛地喝了一大口咖啡，那股苦涩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里。

我突然觉得很可笑。我千里迢迢地跑来，是想当一个审判者，来质问他的罪行。可现在看来，我更像一个闯入者，一个不合时宜的小丑。

下午，我终于鼓起勇气，从咖啡馆走下来，朝着他的摊子走过去。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每走一步，都在想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是该叫他“爹”，还是直呼其名“李大同”？

我走到摊子前，他正低头切着柠檬。

“老板，一碗河粉。”我开口，声音比我想象的要沙哑。我说的是普通话。

他头也没抬，用一种带着浓重河南口音的蹩脚中文回我：“好嘞。要不要香菜？”

那一瞬间，我愣住了。

是他的声音。苍老了，沙哑了，但那股子河南味儿，一点没变。

我记得，小时候我最讨厌吃香菜，每次吃面，我爹都会特意给我挑出来。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说不出话。

他可能觉得我没听懂，又抬起头，用生硬的越南语问了一遍。当他抬起头，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我时，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他手里的刀，“哐当”一声掉在了案板上。

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睛瞪得老大，眼神里先是震惊，然后是不可思议，最后，变成了巨大的恐惧和慌乱。他下意识地想往后退，却被身后的锅台挡住了。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隔着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隔着二十年的光阴。

周围的人来人往，摩托车呼啸而过，都成了无声的背景。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看到他眼里的血丝一点点爬上来，看到他额头的皱纹因为紧张而挤在一起。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嘴唇在不停地抖。

最终，还是我先开了口。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道：“我不要香菜。”

第三章：沉默的红河

他给我做的那碗河粉，手一直在抖。汤洒出来一些，烫在他的手背上，他像是没感觉到一样。

我端着碗，坐在那张油腻腻的塑料矮凳上，低头吃粉。他没有坐下，就站在我旁边，手足无措地，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他一会儿擦擦桌子，一会儿整理一下筷子筒，眼神却不敢和我对视。

那碗粉，我吃得很慢。其实我没什么胃口，但我逼着自己一口一口地吃。我需要时间，也需要给他时间。

“……啥时候来的？”终于，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还是那股子河南腔。

“昨天。”我头也不抬。

“……你妈……她……还好不？”他的声音更低了，带着颤音。

我停下筷子，抬起头，直视着他：“你觉得呢？”

他被我问住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黝黑的脸涨成了猪肝色，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下意识地搓着手，那是我记忆里他紧张时的小动作。

“她以为你死了。”我平静地陈述一个事实。

他的身体猛地一震，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整个人都佝偻了下去。他靠在小推车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睛死死地盯着地面，仿佛那里有个洞可以让他钻进去。

周围开始有路人朝我们这边看，他显然也意识到了。他用越南语跟旁边那个女人（就是昨天那个）说了几句什么，那个女人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点点头，开始帮他收摊。

“建国……咱……换个地方说，中不中？”他近乎哀求地看着我。

我没说话，算是默许了。

他收摊的动作很利索，显然是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那个越南女人，我后来知道她叫阿阮，默默地帮他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装上摩托车。她一直没问我的身份，只是偶尔用一种担忧的眼神看看他，又看看我。

他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让我坐在后面。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上去。他的后背很瘦，隔着薄薄的衬衫，我能感觉到他骨头的形状。这和我记忆中那个宽厚温暖的后背，完全不一样了。

摩托车穿行在河内拥挤的街道上。风从耳边刮过，把所有嘈杂的声音都甩在身后。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他把我带到了红河边。河水是浑浊的黄色，缓缓地流淌着。河边有很多人在散步、钓鱼。他把车停在一棵凤凰树下，找了条长椅坐下。

夕阳把河面染成了一片金红色，很美。但我没心情欣赏。

“当年……为啥走？”我问出了那个在我心里盘旋了二十年的问题。

他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手抖得厉害，划了好几次才把火柴点着。他猛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被风吹散。

“我对不起你们娘俩。”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那时候，在老家跟人合伙做生意，赔了。不仅把家底都赔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他顿了顿，又吸了口烟。

“要债的天天上门，又是泼油漆又是砸玻璃。我一个大男人，在家里抬不起头。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没脸见你，更没脸见你妈。那天晚上，有个老乡说，去南方能挣大钱，我就……我就鬼迷心窍，想着出去闯一闯，等挣了钱再风风光光地回来。”

他的故事很老套，是我在电视剧里看过无数遍的情节。但我知道，发生在他身上，就是真实的。

“我偷着拿了家里最后五百块钱，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我不敢说，我怕你妈拦着我。我当时想，最多一两年，我就回来了。”

“可这一走，就是二十年。”我替他说了下去，语气里没有一丝波澜。

“是啊……二十年……”他苦笑了一下，眼角闪着泪光，“刚到南方，钱就被骗光了。我没脸回去，就跟着人蛇头，偷渡到了这边。想着在这边打黑工，挣点钱就回去。谁知道，护照被蛇头收了，人也被控制了，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好不容易跑出来，已经过去好几年了。那时候，我身无分文，又是个黑户，连回国的路费都凑不齐。”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后来，我就想，算了吧。我这样的人，回去也是个累赘，不如就当自己死了。你们……没有我，可能过得更好。”

“过得更好？”我冷笑一声，“你知道我妈这二十年是怎么过的吗？你知道我在学校里被同学指着鼻子骂‘没爹的野孩子’是什么滋味吗？你一句‘算了吧’，就把我们都撇干净了？”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刀子，扎在他心上。

他没法回答。他只是低着头，肩膀剧烈地颤抖着。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看着他，心里那股恨意，又一次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了。是怜悯吗？还是悲哀？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眼前这个哭泣的男人，既是那个抛妻弃子的罪人，也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可怜人。

就在这时，阿阮骑着摩托车找了过来。她停下车，远远地看着我们，没有靠近。她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

我爹看到她，止住了哭声，擦了擦眼睛。他站起来，朝我摆摆手，又朝她摆摆手，示意她过来。

阿阮走到我们面前，把饭盒递给我爹，然后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用生硬的中文说：“吃饭。”

我爹打开饭盒，里面是白米饭和两个炒菜。他把饭盒推到我面前：“建国，你……你一天没好好吃饭了，先吃点吧。”

我看着那盒饭，又看看他，再看看旁边那个一脸担忧的越南女人，心里五味杂陈。

我以为我来这里，是来上演一出儿子对负心父亲的审判大戏。没想到，剧本完全失控了。我现在，像是一个闯入了别人平静生活的不速之客，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第四章：一首歌谣，两段人生

我最终还是没有吃那盒饭。

我对他说：“我住的地方，你知道了。明天，我想听听你这二十年的事。所有事。”

说完，我没再看他，转身拦了辆摩托车就走了。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第二天，他没有来找我。来的是阿阮。

她找到我的旅馆，手里提着一篮子水果，见到我，局促不安地搓着手，用她那不熟练的中文，磕磕巴巴地跟我解释。

“他……病了。发烧。”她指了指自己的额头，“昨天……回去……就倒下了。”

我心里一紧。

“他……让我……来。对不起。”她说着，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让她进屋坐。她把水果放在桌上，然后就那么安静地坐着，低着头，像个等待宣判的犯人。

“你……都知道了？”我问她。

她点点头，眼圈红了。“他……都说了。他……不是好人。对不起……你妈妈。”

我看着她，一个朴实的越南女人，她有什么错呢？她可能也是个受害者。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十五年了。”她小声说，“我……男人死了。带着一个孩子。遇到他的时候，我在码头扛包。他……帮我。他……人好。”

“人好？”我重复着这两个字，觉得无比讽刺。一个抛弃了自己妻儿的男人，在另一个女人眼里，却是个好人。

“他……很想家。”阿阮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真诚，“他晚上说梦话，都叫……你妈妈的名字。还有……你的。建国。”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他有一个小盒子，锁着。不让我看。昨天，他打开了。里面是……你们的照片。”她比划着，“一张……全家福。你……很小。”

那张全家福我记得。是我上小学前拍的，也是我们家唯一一张全家服。照片上，我爹把我扛在肩膀上，我妈依偎在他身边，笑得很甜。

“他为什么不回去？”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阿阮摇了摇头，眼泪掉了下来：“他说……没脸。他说，他是罪人。回去了……会打扰你们。他说，就这样……很好。”

就这样很好？

我突然明白了。他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时间拖得越久，他越没有勇气。他给自己编织了一个“为我们好”的借口，然后心安理得地躲在这个异国的角落里，开始新的生活。这是一种懦弱，一种自私的自我安慰。

“他有个儿子？”我问。

阿阮点点头：“嗯。叫阿平。今年……十四岁了。”

十四岁。比我爹离开我时，大一岁。命运真是一个可笑的轮回。

那天下午，我跟着阿阮，去了他们的家。

那是在一条很深很深的巷子里，一栋两层高的法式老房子，墙皮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房子很小，也很旧，但收拾得很干净。

我爹躺在二楼的木板床上，盖着一床薄薄的毯子，脸色蜡黄，嘴唇干裂。看到我，他挣扎着想坐起来。

我走过去，把他按住了：“躺着吧。”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不安。

一个少年从门外探进头来，黑黑瘦瘦的，眼睛很大，好奇地打量着我。他应该就是阿平。

他用越南语问阿阮，我是谁。阿阮摸了摸他的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爹朝他招了招手，用越南语对他说了几句什么。阿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走到我面前，用生涩的中文说：“哥哥……好。”

我看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是他的哥哥？这个称呼让我觉得荒谬又心酸。

屋子里的气氛很尴尬。

我爹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地，把他这二十年的经历，更详细地讲了一遍。偷渡的艰辛，打黑工的血泪，被欺负被压榨的绝望。他说，有好几次，他都想一死了之。直到遇到阿阮母子，他才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阿阮和阿平，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看着我说，“没有他们，我早就成了一具烂在码头上的骨头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阿阮就坐在床边，默默地给他擦汗，喂他喝水。阿平则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做作业。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画面。一个河南男人，一个越南女人，一个混血的少年，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不速之客”，就这么共处一室。

傍晚的时候，他烧得更厉害了，开始说胡话。他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我仔细听，听清了几个词。

“……烩面……香菜……别放……”

然后，他突然用河南话，轻轻地哼起了一首歌谣。

“月亮爷，白晃晃，俺给恁，烧股香……”

那是我小时候，他经常抱着我唱的歌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夏天的晚上，他会抱着我坐在院子里，指着天上的月亮，一遍一遍地唱给我听。

歌声很轻，很微弱，像从遥远的记忆深处飘来。

坐在一旁的阿平，也跟着他，用一种非常别扭的腔调，哼了起来。

“……月亮……爷……白……晃晃……”

阿阮告诉我，这是我爹教给阿平的唯一一首中文歌。阿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他爸爸很喜欢。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转过身，快步走下楼，冲到院子里。

我靠在斑驳的墙壁上，眼泪终于决堤。

一首歌谣，连接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被他亲手抛弃，一个被他小心翼V护。而我，夹在中间，像个笑话。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李大同，你凭什么？你凭什么用我的童年，去温暖另一个孩子的童年？

第五章：一部没有信号的手机

我在河内待了五天。

这五天，我没有再提让他跟我回去的事。我只是每天都去他家。有时候，他精神好点，我们就坐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们聊郑州这二十年的变化，聊我开了家烩面馆，聊我的儿子李晓亮。

我把手机里晓亮的照片给他看。他戴着老花镜，凑得很近，看了很久很久。

“像你。”他说，“比你小时候好看。”

他的手想去摸屏幕，又缩了回来，仿佛那上面有什么东西会烫到他。

阿阮和阿平对我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戒备和恐惧，变得慢慢自然起来。阿阮会变着法给我做各种越南小吃，阿平会把他新买的游戏机拿给我玩。他们小心翼翼地，试图讨好我。

我心里很清楚，他们怕我把我爹带走。

这个家，虽然贫穷、破旧，但它是完整的，是温暖的。而我，是那个随时可能把它打碎的人。

第五天晚上，我决定跟我妈视频通话。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我就是想让她亲眼看看，这个男人还活着。也许，我想把这个难题，重新抛回给她。

我找了个借口，说想让晓亮看看越南的爷爷。我把手机架好，拨通了视频。

那边很快就接了。是我老婆。

“建国，你那边事儿办完了没？妈天天问你啥时候回来。”

“快了。让妈接下视频。”

很快，我妈的脸出现在屏幕上。她瘦了，也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

“建国啊，你咋还瘦了？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吧？”她一开口，就是熟悉的关心。

我把镜头转向坐在一旁的我爹。他正紧张地搓着手，身体绷得像块石头。

屏幕那头，我妈的声音戛然而止。

视频里出现了长达十几秒的死寂。我能听到的，只有我们这边，和他们那边，同样沉重的呼吸声。

我妈的脸在屏幕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她只是死死地盯着镜头里的那个男人。她的手，握着手机的那只手，开始轻微地颤抖。

我爹也看着屏幕里的她。他的嘴唇翕动着，想叫一声她的名字，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二十年的岁月，像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在他们之间。

最终，我妈什么也没说。她没有哭，没有骂，甚至没有一丝表情。她只是默默地，把视频挂断了。

手机屏幕，黑了。

我爹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坐在椅子上，眼泪无声地往下流。

我也愣住了。我预想过我妈的各种反应，或是歇斯底里的咒骂，或是痛彻心扉的哭泣。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令人窒iga的平静。

这种平静，比任何激烈的反应都更让我心慌。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了我老婆的电话。她的声音很急。

“建国，你赶紧回来吧！妈病了！”

“怎么了？”

“昨天跟你视频完，她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不喝。今天早上我进去一看，她晕倒在地上，送到医院，医生说是……是突发性脑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挂了电话，立刻定了最早一班回国的机票。

我走的时候，我爹、阿阮、阿平都来送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爹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

到了机场，临进安检口，他突然拉住我。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建我……这个，你拿着。”

我打开一看，是一沓钱。全是越南盾，有新有旧，皱皱巴巴的，最大面额的也没几张。我知道，这可能是他这些年所有的积蓄了。

“我不要。”我把钱推了回去。

“拿着！给你妈看病用！”他急了，声音都变了调，河南话脱口而出，“我……我不是个东西！我对不起她！这点钱……你拿着！算我……算我赎罪了！”

他把钱硬塞进我的包里，然后转过身，不敢再看我。

阿阮和阿平站在不远处，眼圈都是红的。阿平朝我挥了挥手，小声说：“哥哥……再见。”

我看着他们三个人，一个摇摇欲坠的老人，一个瘦弱的女人，一个半大的孩子。他们站在一起，像三棵在风中相依为命的小树。

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带他走。

我把他带回去，能改变什么呢？我妈会原谅他吗？这个破碎的家能重圆吗？不能。我带他走，只会毁了眼前的这个家，让阿阮和阿平失去唯一的依靠。

我心里一直纠结的那个难题，在这一刻，突然有了答案。

我走上前，从他颤抖的手里，抽走了那包烟，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别抽了。”我说，“对身体不好。”

然后，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在那边，好好活着。以后，别再玩消失了。”

他愣住了，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不敢相信。

我没再说什么，转身，走进了安检口。我没有回头。我怕一回头，我就会心软。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透过舷窗，看着身下这片越来越小的土地，看着那条浑黄的红河，心里空落落的。

这场迟到了二十年的寻亲，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没有审判，没有原谅，也没有团圆。

我们，只是各自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轨道。就好像，我只是来河内出了一趟差，看了一个和网上说得完全不一样的越南。这里的人，很善良，很努力地活着。

就像我那个“死”了二十年的爹一样。

第六章：一碗加了盐的汤

我回到郑州，直接奔向了医院。

我妈躺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闭着眼睛，很安静。医生说，抢救过来了，但情况不乐观，右半边身体偏瘫，以后能不能恢复，要看康复情况。

我老婆红着眼睛告诉我，我妈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手机。

我坐在病床边，握着她那只没有输液的手。她的手很凉，皮肤松弛，布满了老年斑。就是这只手，拉扯着我长大，撑起了我们那个风雨飘摇的家。

我心里充满了愧疚。是我，打破了她维持了二十年的平静。我以为我是在寻求一个真相，一个公道，结果却给了她最沉重的一击。

我趴在病床边，跟她道歉：“妈，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该去……”

她没有反应。

接下来的日子，我医院、烩面馆两头跑。我把店交给徒弟打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里照顾我妈。给她擦身，喂饭，按摩。

她渐渐好转起来。能开口说一些简单的词了，虽然很含糊。右边的手脚，也能轻微地动一动了。

但她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我爹的任何事。就好像，那通视频电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她不说，我更不敢提。那个男人的名字，成了我们母子之间新的禁忌。

我们小心翼翼地绕开这个话题，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和平。

出院那天，我去给她办手续。在缴费单上签字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一长串的数字。住院、手术、康复……费用高得吓人。我烩面馆这几年的积蓄，基本上都砸进去了。

我突然想起了我爹塞给我的那笔钱。

回到家，我把那个布包拿出来，把里面皱巴巴的越南盾一张张铺在桌子上。我上网查了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有……三万多块钱。

三万多。对于医院的开销来说，是杯水车薪。但对我爹来说，这可能是他一碗一碗河粉，卖了十年甚至更久才攒下来的。

我看着那些钱，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一天晚上，我给晓亮辅导作业。他突然问我：“爸，你不是说去广州了吗？怎么我听妈妈说，你去了越南？”

我心里一惊，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去越南，是去找爷爷了吗？”他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我愣住了：“谁……谁告诉你的？”

“我偷听到你和妈妈说话了。”他低下头，玩着自己的手指，“爷爷……他还活着，对不对？”

我沉默了。

“爸，爷爷为什么不回家？他是不是不要我们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把他搂进怀里，拍着他的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中间复杂的恩怨情仇。我只能说：“不是的。爷爷……他有他的难处。他很想我们。”

“那我们能去看他吗？”

我摇了摇头：“现在不行。等以后……等以后再说。”

我安抚好儿子，心里却是一片混乱。这个被我们掩盖了二十年的秘密，终究还是暴露在了阳光下。它像一根刺，扎在我们家每一个人心里。

我妈的康复很漫长。每天，我都要扶着她，在小区里练习走路。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吃力。

有一天，我们走到小区的花园里。她突然停下脚步，指着不远处一个正在用智能手机拍照的老头，含糊不清地对我说：“……手……机……”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

她又指了指我，又指了指那个老头。

我突然懂了。她是想让我，教她用智能手机。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花一个小时，教她怎么用微信，怎么视频通话。她的手指不灵活，总是点错。一个简单的操作，我要教上几十遍。但她学得很认真，比康复训练还认真。

我问她：“妈，你学这个干啥？”

她不说话，只是指着手机屏幕上，那个绿色的通话按钮。

我心里咯「噔」一下，明白了什么。但我不敢问，也不敢说。

第七章：烩面里的香菜

半年后，我妈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虽然走路还是有点跛，但生活基本能自理了。

她学会了用微信。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跟亲戚朋友视频聊天。她的话也多了起来，有时候还会跟我开玩笑。家里的气氛，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那个男人的名字，我们依旧绝口不提。那笔越南盾，我也悄悄地收了起来，没敢让她看见。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慢慢地被时间冲淡，最终成为一个我们谁都不会再触碰的，结了痂的伤疤。

直到那年冬至。

按照我们河南的规矩，冬至要吃饺子。那天，我早早地收了店，回家和我老婆一起包饺子。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时不时地指挥我们：“那馅儿再多放点盐……皮儿擀薄点……”

一家人其乐融融。

饺子包好了，我正准备下锅。我妈突然把我叫住了。

“建国。”

“欸，妈，咋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慢慢地走到我身边。她拿起我的手机，熟练地解锁，打开了微信。然后，她把手机递给我。

屏幕上，是一个视频通话的请求。

对方的头像，是一个戴着斗笠的男人。

是阿阮帮他申请的微信号。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我下意识地想挂断。

“接。”我妈看着我，只说了一个字。她的眼神，异常平静，但又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我犹豫了一下，按下了接听键。

屏幕亮起，出现了我爹那张苍老又熟悉的脸。他那边好像也是晚上，光线很暗。他看到我们，显得很局促，对着镜头，只是咧着嘴傻笑。

“……过节好。”他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

阿阮和阿平的脸也从旁边挤了进来，他们俩冲着镜头使劲挥手。

我妈没说话。她只是从我手里拿过手机，把镜头对着正在锅里翻滚的饺子。

“……吃饺子了。”她说。声音有点含糊，但很清晰。

屏幕那头，我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使劲点头：“欸……欸……吃……吃饺子……”

那天的视频通话，没有持续很久。我们没有聊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就是这样，让他们看着我们吃饺子。我妈偶尔会问一句：“那边……冷不冷？”我爹就赶紧回答：“不冷，不冷。”

挂断视频后，我妈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对我说：“饺子要出锅了，捞吧。”

我看着她平静的侧脸，心里百感交集。

我知道，她没有原谅。有些伤害，是一辈子都无法原明亮的。但她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和过去和解。不是为了那个男人，而是为了她自己，也为了我，为了这个家。

她不想再被仇恨困住，也不想我们再被那个谎言束缚。

从那以后，每逢过年过节，我们家都会有一次这样的视频通话。很短暂，也很沉默。我们聊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家常。天气，饭菜，身体。

我们谁都没有提“回来”这两个字。我们都默契地知道，现在的距离，就是最好的距离。我们是两个家庭，被一根看不见的线，微弱地连接着。

我的烩面馆生意越来越好，开了分店。晓亮上了初中，个子蹿得比我还高。我妈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已经能自己去楼下打麻将了。

去年，我回老家上坟。在我“爹”的那个空坟前，我烧了纸。

我对那块冰冷的石碑说：“爹，你在那边，放心吧。妈……挺好的。”

我不知道，我这话，是说给坟里的“他”听，还是说给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卖河粉的李大同听。

或许，他们早就在我心里，合二为一了。

前几天，我店里来了个小伙子，背包客，刚从越南回来。他跟我聊起河内，说那里的河粉特别好吃。

我笑了笑，给他下了一碗烩面。

他吃了一口，赞不绝口：“老板，你这烩面，汤真鲜！”

我看着碗里翠绿的香菜，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我爹也是这样，给我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然后仔细地，把我不爱吃的香菜，一根一根地挑出去。

有些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无论你走多远，都忘不掉。

就像有些人，有些事。你以为你忘了，其实，他一直都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于你的生命里。

我对我老婆说：“明天，给咱妈那碗汤里，多加点盐吧。她口重。”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淡了，就加点盐。苦了，就熬过去。有些事，说开了是疤，不说，也能开花。

至于越南人跟网上说的一样不一样？嗨，哪儿的人都一样，都是想把日子过好罢了。不吹不黑，就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