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厢古镇与龙潭水乡：国企文旅为何难逃“烂尾”或“四不像”困局？

金堂城厢古镇的失望之旅，让我再次想起了成都成华区的龙潭水乡——两个由国企主导的文旅项目，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折射出国内国资文旅开发的深层病灶：既不尊重历史肌理，又脱离市场规律，仅凭“拍脑袋”规划盲目上马，最终要么沦为“四不像”的尴尬存在，要么彻底荒废成资源废墟，浪费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民脂民膏。

城厢古镇本握着一手好牌。作为西汉“蜀之三都”之一的新都城，北宋定型的“龟背”街巷格局暗藏古人防洪智慧，全省保存最完好的县级古代学府绣川书院，以规整的川西四合院形制留存着“人文蔚起”的文脉底蕴，近60处文物古迹散落其间，随便一砖一瓦都藏着两千年的县治故事。可国企主导的开发，却让这份厚重历史陷入了“既要又要”的矛盾漩涡：想保留古镇原貌，却在修缮中让新建仿古建筑与老宅院突兀共存；想搞商业化运营，却只复制了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店，连绣川书院这样的核心地标，也只简单做成了普通茶馆——没有国学讲座、没有历史展陈，厚重文脉沦为喝茶的背景板，既没守住古韵，也没做出特色。所谓的“龟背格局”被杂乱招牌遮挡，汉代“新都城”的历史印记只剩史料文字，现实中毫无感知，最终成了“逛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去处。

而成华区的龙潭水乡，更是国企文旅盲目投资的典型负面样本。当年国企斥巨资打造“成都周庄”，本想复刻江南水乡的灵秀，却不顾成都本土文化肌理，硬生生在城市腹地堆砌出一批仿古建筑、人工河道。既没有江南水乡的自然禀赋，也没有本土文化的内核支撑，更缺乏市场化的运营思维，开业初期的短暂热闹过后，便迅速陷入冷清。如今的龙潭水乡，商铺大多空置，河道水质浑浊，曾经的“网红打卡地”沦为杂草丛生的荒废之地，数十亿投资打了水漂，成了“拍脑袋决策”的惨痛注脚。

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河南孟津国资文旅集团投资5.13亿元打造“三彩文化小镇”，因脱离市场需求、缺乏文化挖掘，最终负债9036万元破产清算，成为国内首家破产的地方国资文旅企业；贵州凯里文旅投耗资8600万元建造88米高的“仰阿莎”雕塑，却因缺乏配套运营，企业累计被执行金额超3.45亿元，董事长沦为“老赖”；张家界大庸古城投资24.43亿元，却因业态同质化严重，四年累计亏损超10亿元，198间商铺仅四五家入驻。这些项目的共性，都是国企主导下“政绩思维”压倒“市场思维”的必然结果：决策层跟风文旅热，却不做市场调研，不挖文化内核，只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基建工程，把文旅项目当成政绩背书，而非需要长期运营的产业。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国企的体制桎梏与能力短板。许多文旅国企的人员从其他单位平移而来，缺乏市场化运营经验，“没有一线经验的人指挥业务，就像让书生带兵打仗”；同时，体制机制缺乏灵活性，重建设、轻运营，重投入、轻产出，既没有持续创新的动力，也没有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反观成功案例，重庆偏岩古镇通过“国资领投、民资跟投”模式，引入专业团队盘活危房、打造特色业态，游客量同比增长近1倍；长沙铜官窑则以司法重整为契机，打破“项目思维”，深挖唐代窑文化，推出沉浸式演艺、XR体验等多元产品，实现了从“烂尾景区”到国家级度假区的逆袭。这些案例证明，文旅项目的成功，从来不是“砸钱建景”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尊重历史、贴合市场、专业运营的系统工程。

城厢古镇的“四不像”与龙潭水乡的“彻底荒废”，本质上是国企文旅“重政绩、轻市场”“重投入、轻内涵”的思维惯性导致的悲剧。宝贵的文化资源被浪费，纳税人的钱财打了水漂，最终既没满足游客需求，也没实现文化传承。国企手握资本与资源优势，本应成为文旅开发的主力军，但前提是必须打破体制桎梏：放下急功近利的政绩心，尊重历史规律与市场逻辑，引入专业团队深挖文化内核，让商业为文化服务，而非让文化沦为商业的点缀。

否则，只会有更多“城厢古镇”“龙潭水乡”出现，让本应熠熠生辉的文化资源，在矛盾的规划与盲目的投资中蒙尘。国企文旅要破局，先得打破“拍脑袋决策”的魔咒——唯有把文化当核心、把市场当导向、把专业当支撑，才能真正让文旅项目“活”起来，而不是沦为又一个浪费资源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