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塔坐落于现在的雷城街道下河社区雷州市第二小学旁，是岭南地区清代文教建筑的重要遗存，其修建与命名皆深植于特定历史语境与文化期许。

这座古塔建成于乾隆九年（1744），由时任雷阳太守黄铮倡议修建。黄铮，字若谷，其生平事迹虽未详述于正史，但从《雷州府志》记载来看，他在任期间重视文教建设，除倡建昌明塔外，亦与当地义学田的规划相关，是推动雷阳地区文化发展的关键人物。

塔名“昌明”的由来颇具深意，取自乾隆当年皇帝驾临翰林院、亲临贡院时御制诗中的诗句。

清代自康熙朝起便形成重视文治的传统，乾隆皇帝此次亲临翰苑与贡院，既是对科举制度的推崇，也是对天下学子的勉励。

黄铮选取“昌明”二字为塔命名，既呼应了圣朝重儒兴文的导向，也寄托了期盼雷阳文教兴盛、人才辈出的愿景，使这座建筑从诞生之初便与儒家文教紧密相连。

倡议修建昌明塔之时，恰逢广东督学孙人龙主持当地童子古学考试。孙人龙，字端人，又字颐斋，号约亭，浙江乌程县人，雍正庚戌年进士，入翰林院为编修，后官至宫允，其生平见于《吴兴诗话》等文献。

乾隆十年（1745），孙人龙奉命督学广东，肩负着整顿学风、选拔人才的职责。得知昌明塔建成，他以“上元甲子、文教昌明”为韵脚，挥笔写成《昌明塔赋》，作为考试示范文赐予考生，既展现了督学的文学素养，也借赋文阐释了建塔的核心意义。

孙人龙的《昌明塔赋》开篇追溯塔的源流，指出塔制始创于中原，兴盛于初唐，原本多与佛教相关，如韦肇雁塔题名、杜甫称颂佛教昌隆之事，皆是历史上塔与文化相关的著名典故。

但赋文随即转折，批评历代诸多佛塔虽形制华美、景致壮丽，如杭州明湖之保俶塔、南京钟阜之报恩寺塔，虽为名胜却与儒家文教无涉。这种对比既凸显了昌明塔的独特性，也奠定了全文“以塔喻学、以塔兴教”的基调。

赋文接着描绘了昌明塔的地理形胜，他说雷阳地区（雷州府）岭峤连绵，山海环抱，泽浪为濠，擎雷为障，山峰环绕吉斗，池堰映照福星，自古便是形胜之地。这座新建的宝塔矗立在城外高地，不仅成为雄郡的标志，更与当地人文环境相得益彰。

文中特别强调，昌明塔的修建恰逢圣天子彰显文治、重视儒生之时，御笔龙章光辉灿烂，皇帝的恩泽惠及天下学子，而黄铮太守倡议建塔，正是仰承圣意、培育士风的举措，期望以此激励学子奋发向上。

在价值阐释上，《昌明塔赋》核心围绕文教展开。孙人龙在赋中写道，当此盛世，道义统一，风俗醇美，远近安宁，法度严明，昌明塔的建成既是对圣朝教化的响应，也是对士人前程的期许。

他勉励学子以塔为志，秉持地负海涵的胸襟、渊渟岳峙的品格，钻研经史、熔铸古今，在科举道路上奋勇争先，最终实现“名达九阍、干靑旻而直上”的抱负，既不负圣朝崇贤尚才的理念，也不辜负地方官民培育人才的苦心。

这种将建筑象征意义与士人修身、家国期望相结合的表述，使《昌明塔赋》超越了单纯的景物描写，成为倡导文教、激励后学的重要文献。

《昌明塔赋》成文后，被刻于两块碑石之上。原来一块碑石位于登云坊昌明阁前墙根，高四尺五寸，宽二尺四寸五分，赋文为正书字体，字径六分。另一块位于西湖边濬元书院大门外西墙根，高四尺六寸，宽二尺六寸，同样为正书字体，字径六分。

两块碑石的形制相近，字体规整，既体现了清代碑刻的典型风格，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这篇赋文及昌明塔的重视。濬元书院作为当地重要的教育机构，将碑刻立于门外，更强化了昌明塔与书院教育的关联，使塔赋的教化意义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清代前期，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完善科举制度，鼓励地方修建文庙、书院、文峰塔等文教建筑，形成了“文治天下”的社会氛围。

雷州府虽地处岭南，远离中原核心区域，但在这一时代潮流影响下，地方官员积极响应，通过建塔、立碑、兴学等举措，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昌明塔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央政策与地方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

《昌明塔赋》作为一篇兼具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的文献，既展现了孙人龙的文学才华，也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教育理念。昌明塔所承载的“文教昌明”的理念，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提醒着后人，重视教育、培育人才，始终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