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田路拐进紫来大街，再往前五十米，路口那口被水泥封得只剩一圈铁栏的老井，就是老广州嘴里“客家井”。早晚高峰电动车呼啸而过，没几个人肯停半步，可只要低头看见栏壁刻的“张”字，故事就冒头——清朝末年，这里不是井，是张弼士家后院的边门，门里9000平方米，门后8000万两白银。

8000万两啥概念？那年清政府全年进账7000万两，一个梅州放牛娃在南洋卖咖啡、包橡胶园、开银行，硬生生活成“国家预算外收入”。钱多了，人没飘，他把“五知”家训刻进堂号：天知、地知、神知、鬼知、自己知——说白了，半夜数钱也得数得心安。于是广州河南地（今海珠）多了座“五知堂”，四至清清楚楚：南到南田路，北到市五中，西到药学院，东到客家井。如今堂主早化作尘土，只剩一门楼缩在民房缝里，像被时代掐住脖子，喘口气都带旧木头的香。

当年张弼士回广州，可不是回来养老。1892年，他先在家门口酿出中国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广告打到了上海外滩；1898年，又掏300万两修广三铁路，广州到三水，全长49公里，中国最早的商办铁路，车头汽笛一响，珠江水面都跟着颤。有人说他傻，把钱扔在“大清”这艘破船上，可他觉得实业才是客家人的“第二条出洋船”，比橡胶园更稳。

梅州老家的“光禄第”更夸张，1908年落成，4180平方米，18个厅、13个天井、99间房，门楼却是西式拱券，罗马柱顶着客家围龙屋的瓦当，李鸿章题匾，三个字笔锋里全是“朝廷也得起哄”的羡慕。屋里一条暗巷，直通后山，战乱时族人把银圆撒进巷里，铺成一条“银砖路”，踩上去咔咔响，像告诉后代：再穷，家底也在脚下。

今天，广州300万客家人，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会讲粤语也会讲“阿姆话”。早上饮早茶，晚上炖娘酒；小孩上学背《弟子规》，也背“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井被柏油盖得只剩名字，可旁边巷口，仍有人挑着腌面、盐焗鸡，用一口纯正梅县腔喊“靓仔，食饭未？”——声音穿过120年，把张弼士那口井、那扇门、那笔钱，熬成一碗老火汤，味道不冲，却落胃。

有人担心城市更新会把最后一点痕迹抹平，其实没必要。客家人的地产从来不在砖瓦，在“记得”——只要还有人把“五知”翻译成“半夜走暗巷不心慌”，只要还有人把铁路、酒厂、学堂的故事当睡前童话，张弼士就死不了。下次路过南田路，低头看看那圈铁栏，想象井底有双眼睛盯着你：别急着赶路，数钱也好，生活也罢，先问问自己心知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