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我被舷窗外巨大的、毫无遮拦的太阳晃了一下眼。
那是一种在北京上海绝对见不到的太阳,金得发白,带着一种原始的、不容置喙的暴力,直挺挺地砸下来。
乌鲁木齐到了。
我深吸一口气,不是文艺青年式的拥抱远方,而是被机舱里憋了四个多小时的浊气顶的。
空气里有股味道。
干燥,清冽,还夹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烤肉香?
我掏出手机,想给表妹方芳发个微信。
信号,一格。
行吧,这很西域。
我叫林蔚,今年二十九,在上海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卷到头秃,活得像个高速旋转的陀螺。这次请了一周的假,飞越三千多公里,是来参加我亲表妹方芳的婚礼。
她要嫁给一个乌鲁木齐本地人,叫图尔逊,维吾尔族。
我妈在电话里唉声叹气,说你小姨这回是把心操碎了,养那么好的女儿,跟扔出去没两样。
我嘴上说着“都什么年代了,爱情无国界,何况只是出个省”,心里却也犯嘀咕。
方芳,我那个从小在上海弄堂里一起长大的表妹,说话嗲声嗲气,拧个瓶盖都得哼唧半天,她能适应这里?
走出机场,热浪裹挟着尘土扑面而来。
图尔逊和他爸妈一起来接机。
图尔逊很高,眼窝深邃,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笑起来一口白牙,挺精神的小伙。
他爸妈就……太热情了。
他妈,一个微胖的阿姨,后来我知道她叫阿依古丽,一把抓住我的手,力道大得我怀疑她年轻时是捏核桃的。
“哎哟喂,这就是林蔚吧?可算来了!路上累坏了吧?”
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像一锅煮得正欢的抓饭,热气腾腾。
我扯出一个标准的、练习过上万次的社交假笑:“阿姨好,不累不累。”
他爸,伊斯梅尔叔叔,相对沉默,只是憨厚地笑着,帮我把行李箱搬上车。
那是一辆有些年头的桑塔纳,车里挂着叮叮当当的装饰品,放着我听不懂但异常欢快的音乐。
阿依古丽阿姨就坐在我旁边,抓着我的手不放,眼睛像X光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今年多大了呀?”
“二十九了。”
“哎哟,那可不小了,有对象没?”
我头皮一麻。
来了,全国统一的亲戚问候套餐。
“呵呵,还……还在看。”我含糊其辞。
“得抓紧啊!你看我们方芳,二十六就结婚了,多好!女人嘛,还是要有个家!”
她拍着我的手背,那力道,像是在给猪肉盖检疫章。
我只能“嗯嗯啊啊”地应着,眼光瞟向窗外。
天宽地阔,马路也宽得不像话,两边的建筑风格迥异,路牌上是两种文字。一切都透着股粗犷和陌生。
方芳和图尔逊的新房在一个老小区,没电梯。
伊斯梅尔叔叔一口气把我的大箱子扛上了五楼,脸不红气不喘。
我看着他壮硕的背影,再想想我那个连下楼取快递都宁愿多花三块钱的爹,心里有点感慨。
门一开,我差点以为自己走进了菜市场。
客厅里、阳台上、过道里,乌泱泱全是人。男女老少,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至少有二三十口。
看见我们进来,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聚焦在我身上。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不是来参加婚礼的,是来被参观的。
方芳从人群里挤出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姐!你可来了!”
她瘦了,也黑了,但眼睛亮晶晶的,是我从没见过的神采。
“你这儿……开party呢?”我小声问。
“什么呀,这都是图尔逊家的亲戚,听说你来了,都过来看看。”
看看……
我感觉自己像动物园里刚运来的新物种。
接下来,就是一场漫长而盛大的“认亲仪式”。
“这是大舅!”
“这是二姑!”
“这是图尔逊的表哥,在开出租车!”
“这是他表嫂,馕打得最好吃!”
……
我脸上的肌肉已经笑僵了,机械地重复着“你好你好”,脑子里一团浆糊,谁也没记住。
他们每个人都用那种纯粹的、毫不掩饰的好奇目光打量我,从头到脚,仿佛要研究出我的基因序列。
一个胖乎乎的大婶,抓着我的胳膊捏了捏,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跟旁边的人哇啦哇啦说了一通,大家哄堂大笑。
方芳在我耳边翻译:“三婶说你太瘦了,像根豆芽菜,不好生养。”
我:“……”
我一米六八,九十八斤,在上海,这叫骨感。
在这里,我成了营养不良。
混乱中,我被按在沙发上。
随即,各种吃的流水一样端了上来。
刚烤出来的羊肉串,滋滋冒油。
金黄色的烤包子,皮薄馅大。
大盘鸡,土豆炖得又面又糯。
还有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干果、点心、酸奶、奶茶……
阿依古丽阿姨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递给我,那碗比我的脸还大。
“来,林蔚,喝!咸的,我们自己熬的,对身体好!”
我硬着头皮喝了一口。
又咸又香,带着浓郁的奶味和茶味,味道很奇特,但……还行。
“好喝吧?喝完!喝完再给你盛!”
我看着那一大碗,感觉自己的肾在隐隐作痛。
一个小时后,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东西。
一块西瓜,两串羊肉,半个烤包子,三块哈密瓜,无数颗葡萄和杏干,还有那一大碗要命的奶茶。
我的胃,一个常年被轻食沙拉和代餐奶昔精心呵护的、脆弱的上海胃,正在发出痛苦的呻吟。
可他们还在劝。
“再吃点!”
“别客气!”
“到我们这儿,就要放开了吃!”
图尔逊的二舅,一个长得像摔跤手的壮汉,直接把一根羊腿塞到我手里。
“丫头,吃这个!这个补!”
我拿着那根比我小臂还粗的羊腿,欲哭无泪。
这哪里是待客,这分明是填鸭。
我终于明白,在这里,“你吃饱了吗”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一个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反复证明的哲学命题。
你不仅要吃,还得吃得香,吃得多,吃出“我快要撑死了但我还能再战三百回合”的气势。
这代表着你对主人的尊重,对食物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
我,一个连吃自助餐都要先喝两杯水垫垫肚子的人,第一次感受到了食物带来的压力。
那是一种甜蜜的、沉重的、无法拒绝的负担。
好不容易熬到亲戚们散去,我瘫在沙发上,感觉自己像一具被填满了水泥的麻袋。
方芳递给我一杯水,坐在我旁边。
“怎么样,还适应吧?”
我看了她一眼,有气无力地说:“你们家亲戚,是把这辈子的饭都打算今天让我吃完吗?”
方芳哈哈大笑。
“他们就是热情。你吃得越多,他们越高兴。”
“再高兴下去,我就要进医院了。”
我揉着肚子,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表妹。
“说真的,你……习惯吗?”
方芳脸上的笑容淡了一点,她剥开一颗巴旦木,放进嘴里,慢慢嚼着。
“刚来的时候也不习惯。”
她说。
“感觉自己没有隐私,没有个人空间。我跟图尔逊吵个架,不出十分钟,他七大姑八大姨就全知道了,然后轮番上阵来劝架。劝的也不是谁对谁错,就一句话:‘两口子,过日子,别计较’。”
我能想象那场面。
太窒息了。
“还有,他们觉得女人结婚了就该待在家里,生孩子,做家务。我之前不是在设计公司上班吗?他妈就老念叨,说女孩子家家的,画那些图有什么用,不如早点生个娃娃实在。”
“那你怎么想?”我追问。
“我?”方芳看着窗外,夕阳把她的侧脸染成温暖的金色,“我一开始也觉得受不了,觉得他们干涉我,不尊重我。我甚至想过分手,回上海。”
“那为什么没回?”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有一次我发高烧,半夜三点,烧到快四十度。图尔逊急得团团转,他一个电话,他爸、他哥、他舅,三辆车五分钟就到楼下了,直接把我拉到医院。他妈和姑姑们也全来了,一个给我擦身子,一个去排队缴费,一个回家给我熬汤。整个晚上,十几个人,就那么围着我一个人转。”
方芳的眼睛里泛着光。
“姐,在上海,我不敢生病。生病了,我只能自己叫救护车,自己一个人躺在医院打点滴。那种孤独,你懂吗?”
我懂。
我当然懂。
上一次我急性肠胃炎,疼得在床上打滚,我一边吐一边给自己叫外卖买药,备注里写着:求求骑手小哥,帮我把药放在门口就好,家里没人,爬不起来。
那种感觉,不是孤独,是绝望。
“在这里,我永远不是一个人。”方芳说,“他们的爱,有时候是挺烦人的,像一床厚棉被,压得你喘不过气。但天冷的时候,也只有这床棉被,能让你从里到外都暖和起来。”
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一直以为,她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是被这片土地的粗犷蒙蔽了双眼。
现在我才发现,她比我清醒。
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为此要放弃什么。
第二天,我被一阵巨大的剁肉声吵醒。
天刚蒙蒙亮,我看了眼手机,早上六点。
我住的次卧,正对着厨房。
我爬起来,看见阿依古丽阿姨和另外两个不认识的阿姨,正在厨房里忙活。
巨大的案板上,堆着小山一样的羊肉和胡萝卜。她们一边聊天,一边手起刀落地剁着,那场面,极具视觉冲击力。
见我起来了,阿依古丽阿姨立刻放下刀,给我端来一碗刚冲好的热牛奶。
“醒啦?快喝了暖暖身子。今天要做抓饭,中午亲戚们都来吃。”
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婚礼前的“待客日”。
我喝着牛奶,看着她们三个女人在厨房里穿梭忙碌,配合默契,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男人呢?
我往客厅里瞅了一眼。
图尔逊、伊斯梅尔叔叔,还有几个男性亲戚,正盘腿坐在地毯上喝茶,聊天,看电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他们悠闲的脸上。
那一刻,一种微妙的不爽,从我心里升了起来。
凭什么?
凭什么女人就要天不亮起来做饭,男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喝茶聊天?
我,一个深受女权思想熏陶的现代独立女性,看不惯这个。
我走进厨房,卷起袖子:“阿姨,我来帮忙吧。”
三个女人同时停下手中的活,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
“不用不用!”阿依古丽阿姨赶紧把我往外推,“你是客人,哪能让你动手!去看电视,去看电视!”
“没事阿姨,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坚持。
“那……那你帮我把这些胡萝卜切成丝吧。”阿依古丽阿姨拗不过我,递给我一把刀。
我接过刀,拿起一根比我胳膊还粗的胡萝卜。
在上海,我偶尔也做饭。
切个胡萝卜丝,小菜一碟。
我深吸一口气,运足了力气,开始切。
五分钟后,我看着案板上那一堆长短不一、粗细不均的“胡萝卜条”,陷入了沉思。
阿依古丽阿姨走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
她默默地拿过我手里的刀和胡萝卜,然后,我的表演开始了。
只见她手腕翻飞,刀光闪烁,只听见“笃笃笃笃”一阵密集的声响,像一曲激昂的打击乐。
不到一分钟,一根完整的胡萝卜,就变成了一堆粗细均匀、宛如机器切割出来的胡萝卜丝。
她甚至没看案板。
全程,她都在和旁边的姑姑聊天。
我站在旁边,手里还攥着一根胡萝卜,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另一个姑姑看我愣着,笑着拍拍我:“丫头,你回客厅吧,这里油烟大,别熏着你了。”
我被“请”出了厨房。
客厅里,男人们的茶话会还在继续。
图尔seun看见我,朝我招招手:“姐,来喝茶。”
我走过去,一屁股坐下。
他给我倒了一杯热茶。
我看着他,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们这儿,都是女人做饭吗?”
图尔逊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也不是,我爸也会做饭。但家里来客人,特别是做抓饭这种大事,一般都是我妈她们来,她们做得好吃。”
“好吃?”我心里冷笑,“我看是她们做惯了吧。”
这话我没说出口。
我知道,跟他们争论这个没有意义。
这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传统和习惯,不是我一个外人,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
我只是觉得悲哀。
为方芳,也为这里的女人们。
中午,亲戚们又乌泱泱地来了。
两大锅抓饭,用那种巨大的、像脸盆一样的盘子端上来。
米饭粒粒分明,闪着油光,胡萝卜的甜,羊肉的香,混合在一起,确实好吃。
大家围坐在一起,直接用手抓着吃。
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笨拙地用手指把米饭和肉拨进嘴里。
气氛热烈得像要爆炸。
每个人都在大声说笑,劝酒,劝饭。
我坐在人群中,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岛。
他们的快乐是真实的,是发自内心的。
而我,融不进去。
我看到方芳,她已经能很熟练地用手吃饭了。
她给图尔逊的碗里夹肉,又给旁边的小侄子擦嘴,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属于妻子的温柔和满足。
她好像,真的属于这里了。
饭后,女人们收拾碗筷,男人们继续喝茶。
我和方芳躲进房间里说悄悄话。
“看见没?”我忍不住吐槽,“男女分工也太明确了吧。”
“还好吧。”方芳不以为意,“他们男人在外面挣钱也很辛苦的。再说,做饭也没什么不好,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饭,多好。”
“那你呢?你的设计事业呢?就这么放弃了?”
“没放弃啊。”方芳从床头拿出一个速写本,“我接一些线上的私活,时间自由,也挺好的。”
我翻开她的速写本,里面画着很多新疆元素的图案,色彩明快,线条流畅,比她以前在公司画的那些商业稿,多了很多灵气和生命力。
“图尔逊很支持我。”方芳说,“他把他那个储藏室给我改成了工作室。他妈虽然嘴上念叨,但每次我画画的时候,她都会悄悄给我端一碗酸奶进来。”
我合上本子,心里五味杂陈。
也许,生活的方式从来没有对错之分。
只有合适不合适。
我用我那套上海中产的价值观,去衡量她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傲慢。
下午,图尔逊的姑姑们拉着方芳和我,去逛大巴扎。
说是要给方芳买几件像样的首饰,婚礼上戴。
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大巴扎,跟我去过的任何一个市场都不同。
异域风情浓郁得化不开。
华丽的地毯,精美的铜器,闪闪发光的首饰,还有各种颜色的香料,堆成一座座小山。
姑姑们显然是这里的常客。
她们拉着我们,熟门熟路地在各个摊位间穿梭,跟老板们讨价还价。
她们的砍价方式,也让我叹为观止。
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
一个姑姑看中一条金项链,老板开价五千。
她直接把价格砍到三千。
老板面露难色。
姑姑也不多话,拉着我们就走。
走出不到十米,老板果然追了上来。
“回来回来!三千就三千!给你们了!”
姑姑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回过头,又从三千砍到了两千八。
我目瞪口呆。
这哪里是砍价,这简直是抢劫。
最后,她们给方芳买了一条金项链,一对金耳环,还有一个金手镯。
花了两万多。
我以为是各买各的,结果,是三个姑姑凑钱买的。
“这是我们当姑姑的一点心意。”一个姑姑把首饰塞到方芳手里,“以后好好跟图尔逊过日子。”
方芳的眼圈红了。
我站在旁边,心里也挺不是滋味。
在上海,亲戚之间,送个红包,意思一下,就算尽到礼数了。
像这样真金白银地凑钱给你买东西,几乎不可能。
不是不舍得,是没这个习惯。
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种礼貌而疏远的距离。
我们称之为:边界感。
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滚烫的,是黏稠的,是不分彼此的。
没有边界。
晚上,家里又摆了一桌。
因为明天就是婚礼了,图尔逊的几个好哥们也来了。
气氛比中午更热烈。
男人们开始拼酒。
喝的是新疆本地的白酒,叫“大乌苏”,据说后劲极大。
我被安排在女眷那桌,喝着饮料,吃着菜。
酒过三巡,一个喝得满脸通红的、图尔逊的表哥,端着酒杯晃到了我们这桌。
他把酒杯往我面前一放,大着舌头说:“那个……上海来的……妹子!喝一个!”
我最烦这种酒桌文化。
“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我礼貌地拒绝。
“哎!不喝酒怎么行!不喝酒就是看不起我!”他开始胡搅蛮缠。
阿依古丽阿姨立刻打圆场:“她一个小姑娘,喝什么酒,快回去!”
“不行!”表哥不依不饶,“今天必须喝!不喝就是不给我们新疆人面子!”
他把“新疆人”三个字咬得特别重。
这已经不是劝酒了,这是绑架。
我的火气也上来了。
我正要发作,图尔逊过来了。
他一把揽住他表哥的肩膀,笑着说:“哥,你喝多了。我姐是我请来的贵客,不能喝酒。我替她喝,我喝三杯,行不行?”
说着,他真的给自己倒了三杯酒,仰头就干了。
表哥这才被劝走。
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
图尔逊走过来,带着歉意对我说:“姐,不好意思啊,我哥他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
我看着他,这个平日里看起来有些憨厚的男人,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了足够的担当和情商。
他没有指责他哥,也没有让我委屈。
他用一种最温和,也最有效的方式,保护了所有人。
我忽然有点明白,方芳为什么会选择他了。
婚礼当天,天还没亮,家里就彻底变成了战场。
化妆师,摄影师,还有数不清的亲戚朋友,把不大的房子挤得水泄不通。
方芳穿上了一身红色的、带有民族特色的婚纱,很美。
阿依古丽阿姨亲手给她戴上金首饰,一边戴,一边掉眼泪。
“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她抱着方芳,哽咽着说。
简单的仪式后,我们出发去酒店。
婚车队很长,一路按着喇叭,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儿有人结婚。
酒店的宴会厅,巨大无比。
我粗略数了一下,至少摆了五六十桌。
后来图尔逊告诉我,他们家亲戚多,朋友也多,这还只是“精简”过的。
婚礼仪式,跟我参加过的那些上海婚礼,截然不同。
没有煽情的VCR,没有冗长的领导致辞,没有尴尬的游戏环节。
只有一个简单的宣誓和交换戒指。
然后,音乐响起。
整个宴会厅,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池。
男女老少,不管会不会,都涌到场地中央,跟着音乐跳了起来。
那种欢快,是装不出来的。
是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
图尔逊的爸爸,那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伊斯梅尔叔叔,跳得比谁都欢。
他拉着阿依古丽阿姨,旋转,跳跃,脸上是孩子般的笑容。
我看到方芳,也被图尔逊拉进了舞池。
她一开始还有些拘谨,但很快,就被那种热烈的气氛感染了,跟着大家一起笑,一起跳。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眼前这片欢乐的海洋。
我想起我参加过的那些婚礼。
新郎新娘,像两个提线木偶,按照司仪的指令,完成一个个流程。
宾客们,则低头吃着饭,刷着手机,偶尔抬头鼓鼓掌,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我们把婚礼,办成了一场精致的、完美的、却毫无灵魂的演出。
而他们,把婚礼,过成了一个真正的节日。
我忽然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的“都市精英”,活得才像个笑话。
我们追求效率,追求格调,追求一切看起来很高级的东西。
却恰恰丢掉了最基本的东西。
快乐。
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快乐。
婚礼结束后,我又在乌鲁木齐待了两天。
图尔逊和方芳带我去了天山天池,去了南山牧场。
我看到了雪山,草原,成群的牛羊。
那是一种壮丽的、能涤荡心灵的美。
临走的前一晚,阿依古丽阿姨非要拉着我的手,给我塞一个厚厚的红包。
“拿着!这是阿姨给你的!以后常来玩!”
我拼命推辞。
“阿姨,我不能要,您为方芳的婚礼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给你就拿着!”她把红包硬塞进我的包里,不容拒绝。
我后来偷偷看了一眼。
一万块。
对于一个靠养老金生活的普通家庭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第二天,又是全家出动,送我到机场。
临别时,阿依古丽阿姨抱着我,哭了。
“以后,方芳就拜托你多照顾了。你们是姐妹,要互相帮助。”
我鼻子一酸,眼泪也差点掉下来。
我拍着她的背,郑重地点点头:“阿姨,您放心。”
飞机起飞时,我看着窗外那片迅速缩小的土地,心里百感交集。
这趟乌鲁木齐之行,彻底颠覆了我的很多认知。
我曾经以为,他们的生活是落后的,是封闭的。
现在我才知道,那是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丰盛的,滚烫的生活。
他们不谈边界感,因为他们把彼此当成真正的家人。
他们不讲究精致,因为他们更在乎食物本身带来的满足。
他们不懂得含蓄,因为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坦荡荡地写在脸上。
他们的爱,是粗糙的,是笨拙的,是带着一种不容分说的霸道。
但那份爱,也是沉甸甸的,是实实在在的,是能为你遮风挡雨的。
实话实说,当地人的生活,简直让我叹为观止。
我不知道,我和方芳,谁的选择更“正确”。
也许,生活本就没有标准答案。
回到上海,我又重新做回了那个踩着高跟鞋、喝着冰美式、在PPT和KPI里挣扎的都市白领林蔚。
一切好像都没变。
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已经悄悄变了。
有一天加班到深夜,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空无一人的公寓。
打开冰箱,里面只有一瓶快过期的牛奶和半颗蔫了的生菜。
我忽然无比地想念,阿依古丽阿姨做的那一大盘油光锃亮的抓饭。
想念那群会硬塞给你一根羊腿的亲戚。
想念那个吵吵闹闹、却永远充满烟火气的家。
我拿出手机,点开方芳的朋友圈。
她发了一张照片。
是图尔逊在给她新搭建的工作室里装架子,阿依古丽阿姨在旁边,端着一碗酸奶,笑眯眯地看着。
配文是:我的专属后勤团队。
下面,图尔逊的七大姑八大姨,点了一长串的赞。
我看着那张照片,忽然就笑了。
笑得眼睛有点湿。
我点开和方芳的对话框,打下一行字:
“下次回去,教我切胡萝卜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