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民歌里的草原盛景,曾是我对远方的全部想象。直到某个春日,我站在义安区胥坝乡的长江岸边,抬眼望见那片铺展至天际的绿色——铁锚洲,才惊觉“诗和远方”从未远离,它就藏在这长江中下游的江心洲上,藏在候鸟翅膀掠过的风里。
我点开近期航拍摄影爱好者的镜头,时光仿佛被拉得很慢。深秋的铁锚洲,沼泽湿地泛着粼粼波光,芦苇荡在风中摇曳是那样的夸张。越冬的候鸟如约而至,成了这片土地的主角。它们在天空中盘旋,翅膀划破澄澈的蓝,像是在反复丈量这片久违的栖息地;偶尔有几抹身影骤然俯冲,那是它们在操练飞行技巧,灵动得仿佛天地间的精灵。更多时候,它们三五成群,感觉到一处沼泽“鸟多为患”,便会齐齐振翅,掠过水面,消失在芦苇荡深处,只留下自在与洒脱。
镜头下的湿地更是热闹。有的候鸟低头在水面觅食,长长的喙探入水中,瞬间叼起一条小鱼,动作麻利又优雅;有的则在浅水区梳理羽毛,水珠顺着光洁的羽翼滴落,折射出细碎的阳光;还有的像尽职的哨兵,昂首挺胸站在芦苇丛边,一动不动,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更有甚者,抖动着刚清洗过的羽毛,在水面上翩翩起舞,翅膀划出优美的弧线,仿佛在用最灵动的舞姿,感谢人类为它们守护的这片天堂。耳畔仿佛传来它们的鸣唱,叽叽喳喳,此起彼伏,像是一场盛大的合唱,又像是天地间的对话,诉说着对这片湿地的喜爱——这里的一切,都“亚克西”。
看着这生机勃勃的画面,谁能想到,几十年前的铁锚洲,竟是另一番模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江岸边的村庄为了增加集体收入,纷纷成立“副业队”,铁锚洲附近的村子也不例外。副业队里分工明确,有捕鱼的、摆江的、打野鸭的、张渔花子的,还有开荒种地的,每个小组都抽调了村里有经验的“土专家”,各自为战,只为给集体多挣些收入。
我至今记得,我们村的打野鸭小组由张来根、王荣昌、刘永好三位老师傅组成。他们都是村里的能人,熟悉长江的水性,更懂候鸟的习性。每到汛期,长江水位上涨,急流涌动的水域成了野鸭最喜欢嬉戏落脚的地方。天不亮,三位老师傅就扛着自制的土枪,划着三角形的踏板小划子,悄悄划入江中。距离野鸭群还有五六百米时,他们便整个人伏在小划子上,双手握着近一尺长的小绕子,插入水中,借着水流的力量,悄无声息地靠近目标。
当距离缩短到百米左右,狙击手们便会一手稳住小划子,另一只手利用小划子前头固定枪眼口,慢慢稳住土枪,瞄准野鸭群。土枪的枪膛里一般都装上三四十发散子子弹,只要找准时机扣下扳机,“砰”的一声巨响,子弹便会像雨点般射向野鸭群,往往能击中五六只。捡回野鸭后,他们来不及休息,又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直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村里。
到了退水期,铁锚洲上的沼泽湿地露出水面,成了候鸟的栖息地,也成了猎人们的“狩猎场”。三位老师傅会戴上伪装帽,扛着土枪,在沼泽地里匍匐前进,一点点靠近候鸟群。他们的动作轻盈而谨慎,仿佛与大地融为一体,只为在最佳时机扣下扳机。那些年,他们就这样与候鸟“周旋”着,用候鸟的生命,换来了村集体微薄的收入。
然而,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终究是饮鸩止渴。随着捕猎手段的不断升级,除了枪捕,还出现了网捕、毒捕等非法方式,再加上村民们上洲开荒种地,铁锚洲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曾经热闹的铁锚洲变得寂静无声,越冬的候鸟寥寥无几,那些熟悉的鸟鸣,渐渐消失在长江的风里。
转机出现在本世纪2020年代前后。随着长江大保护和长江十年禁渔战略的实施,铁锚洲被划为“无人洲”,当地政府严控人员上洲,让这片土地得以休养生息。村民们也主动放弃了上洲劳作和捕猎,用自己的牺牲,守护着长江的生态。
短短几年时间,铁锚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被开垦的土地重新长满了绿草,被破坏的湿地渐渐恢复了生机,长江的水质也变得愈发清澈。每年深秋,候鸟们如期而至,数量一年比一年多,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如今的铁锚洲,再也不是当年的猎场,而是候鸟的天堂,是长江生态保护的生动缩影。
站在长江岸边,望着铁锚洲上成群的候鸟,我不禁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战略指引,我们才得以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让长江重新焕发生机。铁锚洲的变迁,不仅是一场生态的涅槃,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
风又起,芦苇荡摇曳,候鸟的鸣唱在天地间回荡。我知道,这片土地的故事还在继续,而我们与自然的和解,也才刚刚开始。愿这长江清水长流,愿这候鸟天堂永续,愿我们永远能在这片土地上,听见自然的声音,看见生命的美好。
作者:古中举
编辑:崔远珍 审稿:夏西玉 终审:施荣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