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去过新疆。去喀什之前,打开短视频平台搜“喀什”,跳出来的是“喀什挣钱最快的行业排名”“喀什最暴利的行业”“喀什有什么商机”“喀什十大赚钱行业”……诸如此类。
人们在关心喀什的什么?很多人强调国家、地区政策给予这片土地“真金白银的补贴”,作为自贸区的喀什仿佛摇身一变,成了黄金地。有的营销号甚至问“喀什会是‘下一个深圳’吗?”因而有了“北上广深喀”的说法。
然而,在政策、数据和学术文章里面慢慢打捞,我发现喀什的发展并不轻松。它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和文旅资源突出,但是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链存在短板。在这样的基础上,为何能取得外贸总额全疆第二的成绩?背后做了什么?从招商引资的角度看,什么样的企业能来、什么样的企业会留下来?(详见南方周末报道《喀什,在风沙与风口之间》)
扎根
兵团分区招商局局长赖俊钦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但和他的对话,起初让我有些挫败,我发现自己并不熟悉来新疆投资的企业家的思维,提问像个“行外人”。不过,也正因这种“挫败”,他的人物形象立了起来。我们在招商中心聊了快一个小时,他又带我去经济开发区北部产业园逛了一圈,沿途所见他与别人打交道的细节,更加令我印象深刻。
其实赖俊钦说的都是大白话。没必要给企业迁移、招商引资的动作“上价值”,说白了就是谋生存。不论喀什当地的企业,还是内陆赴疆的企业,在大浪淘沙中,得活下来。想赚钱,有资本,产品硬,找得到市场和销路,企业就会来。这是招商引资的核心逻辑。
另一方面,他也在启发我,招商并不只是签合同、拿地、建厂,更关乎人对一片土地的感受——企业是否愿意扎根,本质上也取决于他们是否理解这里的人、这里的生活。
刚来喀什,除了飞机上模糊可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若隐若现的光伏板,我见到最多的自然风光,就是戈壁滩和树。
我在喀什待了七天,五天碰上灰蒙蒙的沙尘天,只有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出了大太阳,天空露出清晰的蓝色。去酒店的路上,维吾尔族司机尝试用汉语向我介绍两旁的树,这个是白杨树,那个是桑树,那个是核桃树。喀什主要为平原绿洲植被和荒漠植被,杨树、柳树、梧桐树等都很常见。
杨树就站在路边,高高地、挺拔地立着。陈杨 |摄
我名字中的“杨”,来自白杨,据我妈的说法,寓意“坚强”和“普通”。小时候语文课本里有篇文章叫《白杨礼赞》,但大西北的白杨,我几乎是第一次看。
黄昏时候独自到街上溜达,杨树就站在路边,高高地、挺拔地立着,白色的树皮,粗粝的质感,叶子沿着树干也笔直地往上长。太阳和树构成一片隐秘天地,树有种沉稳的力量,而阳光在一些时刻像跳动在树上的小精灵。
如果你蹲下来观察还会发现,喀什的白杨,或者说大部分喀什路边能看见的树,根颈处都连着专门的灌溉管道——这里的气候干燥,官方统计年平均降水量约85.2毫米,而自9月中旬至我来的这几天,喀什没有一天下雨。
树能长出来,不只靠天,也靠人。喀什的产业同样如此,先天的不足需要更多后天的弥补。
这里灰大、土重,穿过一条条大道,有时沿途能看到好几个环卫工人在清扫扬尘。喀什经济开发区的边缘,仍有大片未被开发的荒地。自然环境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但人们在做着“灌溉”之事:修路、架桥、引水、铺设电网,在戈壁上搭起厂房;为招商引资,一批批干部奔走着。
流动
流动、求生,是人的本能。落地喀什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这里有很多“哪里有水,就扎向哪里”的异乡人。
一个游乐场的门口,一位来自中部地区的摊主带着两岁的孩子摆摊,卖批发来的袜子和发夹。她来喀什五年,和丈夫一起生活,刚生了二孩,孩子一百多天,她不能远行,只能偶尔来摆摊,“一天能赚五十就算不错了”。她表示,旁边的摊主多是相似的境遇——照顾孩子、难以全职上班,就出来打零工。
离她不远,一对河南夫妇经营扎气球、套圈摊位,忙着招呼来来往往结伴游玩的维吾尔族小伙。他们来喀什八年了,冬天批发水果,夏天干游乐场,丈夫说,“自由惯了,不想去工厂拧螺丝”。妻子吃不惯新疆的食物,每天早晚都喝稀饭,面粉拌水,掺到米里去就能熬粥。
在经济开发区的一家企业,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告诉我,他辗转内陆三个城市,干过厨师、快递员,一年前来到喀什工作。他爷爷是闯关东的,他自己,则和爸爸一样,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安逸的环境,受不了”。
这些相遇让我对“就业”有了更直接的理解。来喀什之前,看资料时我知道政策层面对就业的重视。到了当地,援疆干部、经济开发区工作人员也反复提到这个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2024年调研时指出,喀什“大企业很少,农户、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众多”。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显示,2023年末,喀什地区有超过24万个体经营户,几乎翻了一番,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最多,占了一半,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
这些宏观数字,在喀什的街头巷尾,都能找到对应的面孔。还有很多未必囊括在数据内,譬如民生路的夜市,路的两边水果摊一溜排开。这里的水果基本上按公斤称价,西瓜1.5元/公斤,葡萄4元/公斤,哈密瓜4元/公斤……摊主多是农户,一边切瓜一边吆喝。白天,我还在路边农户那儿买到过一块钱一个的无花果。
民生路的夜市,路的两边水果摊一溜排开。陈杨 | 摄
在喀什打车时,我经常和网约车司机聊天,打了十几次车,遇到的都是本地维吾尔族司机。有人花十几万元贷款买车,有人每月租车跑单。月收入从六千到八九千不等,但要扣掉车贷或三四千元的租金。临近下车时,他们常会说:“能不能给我个好评?”因为那会直接影响到派单机会和收入。
一家本土农业企业的仓库工人月薪五六千元,淡季两三千元。服务业工资更低,平均约三千元。
在游乐场,我还遇到一位带着孩子的维吾尔族女性。她在药店上班,月薪1800元,正在考虑换工作。“来我这里吧,2000元一个月,30天。”河南摊主劝她,“你要是每天吃牛奶、馕,也是够的,要是想天天吃大盘鸡,怎么够呢?来我这儿,吃饭的钱又多了200元。”女人看了看孩子,说回去考虑一下。小女孩蹲在地上,看摊位出售的小动物,还没看够,被妈妈牵走了。
小女孩蹲在地上,看摊位出售的小动物。陈杨| 摄
喀什平均工资大约三千元。服务业、平台经济、企业内部岗位之间的差距明显。
为什么喀什尤其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什么招商引资时总把“就业”放在前面?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我逐渐明白了答案。他们需要平台,需要企业去承载这些岗位,这样,流动的生活才能慢慢稳定下来。
温度
那些留下来的企业,也在经历同样的过程——从外来者,到真正融入这片土地。
疆果果的董事长陈文君是湖南人,因为援疆来到喀什。为什么决心在此地投资?除了稿件中提到的汽车抛锚的事件,他说,过来之后,对新疆当地百姓的认知是一点点发生变化的。走在路上,有村民看到他们拎着东西,会停车问,朋友你去哪里。去村子里的巴扎(集市)发传单,村民会顺手切点水果或把正在吃的东西递来,碰到饭点,他们还被“强行”留下来吃过几顿饭。
对陈文君来说,想要留下来,始于这些“被打动的瞬间”。在这些小小的细节里,我和陈文君是有共鸣的。
在农贸市场,当地人围成一圈做水果交易。摊主坐在卡车上,见到我这个满脸好奇的“外来者”,也和我握手,还直接往我手里塞了两个桃子。
在农贸市场,当地人围成一圈做水果交易。陈杨| 摄
夜晚的民生路,亮着水果小摊贩星星点点的灯。我走了一路、拍了一路、吃了一路的水果。遇到两个卖水果的年轻女孩,我没有买她们的哈密瓜,她们还是切给我尝。那天晚上我给其中一个女孩发了照片,2003年的姑娘,比我小两岁。她的第一反应是:“我送给你水果甜瓜。”卖葡萄的小哥收摊时开着卡车路过,摇下车窗问我怎么还不回去,要不要稍我一程。
和喀什人相处,回想起来有种不可思议的信任。我第一次在公园里被维吾尔族大叔拉去跳舞,把相机和手提包塞给刚认识的维族姐妹,然后就直接走进了“舞池”。这个女孩跳舞,也同样把手机托付在我这儿。
跳舞的维族姐妹。陈杨 |摄
在喀什古城,经常能看见父母不在身边、随地乱跑的维族孩子。有的才两三岁,小手上嵌着泥沙,抱着木头绕圈圈,一荡一荡的,时不时咧开嘴笑,讲着我听不懂的话。陌生旅者路过时,温柔地叫她“好宝宝”。
在喀什古城,经常能看见父母不在身边、随地乱跑的维族孩子。陈杨 |摄
喀什行程的最后,当地的融媒体记者赵晴开车带我去了趟本地人做水果批发的农贸市场。其实,和“采购”相比,我对和赵晴聊天更感兴趣,她生在喀什,给了我不少约访建议。
赵晴算是一个“疆三代”,爷爷辈就是建设新疆来到了喀什。我们坐在车上,从郊区沿着宽阔的道路开往市中心,远处,喀什现代化的地标建筑昆仑塔,开始在夜里发出红、蓝、紫色的光。“以前他们刚来新疆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赵晴说。
她目睹了援疆干部如何一批一批到来又离开,有人在这里升迁,也有人永远留在了这里。“我有个朋友的丈夫,四十多岁就去世了,这样的人,其实不少。”
赵晴也曾在东部地区工作过,最后还是回了喀什。“(在外面)我们基本上就是干一年,然后把工作辞了回家,在家里待一段时间,再去找工作,周而复始的。”和东部相比,赵晴更适应喀什的生活,决定回家发展,如今已全款买下车、房。她的同学里,回新疆也是“大势所趋”。
这些“出去又回来”故事的背后,是人和土地之间存在的缓慢而顽强的牵连。
那一刻我有个念头闪过——赵晴的讲述,也许该成为我写喀什的基调。就像第一次见面时,她问我:“你会怎么报道喀什?”
我没有立刻回答。后来才明白,真正打动我的,是她那句:“希望喀什被看见。”
在这里,没说出来的永远比说出来的多得多。喀什也像白杨树,未必所有人都能冲天向上,但是大多数人都在笔直地、普通地、实在地活着。如果有机会,他们也该被看见。
留在喀什的最后一晚,躺在床上,我突然想到之前对网约车司机们的承诺。于是打开手机,给13笔打车订单挨个点了好评——作为小小的回应,也是对这片土地表达的一点谢意。
(文中赵晴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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