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9 月 27 日，江西庐山发生一起引人注目的“驴友”野游遇险事件。11名“驴友”擅自闯入庐山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1名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坠落，不幸身亡，其余8名“驴友”被困。

当地政府火速集结120余名救援人员，耗费近 50 万元公共资源，经过一天一夜的野外搜寻，将8名被困人员送至安全地带。

事后，当地政府依法依规向获救“驴友”追偿7.4万元救援费用，活动组织者被行政拘留10日。

这一 “既罚人又追钱” 的双惩案例，开创了违规探险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同步追究的先例，既回应了公众对公共资源浪费的不满，也为户外探险治理提供了全新样本。

随着户外探险热潮升温，违规涉险事件频发，“生命至上” 的公共救援是否应成为任性冒险的 “兜底保障”？违规者该如何为自身行为买单？双惩机制的推广面临哪些挑战？

2025 年 9 月 27 日下午，11 名驴友未购买门票、未报备审批，擅自进入庐山五老峰未开发区域 “四峰涧” 探险。

该区域海拔 1200 余米，悬崖垂直陡峭，生态脆弱且路况复杂，景区已设置围网、警示牌并安排专人劝离。

探险过程中，1 名驴友不慎坠崖身亡，其余 10 人陷入绝境，被迫报警求救。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公安、应急、医疗等多部门联动，调集 120 余名救援人员，动用无人机、专业吊装设备、照明装备等，采取山顶索降方式展开救援。

经过一天一夜不间断搜救，8 名被困者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另有 2 人自行脱险，而景区因救援被迫关闭 2 天，造成大量游客滞留与经济损失。

事后，依据 2023 年修订的《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当地政府对活动组织者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对参与者处以治安罚款，并依法追偿 7.4 万元救援费用（不含政府常规人力成本）。

截至 11 月中旬，9 名参与者的费用已执行到账，剩余 1 人正在执行中。

此次事件并非简单的救援费用追偿，而是首次实现 “行政追责 + 民事追偿” 的双重惩戒，打破了以往 “救援免费、违规无责” 的治理困境。

核心价值在于明确了 “谁违规、谁买单” 的权责原则，将违规探险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为全国同类事件的处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法治样本。

庐山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违规探险导致的救援事件呈现爆发式增长，违规探险事件屡屡发生，各地救援费用追偿的案例也逐渐增多。

2025 年 3 月，6 名探险者闯入庐山西海未开发区域走失，救援耗时 14 小时，事后被追缴救援费用 2 万元；

2025 年 10 月，多名徒步者擅自进入青海祁连山冷龙岭未开发区域，引发两省联动搜救，251 人被转运，1 人因失温遇难，涉事者面临费用追偿；

2024 年 11 月，5 名驴友违规进入江西奉新县百丈山未开发区域，获救后被追缴费用 2 万元；

陕西自 2025 年 3 月以来，已有 7 家户外公司及 1 名个人因非法组织秦岭核心保护区穿越，被追究民事责任，需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并公开道歉。

此外，四川四姑娘山、云南哀牢山、黄山等景区均多次发生类似事件，仅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后，违规穿越案例仍达年均数十起。

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共发生户外安全事故335起，导致84人死亡、92人受伤、11人失踪。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家庭的破碎、亲人的悲痛，更是对盲目冒险的沉重拷问。

这些事件的危害远超个体安危：

其一，严重浪费公共资源，单次救援往往投入数十至数百人，耗费装备租赁、后勤补给等巨额成本，挤占正常应急救援能力；

其二，威胁救援人员生命安全，高海拔、复杂地形的救援中，救援者坠崖、失温等风险频发；

其三，破坏生态环境，违规探险者踩踏植被、丢弃垃圾，对脆弱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伤害；

其四，扰乱公共秩序，景区关闭、交通管制等救援措施，影响其他游客权益与社会正常运转。

长期以来，尽管这类违规行为耗费了大量公共资源，但因“生命至上”原则和具体规定的缺失，事后追责往往难以落实，导致“救援成本社会化”的不合理后果。

众多网友对任性冒险行为浪费公共救援资源表达了强烈不满，事件引发的舆论场支持者占绝对多数，普遍认为 “任性探险不应由全民买单”，呼吁 “全国推广双惩机制”，认为经济追偿与行政处罚能有效遏制侥幸心理；

部分网友进一步提出，应将违规者纳入旅游黑名单，限制其后续出行权限。

《人民日报》锐评指出，“生命至上”，以挽救生命为要务的公共救援，固然需在第一时间无条件启动。但这种“托底”，绝不应成为违规探险者任性的“底气”。

专家指出，政府主导的公共救援应区分 “故意违规” 与 “意外遇险”，前者需承担费用，后者应予以包容， 需配套惩罚性措施。

长期以来，我国户外探险治理存在 “立法模糊、追责困难” 的痛点。

国家层面，《旅游法》第八十二条仅原则性规定 “旅游者应支付救助费用”，但未明确 “违规探险” 的界定标准、费用追偿范围及程序；

地方层面，虽有《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等规定，但呈现零散化、差异化特征，缺乏统一执行标准。

制度空白导致此前多数违规事件仅以口头警告收场，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部分驴友将 “违规探险” 等同于 “勇敢”，误把 “无知无畏” 当作探险精神，忽视景区警示与风险评估。

更有甚者受 “网红打卡” 风气影响，刻意前往未开发区域拍摄，将自身安全与公共利益置之度外。

同时，“救援免费” 的固有认知让不少人产生侥幸心理，认为 “出事有政府兜底”，缺乏对自身行为的责任敬畏。

一方面，景区管理存在漏洞。部分山区、自然保护区范围广阔，未开发区域多达上百条路径，围网、警示牌等防护措施难以全覆盖，日常巡查难以杜绝违规闯入；

另一方面，救援机制存在 “被动性”，公共救援的 “生命至上” 原则要求无条件启动，这一公益属性被少数人滥用，成为任性冒险的 “底气”，形成 “违规 — 救援 — 再违规” 的恶性循环。

我国多部法律为救援费用追偿提供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民法典也为保护救助人的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九百七十九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地方立法也可作为国家立法的“试验田”。不少地方已对违规探险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作出了细化探索。

例如《安徽省旅游条例》、《丽江市旅游条例》、《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以及《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等地方规范性文件，均针对违规旅游者的救助费用承担作出了相应规定。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并未区分合法旅游者与违法旅游者，而是一般性地规定旅游者应当支付费用。如何避免模糊不清导致执法争议，是后续立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同时，应坚守 “先救援、后追责” 原则，明确救援启动不受费用追偿影响，消除遇险者的求救顾虑；同时建立 “事后快速追责” 机制，避免责任悬空。

建立 “公开透明的核算标准”，区分政府常规救援力量与额外投入，仅对后者进行追偿；同时设立减免机制，对经济困难者可通过公益服务折抵费用，避免 “一罚了之”。

庐山 “9・27” 事件的双惩实践，本质上是对 “自由与规则” 关系的重申：探险精神值得尊重，但自由绝不等同于任性，探险更不应以生命为赌注、以公共资源为代价。

户外探险的真正魅力，在于对未知的理性探索、对自我的突破超越，而非对规则的挑衅、对风险的漠视。“罚人又追钱” 的核心不是惩罚，而是通过刚性约束，唤醒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规则的遵守。

随着双惩机制的逐步完善与推广，当 “谁违规、谁买单” 成为社会共识，当敬畏规则成为探险者的基本素养，户外探险才能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蓬勃发展，公共救援资源才能真正用于守护每一个合理合法的生命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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