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故里：科举文化浸润的崇文之地
在黔中腹地的青岩古镇，“状元”二字是刻在街巷肌理里的文化印记。清代光绪十二年（1886年），青岩人赵以炯一举夺魁，成为贵州历史上首位且唯一的文状元，打破了“黔人无状元”的偏见，也让这座石头古镇的崇文重教传统，有了最耀眼的注脚。
（一）赵以炯：从青岩走出的“西南文魁”
赵以炯的成才之路，与青岩深厚的文化土壤密不可分。其家族世代重视教育，父亲赵国澍是咸丰年间的举人，曾主持修建青岩城墙，兼具文韬武略；母亲陈氏虽为女子，却精通诗文，常以“耕读传家”的理念教导子女。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赵以炯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六岁入私塾，十二岁随父到贵阳求学，二十岁中举人，三十岁赴京参加殿试，凭借一篇《天地正气赋》惊艳考官，光绪帝亲点其为一甲第一名状元，一时之间“金殿传胪，天下皆知”。
如今，位于青岩古镇状元街的赵以炯故居，仍完好保留着清代中期的建筑风貌。这座三进四合院占地约800平方米，青砖黛瓦、木雕花窗，处处透着文雅之气。正门上方“文魁”匾额虽历经百年风雨，字迹依旧清晰；院内“琴鹤谱志，正是赵氏家族治学理念的生动写照。故居第二进的“状元楼”，曾是赵以炯读书治学之地，如今陈列着他当年使用过的砚台、毛笔，以及复制的殿试答卷——试卷上字迹工整、立论深刻，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他“心怀天下”的文人风骨。当地老人至今仍流传着赵以炯中状元后“荣归故里”的故事：当年他带回的状元牌匾挂在祖宅门前，全镇百姓敲锣打鼓迎接，此后青岩学子皆以他为榜样，书院、私塾的读书声愈发响。
（二）青岩书院：黔中儒学的“文脉地标”
赵以炯的成功，并非偶然。早在清代初期，青岩便已形成“文风蔚然”的氛围，而青岩书院（原名“青岩讲舍”）便是这份文脉的核心载体。书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由当地士绅出资修建，选址在古镇东侧的山脚下，背靠青山、前临溪流，环境清幽，是读书治学的理想之地。
清代文人对青岩书院的题咏，如今仍能在地方文献中找到踪迹。道光年间的贵州巡抚贺长龄曾为书院题写“黔中儒宗”匾额，称赞其“为黔省育才之基”；光绪年间的书院山长（院长）周之冕，在《青岩讲舍课士录》中记载，书院“每月开课三次，诸生聚于讲堂，论经讲史，各抒己见”，当时不仅青岩本地学子前来求学，周边贵阳、惠水等地的读书人也慕名而来，最多时学员达百人之多。赵以炯少年时便曾在青岩书院求学，受教于名师，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基础，这也为他后来考取状元埋下了伏笔。
如今，在古镇另一端的菊林书院，当代学者饶昌东及其弟子们仍在传承着这份文脉，他们定期举办诗词讲座、书法展览，将青岩的“书香之气”延续至今。
红色印记：历史烽烟中淬炼的精神底色
青岩古镇的故事，不仅有笔墨书香，还有烽火岁月里的红色记忆。这座古镇在历史的洪流中，既展现了多元文化的包容，也孕育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红军过青岩：长征路上的温暖记忆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经过青岩古镇，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红色足迹。当时，红军主力从贵阳附近转移，其中一支队伍经过青岩，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战士们疲惫不堪，且物资匮乏。但红军始终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少战士还主动帮助百姓挑水、扫地，向村民宣传革命思想。
据青岩镇志记载，红军经过青岩时，住在古镇的民居和寺庙里，当时的慈云寺、龙泉寺都曾作为红军的临时驻地。一位名叫王李氏的老人，曾回忆起当年的场景：“红军战士穿着破旧的军装，脚上缠着布条，但对我们特别客气，看到我家孩子没饭吃，还把自己的干粮分给孩子。”红军在青岩停留期间，不仅没有打扰百姓，还打开了当地地主的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因此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不少青岩青年被红军的革命精神打动，主动加入红军队伍，跟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
如今，青岩古镇内的红军长征纪念馆，收藏着当年红军使用过的水壶、背包、枪支等文物，墙上悬挂着红军过青岩的历史照片和地图，讲解员会向游客讲述红军与青岩百姓之间的温暖故事。而当年红军走过的石板路、住过的寺庙，如今依然完好，成为游客追寻红色记忆的重要场所。每年清明节，都会有当地学生和居民来到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长征精神。
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精神传承
青岩古镇的魅力，在于它将“状元风骨”的人文底蕴与“红色记忆”的精神底色完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气质。
从赵以炯的“读书报国”到红军的“为民服务”，青岩的精神传承从未中断。如今，古镇在保护历史建筑的同时，也在积极挖掘文化内涵——“状元文化节”上，学子们身着古装诵读经典；“红色研学游”中，游客们沿着红军足迹感受革命精神；而“宗教文化体验”活动，则让人们了解青岩多元文化共生的历史。
正如青岩古镇的石板路，既刻着状元的足迹，也印着红军的脚印，它见证了文人的风骨，也记录了革命的热血。这份跨越百年的文脉，不仅是青岩的宝贵财富，更是激励后人的精神力量——在这座古镇里，我们既能读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追求，而这，正是青岩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