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着十八梯的青石板，步步而上，鞋底却难以避免地被青苔滑得微微一趔。这条连接重庆新旧城区的老巷，一边是游客镜头中灯火辉煌的解放碑，另一边则隐藏着连导航都难以精准搜索的低矮院落——我寻找的那家仅需3元的旅馆，就藏匿在这片灰瓦土墙的深处。

推开那扇泛黄的木门，一股混合着霉味、汗水和淡淡煤烟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将我从喧嚣的街头拉入了另一个时空。

“姑娘是来找人还是休息？”院坝里择菜的阿姨抬头问道，她的指尖沾着水珠，面前的塑料盆里泡着几棵枯萎的小白菜。顺着她示意的方向望去，昏暗的堂屋两侧隔出了十几个“房间”，实际上只是用木板和塑料布简单隔出的格子间。每个格子里都摆放着一张吱嘎作响的木板床，床上堆砌着打了补丁的被褥。墙角的电扇无力地转动，风叶上的灰尘随着节奏轻轻飘落。几个穿着背心的老人在床沿抽烟，沉默得如同院角的古藤椅。

68岁的河南老李是这里的常客，他正蹲在院坝的煤炉前下面条，锅里只有清水和几片菜叶，连油星子都寥寥无几。“这锅面得吃两顿，今天就挣了10块钱，得省着点。”他手里搅着面汤，声音沙哑得仿佛被砂纸磨过。老李来重庆当“棒棒”已有十年，年轻时能扛着百斤货物爬十几层楼梯，现在腰不行了，只能在批发市场帮人搬些轻活。运气好时一天能挣三十块，但遇到雨天或淡季，常常整日空手而归。他指着床头一个褪色的布袋说：“里面是给孙子攒的学费，老家老伴身体不好，这点钱不敢乱花。”

隔壁格子间的林大哥正对着镜子贴膏药，后背密密麻麻的红痕是长期负留下的印记。这位山东老人今年72岁，去年摔伤后就干不了重活了，现在帮商铺守夜、分拣废品度日。“昨天没找到活路，在商场楼梯间坐了一天，吹空调还能省点电费。”他苦笑着说，这里一个月90块的房费是他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房东夫妇以前也是“棒棒”，知道这份苦，偶尔交不起房钱也从不催促。说话间，林大哥从枕头下摸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上面记着每天的收支：“5月3日，搬货15元；5月4日，无收入；5月5日，捡废品8元……”每一笔都写得工工整整。

房东胡阿姨端着一碗绿豆汤走过来，碗沿还缺了个小口。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自己也曾是拾荒者，十几年前把自家老院改成了小旅馆，3块钱一晚，不收押金，不问来路。“能躺下，就是家。”她的话我在纪录片里听过，镜头里她用捡来的塑料瓶做灯罩，用废弃门板搭书架，把别人眼里的垃圾变成了能遮风挡雨的角落。院子角落确实摆着些“艺术品”：易拉罐做的风铃、旧布料缝的小动物、塑料瓶种的太阳花，在灰扑扑的环境里透着倔强的生气。“前阵子有个住客得了重病，我垫了两百块医药费，现在他在工地守材料，每月都不忘还我十块。”胡阿姨的语气很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午后的阳光穿过院坝的梧桐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几个老人凑在一块择菜，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哪里能找到活计，谁的活钱结得及时。有人说起昨天帮人搬家具时雇主多给了五块钱，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有人抱怨现在年轻人不愿干重活，却不知道他们这些老人是没得选。他们的话题里没有诗和远方，只有“活路”“房费”“家用”这些最实在的词，却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

临走时，正好遇到老唐背着编织袋回来，袋子里装着几个捡来的纸箱。这位70岁的老人刚在街边守了一天鞋摊，42度的高温让他中暑了好几次，却连一瓶矿泉水都舍不得买。“再干两年就回老家，种点地养老。”他说着，眼神却飘向了远处的高楼——那里的灯火亮起来时，像极了他描述过的、从未见过的海边星空。

离开老巷时，洪崖洞的灯光已然亮起，游客们举着相机欢呼，快门声此起彼伏。我回头望了一眼那扇斑驳的木门，里面的老人们或许正在煮晚饭，或许在缝补衣物，或许在算计着明天的活路。他们是这座繁华都市里被忽略的群体，用布满老茧的手托起家庭的重量，在3元一晚的栖身之所里，守着最后的体面与希望。就像胡阿姨院子里的太阳花，哪怕长在瓦缝里，也拼尽全力朝着阳光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