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安徽，不少人先想到的是“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水墨意境，或是黄山的奇松怪石。可奇怪的是，这片地域文化名片上满是“徽州印记”的省份，省会却定在了合肥。这让很多人忍不住发问：论名气，徽州甩合肥几条街；论底蕴，徽州更是明清商帮的发源地。为啥安徽的省会偏偏是合肥，而非人人称道的徽州呢？今天咱们就扒一扒这段藏在历史褶皱里的选址门道。
要搞懂这个问题，得先明确一个关键前提：安徽建省的时间其实不算长，省会的选址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跟着历史潮流不断调整的结果。清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将江南省一分为二，设江苏、安徽两省，“安徽”之名取自安庆府和徽州府的首字，这才正式有了“安徽省”的概念。而在这之前，现在安徽的地界长期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根本没有“统一省会”的说法。
一、地理中心：合肥的“先天优势”
合肥的胜利，首先赢在“地理C位”。
安徽地形南北狭长，皖北平原、皖南山区差异显著。合肥位于安徽中部，江淮分水岭之畔，既能辐射皖北腹地，又能连接皖南丘陵，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这种“不偏不倚”的区位，使其成为控制全省的理想支点。
反观徽州（今黄山市），地处皖南深处，虽坐拥黄山、新安江等自然奇观，但地理位置偏安一隅。清代徽州府辖歙县、休宁等六县，却因“土地跷脊，不利农耕”，难以支撑省会所需的人口与经济规模。更关键的是，徽州被山脉环绕，交通闭塞，在近代铁路、公路未兴时，难以有效辐射全省。
二、历史变迁：从“临时省会”到“战略定鼎”
合肥的省会之路，是一部“逆袭史”。
安徽建省之初，省会曾设南京（1667-1760年），后迁安庆（1760-1853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安庆，清廷被迫将省会迁至庐州（今合肥），但1862年安庆收复后，省会又迁回安庆。此后近百年，合肥始终是“临时省会”的角色。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9年。解放后，皖北、皖南分设行署，合肥因“居中”区位成为皖北行署驻地。1952年8月，皖北、皖南行署合并成立新安徽省，合肥凭借“地理中心”的优势被定为临时省会。但质疑声从未停止——当时的合肥仅是人口不足5万的小城，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
1958年，毛主席视察安徽时，对合肥的区位给予高度评价：“合肥不错，为皖之中。从长考虑，似较适宜。”这一批示彻底统一了全省思想，合肥的省会地位就此“板上钉钉”。
而徽州呢？历史上虽曾是徽州府，但1987年撤地设市后，黄山（徽州）的定位更偏向“旅游名城”而非行政中心。其文化底蕴虽深，但作为省会所需的交通、经济、战略纵深，均难以与合肥抗衡。
三、战略与经济：合肥的“后天逆袭”
合肥的崛起，是“人努力”的典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合肥工业基础薄弱，却因“省会身份”获得政策倾斜。上海企业外迁、中科大南迁（1970年）、京东方落户（2008年）、长鑫存储成立（2016年）、蔚来汽车接盘（2020年）……这些“赌城式”决策，让合肥从“小县城”蜕变为“科创之都”。2024年，合肥GDP达13507.69亿元，跻身新一线城市，主导产业涵盖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
反观徽州（黄山），虽以旅游闻名，但经济规模仅为合肥的1/5左右（2024年黄山GDP约1000亿元）。其产业以文旅、农业为主，缺乏工业与科创支撑，难以承担省会所需的经济辐射功能。
更关键的是，合肥的交通优势日益凸显：高铁网络实现至南京54分钟、武汉2小时、上海3小时经济圈；新桥机场为4E级国际机场，2024年旅客吞吐量超1200万人次。而黄山机场仅为4C级，高铁线路单一，交通枢纽地位远不及合肥。
四、文化与认同：徽州的“软实力”局限
徽州文化（徽学、徽商、徽派建筑）是安徽的文化名片，但作为省会，文化认同需与行政功能结合。
徽州的“徽”字，源于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1121年），其文化辐射范围主要在皖南及赣东北部分区域。而合肥作为“江淮首郡”，历史上是庐州文化的核心区，更易被皖北、皖中、皖南各地接受。
更现实的是，省会需承担全省行政、经济、文化中心的多重角色。徽州虽文化底蕴深厚，但经济实力、交通条件、战略纵深均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合肥则通过“科创+产业”的路径，将文化认同转化为发展动力——包公故里的“硬气”、淮军摇篮的“拼搏”，与“科创之都”的现代形象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城市标识。
结语：合肥的胜利，是“时势造英雄”
安徽省会定在合肥，是地理、历史、战略、经济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徽州虽文化璀璨，却因地理偏安、经济薄弱、交通闭塞，始终与省会无缘。
今天，合肥从“小县城”到“新一线”的逆袭，印证了毛主席“有大希望”的预言。而徽州（黄山）则以“旅游名城”的身份，与合肥形成“双核驱动”——一个负责“辐射全省”，一个负责“文化传承”，共同书写安徽的现代化篇章。
参考资料：《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毛泽东年谱(1949-1976)》《合肥通史·当代卷》《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