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石家庄？你确定？”

我老婆把手机递到我眼前，屏幕上是家医院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串陌生的地址。

“爸的那个老战友，就说这家医院的那个大夫好。人家专门打电话过来，还能有假？”

我捏着方向盘，车子正堵在兰州东出口的匝道上，前面一片红色的刹车灯，像一串串凝固的辣椒。

“河北石家庄，听着就……土。”我嘟囔了一句。

在我这个土生土长的甘肃人印象里，河北是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而石家庄，更是模糊中的一个点。没什么特别出名的山水，也没什么非吃不可的美食。

“土什么土，省会呢。再说了，是去看病，又不是旅游。”老婆把手机收回去，开始在导航上输入目的地。

一千三百多公里。导航里那个女声冷静地报出数字。

我心里盘算着，开车得两天，加上检查、看病，来回一趟，单位的假不知道够不够。

“就这么定了？”我还是有点犹豫。

“定了。爸的身体要紧。”她语气很坚决。

车流开始缓缓移动，我挂上档，跟了上去。车窗外，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黄土山坡，干燥，亲切。

我心里冒出第一个疑问，就这么简单，甚至有点可笑：一个听起来没啥存在感的城市，怎么就藏着个能让我岳父老战友念念不忘的“神医”？

这趟河北之行，就这么在一种“为了老人，不得不去”的氛围里，草草定了下来。

车子开进河北地界，窗外的景致就变了。不再是光秃秃的山，绿色一点点多起来，平，一望无际的平。

空气也好像不一样了，湿润了一些，带着一种陌生的植物气息。

到了石家庄，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城市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大。不是那种高楼林立、让人喘不过气的“大”，而是摊开来的，舒展的“大”。

马路宽得能并排跑好几辆卡车，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长得又高又密，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下来，在柏油马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们跟着导航，七拐八拐，找到了预定的酒店。酒店就在医院附近，图个方便。

安顿好岳父岳母，我和老婆出来找地方吃饭。

街上的人不多，走路的姿态也慢悠悠的。不像我们那边，走路都带着一股子急匆匆的劲儿。

我们随便进了一家门脸看起来还算干净的饭馆，招牌上写着“正宗安徽板面”。

我心里又犯嘀咕了，这石家庄本地，到底吃什么？

“老板，来两碗板面，一个加蛋，一个加丸子。”老婆倒是很自然地跟老板搭话。

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围着个油乎乎的围裙，嗓门洪亮：“好嘞！辣子多放不？”

“一个多放，一个少放。”

等面的工夫，我打量着这个小馆子。墙上贴着红色的菜单，价格倒是挺实在。

邻桌坐着两个大哥，光着膀子，面前摆着几瓶啤酒，一盘花生米，正聊得热火朝天。他们说话的口音很重，语速快，很多词我听不明白，但能感觉到那种热络劲儿。

面很快就上来了。两大碗，红油铺满了碗面，上面卧着一个卤蛋和几个豆干丸子。

我用筷子挑起一根，面条宽阔而有韧性，裹满了汤汁。吸溜一口，一股浓郁的香料味和辣椒的灼热感瞬间充满了口腔。

“味道怎么样？”老婆问我。

“还行，就是……有点咸。”我喝了一口面汤，齁得我直皱眉。

“北方口味都重。”她倒是不在意，吃得挺香。

一顿饭吃完，我出了身汗。走出饭馆，外面的晚风一吹，身上凉飕飕的。

我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心里冒出了第二个疑问：这个城市的人，似乎都活在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里，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像这碗板面一样，味道浓烈，内容实在？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带着岳父去了医院。

医院很大，人也多，但秩序井然。挂号、排队、找诊室，一切都按部就班。

岳父的老战友帮忙联系的大夫，姓李，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不苟言笑，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很干练。

她拿着岳父从老家带来的病历和片子，一张一张看得非常仔细，眉头时而蹙起，时而舒展。

我和老婆、岳母三个人，大气不敢出，就站在旁边，像三个等待审判的学生。

过了大概有十几分钟，李大夫才抬起头，扶了扶眼镜，看着我们。

“情况，比你们在地方医院看的，要复杂一点。”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头一样，砸在我们心上。

“大夫，那……严重吗？”岳母的声音有点发颤。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李大夫的目光转向岳父，“老爷子，您最近是不是觉得特别乏，有时候喘不上气？”

岳父点点头：“是，上个楼都费劲。”

“这样吧，”李大夫拿起笔，在病历本上写着，“先办住院，做个全面的检查。特别是心脏造影，这个必须做，看看血管堵到什么程度了。”

住院。

这两个字一出来，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

来之前，我们想的最好结果是，大夫开点特效药，我们拿了药就回家。最坏的打算，也不过是多做几项检查，当天出结果。

住院，意味着我们这趟临时的“看病之旅”，变成了一场不知期限的“驻扎”。

“必须住院吗？不能……开点药先吃着？”我试探着问。

李大夫看了我一眼，眼神很锐利：“家属，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这不是感冒发烧，吃两片药就能好。老爷子这情况，随时可能有风险。你们是从甘肃那么远过来的，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把病看清楚，看明白吗？如果只是想开点药，在你们当地医院就行了，何必跑这一千多公里？”

一番话，说得我脸上发烫，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

她的话很直接，甚至有点不留情面，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她说的都是事实。

没有安慰，没有客套，就是把最直接、最重要的问题摆在你面前，让你选择。

这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伦理困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实实在在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走向。留下，意味着工作、孩子、家里的事情都要重新安排，还有未知的医疗费用和时间成本。回去，又等于把老人的安危放在了天平的另一端，谁也赌不起。

那一刻，我看着岳父苍白的脸，和他眼神里的一丝慌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留下来。

“大夫，我们听您的。马上就去办住院。”我下了决心。

李大夫点点头，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又低头开始写病历。好像我们这个天大的决定，在她看来，只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流程。

走出诊室，岳母的眼圈红了。

“怎么就……要住院了呢？”

老婆扶着她，轻声安慰：“妈，别想太多，听大夫的。住院检查清楚了，咱们才放心。”

我拿着缴费单，去排队办手续。大厅里人来人往，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相似的焦灼。

我忽然又想起了那个李大夫。她那种不带任何情绪的、极度务实的态度，让我产生了第三个疑问：石家庄人，或者说这里的医生，是不是都这样？他们把专业和情感分得清清楚楚，用最直接的方式处理最棘手的问题，不给你留一点含糊和幻想的余地。

这种直接，一开始让人有点不适应，甚至觉得有点冷。但冷静下来想想，在医院这种地方，也许这才是最负责任的态度。

住院手续办得很顺利。

岳父住进了一个三人间的病房，靠窗的位置。同病房的，是两个本地的老大爷。

一个姓王，一个姓赵。

王大爷很健谈，我们刚把东西放下，他就凑过来问：“新来的？哪儿的人啊？”

“甘肃的。”我一边铺床一边回答。

“哟，那么远！来看病的？”

“是啊，心脏不太好。”

“来对地方了，这医院的心内科，在全省都数得上。”王大爷一脸的自豪，好像在说他自己家一样。

赵大爷则安静得多，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看手机，偶尔搭一句话。

安顿好岳父，已经是中午了。我和老婆商量了一下，决定让她和岳母先带着孩子在石家庄多待两天，等岳父的检查项目都安排妥当了，她们再回去。我留下来，全程陪护。

这个决定做出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另一块石头又悬了起来。

我一个人，在这陌生的城市，能照顾好岳父吗？

下午，护士过来抽血、量血压、做心电图，一系列检查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这里的护士也和李大夫一个风格，话不多，动作麻利，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

到了晚饭时间，我问护士医院食堂在哪。

护士指了指楼下：“住院部后面就是。不过我劝你别去吃，那饭……一言难尽。”

我愣了一下，还能这么直接说自家食堂不好的？

“那……我们去外面买？”

“对过街角有家驴肉火烧，还有家饸饹面，都还行。干净。”护士说完，就推着车子去了下一个病房。

我下了楼，按照护士的指点，找到了那家驴肉火烧店。

店面不大，但人很多，排着队。

我要了两个火烧，一碗小米粥，给岳父带回去。

火烧是现烤的，外皮酥脆，里面夹着剁得碎碎的驴肉，肉里还拌着青椒。一口咬下去，肉香、面香和青椒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口感很丰富。

岳父没什么胃口，只吃了一个。

剩下的一个，我三两口就解决了。味道确实不错，但吃完之后，还是觉得嘴里发咸，一个劲儿地想喝水。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生活就在医院和附近的小饭馆之间两点一线。

我尝了所谓的“正宗”安徽板面，吃了咸香的驴肉火烧，试了汤头浓郁的饸饹面，还买过路边摊的缸炉烧饼。

这些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扎实，管饱，味道重。

就像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一样，不玩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一切都以实用为最高准则。

老婆和岳母待了三天，看岳父这边情况稳定，检查也一项项安排下去了，就带着孩子先回去了。

送她们去火车站那天，石家庄下起了小雨。

站台上，老婆嘱咐了我一堆事，从怎么给岳父打水，到怎么跟医生沟通，事无巨细。

“行了，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嘴上应着，心里却空落落的。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车窗里她和孩子的脸慢慢变小，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涌了上来。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在异乡，承担起这么重的责任。

回到病房，王大爷看我情绪不高，主动跟我聊天。

“媳妇孩子回去了？”

“嗯，回去了。”

“一个人是辛苦点。不过没事儿，有啥事你言语一声，我们都能搭把手。”王大爷拍着胸脯说。

“谢谢您了，王大爷。”我心里一暖。

“客气啥！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真正地“生活”在这家医院里。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打水，买早饭。然后陪岳父做各种检查。B超、CT、动态心电图……一项接着一项。

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是最磨人的。

岳父的情绪也有些低落，经常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发呆。

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辛苦了一辈子，到老了，还要受这个罪。

为了让他开心点，我每天都变着花样给他买吃的。但他的胃口始终不好，吃得很少。

我试着在医院附近找一家卖粥的店，想给他换换口味。

我问了好多人，都说这边早上不怎么喝粥，都吃油条、豆腐脑。

最后，我只好在一家超市里买了个小电锅，自己买米回来熬粥。

小米、大米、红枣、山药，我把能想到的养胃的食材都放了进去。

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满屋子都飘着米香。

王大爷闻着味儿过来了：“小伙子，行啊，还会自己做饭。”

“没办法，我爸吃不惯外面的东西。”我用勺子搅着锅里的粥。

“你这粥熬得地道。”王大爷伸着脖子看，“就是我们这儿，早上一般不费这个事儿。”

“那你们早上都吃什么？”

“豆腐脑，油条，烧饼，嘎巴菜，多了去了。”

我忽然意识到，我一直试图用自己的生活习惯，去套进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给岳父买驴肉火烧，买饸饹面，我自己也觉得咸，却还在坚持，因为我觉得这是“入乡随俗”。

但我错了。真正的融入，不是强迫自己去接受，而是找到一种能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舒服的平衡点。

就像这锅粥。它不属于石家庄的街头，但它能给我岳父带来慰藉。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有了一点点转变。

我不再是被动地承受这个城市带给我的一切，而是开始主动地，去寻找一种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不再只盯着医院这一亩三分地，我开始在岳父午睡的时候，走出医院，去看看周围的街道。

医院门口有一条不宽的马路，两边都是老旧的居民楼。

楼下开着各种各样的小店：杂货铺、理发店、修鞋摊、水果店……

一个老大爷在树荫下摆了个棋盘，自己跟自己下棋。

几个大妈拎着菜篮子，边走边聊，家长里短。

一切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我走进一家杂货铺，想买点水果。

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在看电视剧，声音开得很大。

“老板，苹果怎么卖？”

“五块一斤。”她头也没抬。

我挑了几个，递给她。

她称了称，说：“十三块五，给十三就行了。”

我拿出手机准备扫码。

“不用扫了，给现金吧。”

我愣了一下，现在出门，谁还带现金？

我翻遍了所有口袋，才凑出十二块五毛钱的零钱。

“老板，我就这么多现金了，要不……我还是扫码吧？”

她这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摆摆手：“行了行了，十二块五就十二块五吧，拿走吧。”

我拿着苹果，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谢谢您了。”

“没事儿。”她又把头转向了电视。

我走出杂货铺，心里觉得很奇妙。这个老板，看起来挺“不好惹”的，但实际上，却很有人情味。

这种感觉，我在李大夫身上也体会过。表面上冷冰冰的，但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病人好。

我开始思考我的第四个疑问：这个城市的内核，到底是什么？是那种不加修饰的、直来直去的实在，还是隐藏在这种实在背后的，一种朴素的、不言自明的温情？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又好像更糊涂了。

岳父的检查结果陆陆续续都出来了。

情况确实不乐观。三根主要的冠状动脉，堵了两根半。其中一根，堵了百分之九十。

李大夫把我和岳父叫到办公室，把一张打印出来的血管造影图铺在桌上。

她用笔指着图上那些狭窄的地方，冷静地解释：“这里，还有这里，都堵得很厉害。药物治疗，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支架。”

支架。

又是一个我们没想到的词。

“大夫，这个手术……风险大吗？”我问。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但是，以老爷子现在的情况，不做手术的风险更大。就像走在悬崖边上，随时可能掉下去。”

李大夫的话，像一把锤子，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

“费用呢？”

“两个支架，加上手术费、住院费，大概需要十万左右。这是医保报销前的费用。”

十万。

这个数字，对我这个工薪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我和老婆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也就一万出头。家里还有房贷，还有孩子要养。

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李大夫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家属先商量一下。钱的问题，可以想办法。医院这边，也可以申请一些补助。但是病情，不能等。”

走出办公室，我扶着岳父，感觉他的身体都在抖。

“爸，您别怕，没事的。”我安慰他，也像在安慰自己。

回到病房，我给老婆打了个电话。

我把医生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十万……”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里带着疲惫，“我们哪有那么多钱？”

“家里的存款有多少？”

“不到五万。上个月刚还了房贷。”

“我这边想想办法，跟朋友借一点。”我的声音也有些沙哑。

“能借到多少？现在谁家日子都不宽裕。”

“总得试试。”

“要不……我们回去吧？”她突然说，“回兰州做，说不定能便宜点。”

“回去？”我提高了音量，“医生都说了，爸这情况不能等！路上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

“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去卖房子吧！”她的声音也大了起来。

我们俩，隔着一千多公里的电话线，第一次吵得这么厉害。

我知道她不是不想给爸治病，她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压力给压垮了。

我也一样。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走到医院的院子里。

天已经黑了。住院楼的窗户，亮起了一盏盏灯。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正在与病魔抗争的家庭。

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却什么也抓不住。

我蹲在花坛边，把脸埋在手掌里。

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我抬起头，是王大爷。他手里拿着两个热乎乎的包子。

“还没吃饭吧？给，垫吧垫吧。”

“谢谢您，我……吃不下。”

“人是铁，饭是钢。天大的事，也得先填饱肚子。”他把包子塞到我手里，“我刚听你打电话了，为钱的事发愁呢？”

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跟你说，”王大爷在我身边坐下，“去年，我老伴儿也在这住院，比你岳父这病还重。当时，我也愁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钱，就是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

“那您……后来是怎么过来的？”

“还能怎么过来？扛呗。”王大爷掰开一个包子，咬了一大口，“车到山前必有路。办法总比困难多。你去找找医生，问问医保能报多少，再问问医院有没有什么救助政策。一步一步来，别自己把自己吓趴下了。”

他说话的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

但我能从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到一种经历过风浪后的平静和坚韧。

“小伙子，你是个好女婿。你岳父有你这样的姑爷，是他的福气。”王大爷吃完一个包子，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扛不住，扛不住也得扛。为了家里人，咱爷们儿，就得是根柱子。”

说完，他就转身回病房了。

我手里攥着那个还有余温的包子，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这是我来石家庄这么多天，第一次流泪。

不是因为委屈，也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一个陌生人，在我不堪的时候，递给了我一个包子，给了我一份力量。

我忽然明白了。

这个城市的温情，不在于那些华丽的言辞，也不在于那些刻意的客套。

它就藏在这一句“有啥事言语一声”，一个热乎乎的包子，一次设身处地的开解里。

它就像这个城市的空气，你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在你身边，支撑着你。

我擦干眼泪，把那个包子吃完了。

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第二天，我找到了李大夫。

我没有再提钱的困难，而是直接问她：“大夫，我们决定做手术。您看，什么时候安排最合适？”

李大夫看了我一眼，眼神里似乎有一丝赞许。

“你能这么想，很好。我今天就去跟科里协调，尽快安排手术时间。”

“还有，费用的问题……”我还是没忍住。

“你先去医保科问清楚报销比例。另外，我帮你问问，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大病救助。能减免一点是一点。”她主动说道。

“谢谢您，李大夫，太谢谢您了！”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别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她依然是那副平静的表情，“你把病人照顾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从李大夫办公室出来，我感觉脚下的步子都轻快了许多。

天，好像也没那么灰暗了。

我去了医保科，咨询了报销政策。因为是异地就医，报销比例比本地要低一些，但也能报销百分之六十左右。

这样算下来，我们自己需要承担的费用，大概在四万块。

这个数字，虽然依然有压力，但已经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了。

我给老婆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钱的事，你别担心了。我把结婚时我妈给我的那个金镯子卖了，应该能凑个两三万。剩下的，我再找我姐借点。”

“那镯子……”我心里一酸。那是她最喜欢的首饰，平时都舍不得戴。

“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却充满了力量。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我们这个小家，虽然不富裕，但我们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手术安排在三天后。

等待手术的那几天，我每天都陪着岳父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步。

我把我对这个城市的感受，讲给他听。

我讲那个看起来很凶的杂货铺老板，讲那个热心的王大爷，讲那个外冷内热的李大夫。

岳父听得很认真。

“这个地方，人不错。”他最后总结了一句。

手术那天，天气很好。

岳父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回头对我们笑了笑，说：“别担心，没事儿。”

我和岳母在手术室外面的长椅上等着。

时间，一分一秒，都像被拉长了一样。

我看着走廊上来来往往的医生和护士，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各种宣传画，心里一遍遍地祈祷。

不知道过了多久，手术室的门开了。

李大夫走了出来，摘下了口罩。

“手术很成功。”她说，“两个支架，都放到了预定的位置。血流，通畅了。”

我“呼”地一下站起来，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去。

岳母已经捂着脸，喜极而泣。

我看着李大夫，想说声谢谢，却发现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只能对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岳父在监护室观察了一天，就转回了普通病房。

他的恢复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很多。

手术后第三天，他就能下地走路了。

脸色，也一天比一天红润。

王大爷和赵大爷都替我们高兴。

王大爷说：“我就说吧，这医院，这大夫，靠谱！”

又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岳父就达到了出院标准。

出院那天，我们去跟李大夫告别。

我把一面提前做好的锦旗，送给了她。

锦旗上写着：“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这八个字，是我能想到的，对她最贴切的评价。

李大夫收下了锦旗，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只是说：“应该的。回去以后，按时吃药，定期复查。”

我们又去跟王大爷和赵大爷告别。

王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以后有空，来石家庄玩。我请你吃正宗的河北菜。”

“一定，一定。”我用力地点着头。

办完出院手续，我们打车去火车站。

车子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两边的法国梧桐，叶子好像比我们来的时候更绿了。

我看着窗外，这个我曾经觉得“土”的城市，此刻在我眼里，却变得无比亲切。

我在这里，经历了焦虑、无助、争吵，也收获了感动、温暖和希望。

这个城市，用它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生活、关于责任、关于人性的课。

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一直在想我来时那五个疑问。

现在，我好像都有了答案。

第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没名气”的城市，会有“神医”？

因为真正的实力，从来不需要靠华丽的外表来包装。它就扎根在日复一日的钻研和实践里，藏在每一个认真负责的普通人身上。

第二个疑问：这个城市的人，生活节奏是不是很慢？

不是慢，是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影响。他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过着自己的日子。这种稳，是一种强大的生活定力。

第三个疑问：这里的人，是不是都很“直接”？

是的，他们很直接。这种直接，源于一种自信和坦荡。他们不屑于拐弯抹角，也不需要用客套来掩饰什么。他们相信，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直面问题。

第四个疑问：这个城市的内核，到底是实在还是温情？

是实在，也是温情。它的实在是骨架，是支撑起整个城市运转的逻辑。而它的温情是血肉，是流淌在人与人之间，让这个城市变得有温度的东西。这两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至于最后一个疑问，也是我最初的疑问：石家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现在，我可以回答了。

它不是一个需要你仰望的城市，也不是一个会让你一眼就爱上的城市。

它就像一个不善言辞的北方汉子，外表粗犷，内心却很柔软。

你只有真正地走进它，去体会它的呼吸，去感受它的脉搏，你才能发现它的好。

火车驶过山海关，窗外的景色，又渐渐变回了我熟悉的黄土高原。

我知道，我的生活，将回到原来的轨道。

但是，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

石家庄这二十多天的经历，像一块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

它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不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而是在一个陌生的、充满挑战的地方。

它也让我明白，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而是在共同抵御风浪的过程中，才得以彰显。

回到家，生活很快恢复了平静。

岳父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每天都能在小区里溜达好几圈。

我和老婆，也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偶尔，我们也会聊起在石家庄的日子。

老婆说：“等爸身体再好点，我们再带他去复查一次吧。”

“好。”我点点头。

“到时候，我们不为看病，就去玩玩。”她说，“我想去看看你说的那个王大爷，也想再去吃一次驴肉火烧。”

“好。”我笑着说，“这次，我带足现金。”

我的手机里，还存着李大夫的电话。

我从来没有打过，但我知道，这个号码，是我和那个城市之间，一条无形的纽带。

它提醒我，在那个一千三百多公里外的地方，有一群人，曾经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这就是我，一个普通的甘肃人，在石家庄的全部经历。

它不传奇，也不惊险。

它只是一个关于看病、关于家庭、关于一个普通人在一个陌生城市里寻找支撑和理解的故事。

但对我来说，它足够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