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峰大本营，几乎每个准备冲顶的登山者都会听到向导的叮嘱：“看到路边的小红旗，放慢脚步，那是在和逝者打招呼。” 很多人初听不解，直到他们在海拔 8500 米的 “第二台阶” 附近，看到寒风中摇曳的那抹鲜红 —— 旗边结着冰碴，下方几米处，可能就藏着一位登山者的遗体。珠峰上的小红旗，从来不是象征荣誉的旗帜，而是刻着死亡人数的生命坐标。

1960 年 5 月，王富洲、屈银华等中国登山健儿将五星红旗插上珠峰之巅，那面红旗承载着民族荣耀，永远定格在历史里。但如今在珠峰山道旁常见的巴掌大的小红旗，和当年的荣誉之旗截然不同。它们大多是塑料材质，用细竹竿固定在冰缝里，有的旗面上还写着模糊的名字和日期，这是队友或向导为遇难者立的 “简易墓碑”，也是给后续登山者的 “生死警示”。

截至 2024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已有 335 名登山者在珠峰探险中不幸遇难，仅 2023 年春季登山季就有 18 人丧生，创下近年新高。这些遇难者中，有的倒在距离顶峰仅百米的地方，有的永远停留在 “第二台阶” 这个曾让中国登山队付出巨大代价的天险处。1960 年，刘连满在 “第二台阶” 用身体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如今这里的岩缝间，插着不下十面小红旗，每一面都对应着一个鲜活的生命。

登山向导次仁平措告诉我，他每年都会带着新的小红旗上山，替换那些被风雪撕裂的旧旗。“2019 年我带过一支队伍，队里的英国老人在 8300 米处突发高原病，没救过来。我们把他留在那里，插了面红旗，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家乡。第二年再经过，红旗还在，只是被雪埋了半截。” 在珠峰，这样的小红旗越往高处越密集，在 8000 米以上的 “死亡地带”，几乎每走几十米就能看到一面，它们像一串沉重的念珠，串起登山者的勇气与遗憾。

这些小红旗的意义远不止标记遗体。珠峰的天气瞬息万变，前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可能狂风大作，能见度不足一米。这时，小红旗就成了重要的路标。2022 年，一名尼泊尔向导在暴风雪中迷路，正是靠着沿途的小红旗，才艰难返回营地。“那些红旗在风雪里像小灯笼，看到它们就知道走的是对的路，也知道每一步都踩着前人的脚印。” 次仁平措的话里，藏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逝者的缅怀。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不把遇难者的遗体运下山？其实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在海拔 8000 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三分之一，气温低至零下 30 摄氏度，一个成年男子的体重在这里会变得重若千斤。2007 年，一支救援队尝试搬运一名遇难者遗体，耗费了 10 名队员整整三天时间，险些付出更多生命代价。久而久之，留下遗体、插上红旗，就成了珠峰上一种特殊的纪念方式。

这些小红旗也见证着珠峰登山的变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山者多为专业队员，小红旗稀疏且庄重；改革开放后，商业登山兴起，越来越多普通人涌向珠峰，小红旗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尤其是 2010 年后，每年春季登山季都有数百人冲顶，拥堵的山道上，小红旗成了最刺眼的提醒。2023 年的 18 名遇难者中，有 10 人是首次登珠峰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或许看到了路边的小红旗，却没能读懂其中的警示。

在珠峰大本营的绒布寺，僧人会定期为遇难者诵经祈福。寺外的石墙上，贴满了登山者的照片，其中不少人的生命永远停在了上山的路上。一位僧人说：“山上的红旗和寺里的经幡一样，都是为了指引方向 —— 经幡指引往生的路，红旗指引活着的路。” 那些在风雪中猎猎作响的小红旗，确实在指引方向，它告诉每个登山者：征服珠峰不是目的，平安回家才是终点。

今年 5 月，我在大本营遇到了正在整理装备的 90 后登山者李想。他指着远处的珠峰说：“我准备了三年，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多厉害，而是想看看那些小红旗背后的故事。我会带着一面新红旗上山，如果能平安回来，就把它插在 8000 米处，不是为了标记自己，而是为了纪念那些没能下来的人。” 在他的背包里，除了登山装备，还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十多位遇难者的故事，那是他从向导那里听来的。

珠峰的小红旗，从来不是冰冷的死亡符号，而是有温度的生命印记。它们在世界之巅随风飘动，既记录着人类挑战极限的勇气，也警示着自然的不可战胜。每一面小红旗的背后，都有一个关于梦想与遗憾的故事，都藏着家人的牵挂与思念。

当我们在山下赞叹珠峰的雄伟时，不该忘记那些在山上的小红旗；当我们歌颂登山者的勇敢时，更该读懂小红旗里的敬畏。珠峰永远在那里，它不欢迎征服者，只接纳敬畏者。那些迎风招展的小红旗，就是珠峰写给人类的最直白的信：生命比顶峰更重要，敬畏比征服更长久。而那抹鲜红，终将在风雪中，永远提醒着每一个逐梦珠峰的人 —— 别让自己，成为下一面红旗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