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去台湾,是我儿子张远提的。
他说,妈,我毕业了,咱家是不是得有个毕业旅行?
我说,行啊,你想去哪儿?新马泰还是欧洲十国游?妈给你赞助。
他摇摇头,镜片后的眼睛亮亮的,说,去台湾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台湾。
一个熟悉又陌生,在新闻里天天见,却又感觉隔着一层毛玻璃的地方。
我丈夫老张,一个在国企干了半辈子,还有两年就退休的老同志,头摇得像拨浪鼓。
“去那儿干嘛?乱糟糟的,再说也不安全。”
张远说:“爸,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看那些新闻。我想去看看诚品书店,逛逛夜市,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节奏。”
“生活节奏?”老张哼了一声,“全世界的生活节奏都一样,挣钱,吃饭,睡觉。能有什么不一样?”
我夹在中间,心里也犯嘀咕。但看着儿子那张充满期待的脸,他大学四年,除了卷绩点就是卷实习,好不容易毕业了,瘦得跟个猴儿似的,我心疼。
我说,去就去吧,就当陪儿子散散心。
老张看我发了话,虽然不情愿,但也没再说什么。我们家,大事他做主,这种“花钱买罪受”的旅游小事,他一般听我的。
于是,办证,订票,订酒店,一套流程下来,半个月后,我们一家三口,拖着三个大行李箱,降落在了桃园机场。
一股湿热的,带着点海腥味的风扑面而来,跟北京的干燥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心里有点打鼓,这地方,真有儿子说的那么好?
从机场到台北市区的出租车上,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讲话慢悠悠的,带着一种软糯的腔调。
“你们是来自由行的哦?那很棒欸。”
老张坐在副驾,板着个脸,一副“我就是来考察”的严肃表情。我呢,习惯性地想跟司机师傅套近乎,问问房价,问问收入,问问孩子上学难不难。
结果,司机大叔的话题完全不在我的频道上。
他指着窗外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说:“你们看,我们这里的米很好吃的哦,政府都有补助,所以很多年轻人也愿意回来种田,不会都挤在城市里。”
他又指着远处的小楼房:“那个是我们自己盖的房子啦,不用很豪华,舒舒服服就好。”
我跟老张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丝困惑。
在北京,我们跟出租车司机聊天,聊的是什么?是今天又堵了多久,是哪个小区的学区房又涨了,是谁家的孩子进了大厂,年薪百万。
没人会跟你聊种田舒不舒服。
到了酒店,前台的小姑娘,扎着马尾辫,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声音甜得像块糖。
“张先生,张太太,张同学,欢迎你们哦。这是您的房卡,房间在九楼,有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她说完,还鞠了个躬。
我跟老张又对视了一眼。
我们住过的五星级酒店也不少,服务员也都客客气气,但那种客气,是职业化的,标准的,像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微笑。
而这个小姑娘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她好像真的很高兴我们能来。
进了房间,我累得往床上一躺,对老张说:“你说,这里的人是不是都学过表演?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客气?”
老张正在检查房间的消防设施,这是他的老本行,也是他的职业病。他头也不回地说:“服务行业嘛,都是培训出来的。假得很。”
我没说话,但心里隐隐觉得,好像不全是假的。
接下来的几天,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们去西门町,人挤人,跟王府井似的。我最怕人多的地方,下意识地就把我的斜挎包紧紧抱在胸前。
结果,一个骑着机车的年轻人,车头不小心轻轻碰了我一下,他立刻摘下头盔,连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阿姨你没事吧?”
那态度诚恳得,让我准备好的一肚子埋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只能摆摆手,说没事没事。
老张在旁边嘀咕:“装模作样。”
我瞪了他一眼。
我们去夜市吃小吃,蚵仔煎、大肠包小肠、豪大大鸡排。每个摊位的老板,无论多忙,都笑脸相迎。
“这个要不要加辣?”
“我们家的甜不辣很好吃的哦,要不要尝一下?”
“慢慢吃,小心烫哦。”
那种关心,不是为了让你多消费,就是一种……一种习惯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我看着一个卖木瓜牛奶的阿姨,额头上全是汗,但她递给一个小朋友牛奶的时候,还是会笑着说:“小帅哥,要拿稳哦。”
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家楼下那个卖早点的。
每天早上,都跟打仗一样。
“要什么快说!”
“扫码!码在那儿!”
“下一个!”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我们买东西的,生怕说慢了被后面的人挤兑。卖东西的,生怕你耽误他一秒钟,影响他做下一单生意。
大家都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精准,高效,但是,没有温度。
在台北的街头,我看到最多的词,是“谢谢”。
下公交车,乘客会对司机说“谢谢”。
去便利店买瓶水,店员会对你说“谢谢”。
问个路,路人给你指完路,你对他说谢谢,他还会回你一句“不客气,谢谢”。
一开始我特别不习惯。
我一个五十多岁的北京老阿姨,活了半辈子,除了对领导和客户,很少把“谢谢”挂在嘴边。对家人?更不可能了。好像说了“谢谢”,就生分了。
但在这里,“谢谢”就像空气一样自然。
它不是一种刻意的礼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互相尊重。
我开始观察这里的人。
他们走路,不快不慢。
他们说话,轻声细语。
他们在地铁上,会自觉地把后背包背在胸前,怕碰到别人。博爱座(也就是我们的老弱病残孕专座)永远是空着的,哪怕车厢里再挤,也没有年轻人去坐。
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小面馆吃午饭。
店里只有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忙得脚不沾地。
我们旁边一桌,坐着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吃完面,他们很自然地把碗筷收到回收处,还把桌子用纸巾擦干净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
我对张远说:“你看看人家这孩子。”
张远推了推眼镜,说:“妈,这很正常。在学校,老师也教我们要自己收拾。”
我说:“教是教了,有几个人真这么干的?在咱们那儿,吃完饭不把一片狼藉的餐桌拍个照发朋友圈,都算素质高的了。”
老张在旁边喝着汤,冷不丁冒出一句:“花钱吃饭,凭什么还要自己收拾?惯的他们。”
我气不打一处来:“张卫国!你能不能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老张被我吼得一愣,没再吭声。
我知道,他不是坏,他就是……习惯了。
习惯了用挑剔的眼光看世界,习惯了凡事都讲“凭什么”,习惯了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简化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苦过,穷过,怕过。我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拼了命地往上爬,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活得比我们好,能成为人上人。
所以我们“卷”。
从幼儿园开始,就要上各种兴趣班。
小学,要进最好的学区。
中学,要请最贵的家教。
大学,要读最热门的专业。
毕业了,要进最大的公司,挣最多的钱,买最大的房子,开最好的车。
我们的人生,就像一部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一步都不能错。
我们焦虑,我们疲惫,我们内耗。
我们把这种焦虑和疲惫,也传递给了我们的孩子。
张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他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听话懂事。
但他不快乐。
他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爱好。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宏大的,名为“成功”的目标服务的。
这次来台湾,我发现,他变了。
他会饶有兴致地在一家小小的独立书店里,待上一下午。
他会跟民宿的老板,聊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聊得眉飞色舞。
他会在垦丁的海边,租一辆电动车,载着我,迎着风,大声地唱歌。
那首歌我听不懂,是某个台湾乐团的,但我能听出,他的声音里,有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快乐。
有一天晚上,老张看球赛,早早睡了。
我跟张远在酒店的阳台上,吹着晚风,聊天。
台北的夜,很安静。没有广场舞的喧嚣,没有刺耳的汽车鸣笛。远处是101大楼的灯火,近处是星星点点的民居灯光,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
张远突然对我说:“妈,我有点羡慕这里的人。”
我的心,猛地一沉。
“羡慕什么?”
“羡慕他们可以活得这么……从容。”他斟酌着用词,“我今天在书店,看到一个年轻人,他一边看店,一边自己做木工。我问他,这样能挣多少钱。他说,挣得不多啦,够生活就好。他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较重要。”
我沉默了。
“妈,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喜欢什么。”
“所有人都问我,你考了多少分,你能上哪个大学,你能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好像一直在为别人活着。为你们的期望,为社会的标准。”
“我有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就像一个填空题。我只需要把那些‘正确’的答案,一个个填进去,就可以了。”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重锤,一下一下,砸在我的心上。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就像他小时候一样。
“儿子,是妈不好。妈以前……太着急了。”
“妈怕你走弯路,怕你吃亏,怕你像我们一样,活得那么辛苦。”
“可是妈忘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聊他的迷茫,他的压力,他对未来的恐惧。
这是我们母子之间,第一次这样敞开心扉地交谈。
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那个安静的夜晚,我才发现,我那个引以为傲的儿子,内心,其实是一个那么脆弱,那么需要被理解的小孩。
旅行的转折点,发生在我们去九份的那天。
九份,一个建在山上的小城,因为电影《悲情城市》而闻名。
石阶,窄巷,红灯笼,茶馆。
很有味道,但人也是真的多。
我们随着人流,一步一步往上爬。老张的体力最先告罄,找了个茶馆,坐下就不动了。
“你们去吧,我在这儿等你们。这破地方,有什么好看的。”他一边擦汗,一边抱怨。
我懒得理他,拉着张远继续往上走。
走到山顶,视野豁然开朗。
一边是层层叠叠的屋檐,一边是蔚蓝的太平洋。
海风吹来,带着咸湿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
张远拿出相机,不停地拍照。
我看到他脸上,洋溢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采。
我们找了一家芋圆店,坐在靠窗的位置,一边吃着软糯的芋圆,一边看着山下的风景。
张远突然开口,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坚定。
“妈,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了?”
“我不想去我爸给我找的那个国企了。”
我心里一惊,手里的勺子都差点掉了。
老张托了多少关系,送了多少礼,才给张远铺好了这条路。工作稳定,待遇优厚,说出去体面。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好的工作。
“那你想干什么?”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想……先不工作。”
“什么?!”我声音都变了调。
“妈,你先别激动。”他看着我,眼神很认真,“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去gap year。”
“什么玩意儿?嘎……嘎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就是间隔年。我想去不同的地方,打打工,换换宿,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我想找到,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胡闹!”我压低了声音,但怒火已经烧到了嗓子眼,“你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去打工?你知不知道,这一年,你会错过多少机会?你的同学,都已经在升职加薪了,你还在端盘子?你疯了?”
“我没疯,妈。我觉得,在北京那样活着,才叫疯了。”他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每天挤地铁,每天加班,每天开会。三十岁,还完房贷,四十岁,为孩子的学区房发愁。五六十岁,带孙子。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妈,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天上掉馅饼的生活吗?张远,你太天真了!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表象!人家台湾人活得从容,那是因为他们发展得早,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大的竞争压力!你生在中国,生在北京,你就得认命!就得去卷!”
我们的争吵,引来了周围人的侧目。
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深吸了一口气。
“儿子,听妈的,别犯傻。先去单位报到,稳定下来,比什么都强。”
“我不。”他倔强地扭过头,看着窗外,“如果稳定,就是要以牺牲我所有的快乐为代价,那我宁可不要。”
那一刻,我看着他年轻而执拗的侧脸,突然感到一阵无力。
我发现,我根本不了解我的儿子。
我以为我给了他最好的,但我给的,却都不是他想要的。
那天的谈话,不欢而散。
下山的时候,我们俩一路无话。
找到老张,他看我们脸色不对,问怎么了。
我没说话,张远直接把他的决定,跟老张复述了一遍。
可想而知,老张当场就炸了。
他的反应比我激烈一百倍。
“混账东西!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子!老子辛辛苦苦供你读书,是为了让你去当流浪汉的吗?”
他扬起手,就要往张远脸上扇。
我赶紧扑过去,拦在中间。
“张卫国你干什么!有话好好说!”
“跟他有什么好说的!他就是被这几天看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洗脑了!什么狗屁生活节奏,都是懒汉的借口!”
父子俩就在九份的街头,当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吵得不可开交。
我夹在中间,只觉得头晕目眩,心力交瘁。
我突然觉得,这次台湾之行,就是一个错误。
它就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把我们家潜藏已久的所有矛盾,都放了出来。
回北京的飞机上,我们三个人,全程零交流。
气氛尴尬得能结出冰来。
老张气得脸都绿了,张远则是一副“我没错,我坚持到底”的表情。
我坐在他们中间,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我看着窗外的云层,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我一遍遍地回想这几天的经历。
那些礼貌的问候,那些真诚的微笑,那些从容不迫的步伐,那些干净整洁的街道。
我问自己,我真的羡慕那样的生活吗?
是的。
实话实说,我超级羡慕。
我羡慕的,不是他们的物质条件。说实话,台北的城市建设,很多地方,看起来还不如我们北京。高楼大厦没我们多,马路没我们宽,移动支付也没我们方便。
我羡慕的,是那种精神状态。
是一种不焦虑,不攀比,不内耗的松弛感。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的尊重。
他们好像每个人,都活得很“自洽”。
他们接受自己的平凡,也享受自己的平凡。
他们不会因为你开了一家小小的奶茶店而瞧不起你,反而会觉得,你很棒欸,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们的人生,好像不是只有“成功”这一个选项。
他们有好多好多的选项。
可以去种田,可以去开咖啡馆,可以去做木工,可以去环岛骑行。
他们的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
而我们呢?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人生是一场赛跑,你必须拼尽全力,跑赢所有人。
我们的人生,是一条被规划好的,唯一的轨道。
任何偏离轨道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是“不务正业”,是“浪费生命”。
我突然有点理解张远了。
他不是想当流浪汉。
他只是,不想再被那条无形的轨道,捆绑着往前走了。
他想去旷野上,看一看。
飞机落地,手机开机。
无数的微信消息,工作邮件,涌了进来。
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那种被信息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的窒息感。
走出机场,北京的空气,一如既往的干燥,带着熟悉的雾霾味道。
路上的车,开得飞快。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奔波的疲惫。
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
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回到家,老张把行李一扔,就进了书房,把门摔得震天响。
张远也默默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突然觉得无比疲惫。
晚上,我做了一桌子菜。
都是他们爷俩爱吃的。
我把饭菜端上桌,去敲他们的门。
“吃饭了。”
没人应。
我又敲了一遍。
“张卫国,张远,出来吃饭!”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一前一后地打开。
两个人坐到餐桌前,谁也不看谁,埋头吃饭。
我给老张夹了一筷子红烧肉。
“吃吧,累了一天了。”
他又给我夹了回去。
“没胃口。”
我又给张远夹了个鸡腿。
“多吃点,都瘦了。”
他也给我夹了回去。
“不饿。”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上来了。
我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你们俩想干什么?要绝食是吗?一个个的,都给我摆着张臭脸,给谁看呢?”
“一个是我老公,一个是我儿子,是我最亲的人。结果呢?在外面,跟仇人一样。回到家,还跟仇人一样。”
“你们不累,我都累了!”
“张卫国,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不就是儿子不想去你找的单位吗?他都二十二了,是个大人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不行吗?非要所有人都按照你的想法活,你当你是皇帝啊?”
“还有你,张远!你爸是为你好,他怕你吃苦,怕你受罪,他有错吗?你有什么想法,就不能好好说吗?非要用这种方式,来跟你爸对着干?你觉得你这样很酷吗?”
我一口气把心里的话,全都吼了出来。
吼完,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他们俩,都被我吼懵了。
客厅里,一片死寂。
只有我的抽泣声。
过了很久,老张叹了口气。
他站起来,抽了张纸巾,递给我。
“别哭了。多大岁数的人了。”
他的语气,软了下来。
张远也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妈,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跟你说话。”
那天晚上,我们家,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会议”。
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像三个平等的成年人一样,坐下来,沟通。
老张说了他的担忧。
他怕张远年轻气盛,走了弯路,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他说,他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是想让老婆孩子,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张远也说了他的想法。
他说,他感谢父母为他做的一切。但他真的不想,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看到自己六十岁时的样子。他想去闯一闯,哪怕失败了,也无怨无悔。
我呢,我把我这几天的所见所感,都说了出来。
我说:“老张,咱们活了半辈子,活得太用力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真正地活过一天。”
“我们总是在担心未来,总是在跟别人比较。我们忘了,生活,不只是生存。”
“台湾人的生活,我羡慕。我羡慕的,不是他们有多少钱,有多好的福利。我羡慕的,是他们那种,活在当下的心态。”
“他们好像,比我们更懂得,怎么去‘生活’。”
“咱们的儿子,他不想再像我们这样活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支持他一次呢?”
我对老张说。
也对,我自己说。
那场谈话,持续到深夜。
最后,老张掐灭了手里的烟,对张远说:
“我给你一年时间。”
“这一年,我不给你一分钱。你自己去打工,自己去挣路费。你要是能坚持下来,一年后,你想干什么,我都不管了。”
“你要是坚持不下来,就乖乖给我滚回来,去上班。”
张远看着他爸,眼睛里闪着光。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爸,谢谢你。”
老张别过头,没看他。
“谢什么谢。赶紧滚去睡觉。”
我知道,这个固执了一辈子的男人,妥协了。
一个月后,张远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离开了家。
他要去云南,做义工。
我把他送到楼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儿子,照顾好自己。钱不够了,就跟妈说。”
“放心吧,妈。”他笑着,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会给你寄明信片的。”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
有不舍,有担心,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老张站在我身边,递给我一张纸巾。
“行了,儿大不由娘。随他去吧。”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每天,上班,下班,买菜,做饭。
老张每天,看报,喝茶,盘算着退休后的生活。
北京的节奏,还是那么快。
周围的人,还是那么焦虑。
但我的心,好像,慢了下来。
我开始,学着去“生活”。
我会在下班的路上,绕到公园里,看一会儿夕阳。
我会在周末,关掉手机,给自己煮一壶茶,看一本书。
我开始,对给我送快递的小哥,说一声“谢谢,辛苦了”。
我开始,在老公下班回家时,给他一个拥抱。
这些微小的改变,并没有让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我能感觉到,我,没有那么紧绷了。
我好像,找回了一点,在台北街头,感受到的那种松弛感。
张远,会定期给我们打电话,寄明信片。
他在云南的山区,教孩子们画画。
他在大理的客栈,弹着吉他,唱着歌。
他在成都的街头,吃着火锅,辣得满头大汗。
照片上的他,黑了,瘦了,但笑得,是我从未见过的灿烂。
老张每次收到明信片,都会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地看上半天。
嘴上说着:“臭小子,就知道玩。”
但那眼角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
有一次,我问他:“老张,你后不后悔,让他出去?”
他沉默了半天,说:
“我只是后悔,我年轻的时候,没这个胆子。”
我笑了。
是啊。
我们这一代人,缺的,或许不是机会,不是能力。
而是一点,为自己活一次的,胆子。
那趟台湾之行,到底改变了什么?
它没有解决我们生活里的任何一个具体问题。
我们依然要面对拥堵的交通,高昂的房价,和激烈得让人喘不过气的社会竞争。
但它,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投进了我们家那潭死水般的生活里,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它让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到底,想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没有标准的答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但至少,我们知道了,除了那条唯一的轨道之外,人生,还有一片,更广阔的旷野。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