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发烧，我妈蹬着二八大杠带我去育才路“老三厂”职工医院，一针青霉素下去，第二天就能蹦跶。那会儿我哪知道，给我退烧的小药瓶，曾是广西第一家把抗生素做到全国银奖的厂子。
上周路过，筒子楼刷了新漆，可楼梯口还是那股淡淡的土霉素味，像有人按了时间暂停键。我溜进记忆馆，看见1979年的奖状躺在玻璃柜里，边角卷翘，跟旁边退休大爷的皱纹一个走向。大爷指着展柜里一台发绿的离心机说：“它转一天，够全桂林人打三天点滴。”语气像在说自家孩子。
可孩子也会夭折。1987年，设备老、环保卡，一千二百号人突然没班可上。那天早上下着雨，工人们把自行车横在厂门口，不是闹事，就想看看厂长怎么说。结果厂长只蹦出一句：“先回家等通知。”有人把饭盒扔进排水沟，哐当一声，全厂都听见了。
后来改制成集琦，搬去高新区，老厂房像被拔掉输血管，只剩空壳。最先是流浪汉住，再后来拍婚纱的、画涂鸦的、练滑板的轮番进场，像给尸体化妆。直到去年，政府终于给6栋楼钉上“工业遗产”铜牌，大家才意识到：哦，原来爸妈的青春也算文物。
我蹲在路边吃刚买的米粉，听见两个穿校服的小女生商量：“毕业照能不能来这拍？废墟风，可出片。”她们不知道，脚下这块地曾年产三千万，能换今天桂林一套豪宅。时间就是这么不讲理，把金子磨成粉，还让人当成滤镜。
临走，我摸了摸那台老离心机，铁壳冰凉。它再也转不动，却还在给城市退烧——把滚烫的记忆降到可以触碰的温度。
老厂不会复活，但味道一飘，我们就知道从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