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山老街狭长如一条扁担，静静地横在南山脚下。
街是双面街，路是石板路。三块石板并成一路，中间铺大石，两侧嵌小石。街不长，一盏茶的工夫便能走完；街也窄，最狭处，两边屋檐几乎勾勒出“一线天”的景象，临窗便可触手相及。雨后，石板缝间青苔湿漉漉的气息，两旁木排门瘦骨嶙峋的岁月痕迹，乃至屋檐滴水参差的声响，都烙在记忆深处。不过，单论样貌，在江南水乡里，它实在不算起眼。
老街如扁担，我家就在这扁担的最西头。市声至此渐稀，村野于此相接。我的整个童年与少年，都与这条街血脉相连。从懵懂孩童到青涩少年，我在此留下的脚印，比在自家院里还多。夜里的零星犬吠，清晨东头早点铺飘来的面香，从被母亲牵着去打酱油，到独自穿过老街去山后地里帮忙——即便去下地干活，只要踏上这青石板，便仿佛步入一个需要整理衣冠得以体面演出的“舞台”。
街上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溜溜的。有的地方被踩得微微凹陷，有的则稍显凸起。赤脚走在上面，脚掌贴合石板的那种滑润触感，是穿鞋无法体会的。夏日正午，石板被晒得发烫，需踮脚疾走；雨后行走，湿润的石板更显光滑，脚底偶尔打滑。这条老街，就是我认知世界、感知人情的第一个窗口。
老母亲曾经跟我讲起，这条胜山街可是有点故事的。在久远的年代里，胜山盛产海盗——大多是难以为生、走投无路、被逼“下海”的穷苦人。这些人做山大王的下手和跑腿，在“跑在前头，分点零头，捉牢杀头”的生存境遇中挣扎。每次出海“做生意”，晚上就有人用扁担或光棍，在街上隆隆地拖过，于是有人就闻声而出，跟随而去，匆匆消失在夜色里。
海盗的身影渐远，庙宇的香火却让老街真正扎下了根。
胜山形似一只向东南爬行的大乌龟。最早的街市，就依傍在“乌龟头”山岭南侧，迤逦而建。老街成街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但它傍山而建、因庙而兴的轨迹，却清晰可辨。
山上有座庙，始于南宋的彭桥黄家祖庙；延至明代，黄尚书奉旨大修，成了“胜山娘娘庙”。香火日盛，四方香客由最初的乘船渡海，到后来的车马劳顿，必得在山前歇脚。店铺由此渐次开张，人员汇聚。据学者推测，胜山老街的店铺起源于乾嘉时期，成形于道光时，繁荣于清末民国。
遥想庙会盛景。晨光初露，薄雾未散，欸乃桨声便划破宁静，姚北的航船、绍兴的乌篷在码头靠岸。挎着竹篮的香客踏跳板上岸，与官道而来的车马人流汇合，四方乡音顿时盈满河岸。这股人流随即被揽入老街怀抱。沿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前行，两旁香烛店、小吃摊香气四溢，卖“定胜糕”、豆腐干的吆喝此起彼伏，挽住无数脚步。最终，所有支流在山门前汇成主潮。挎黄色香袋的妇人、风尘仆仆的商人、好奇张望的孩童，皆沿石阶，向着山顶香烟缭绕的庙宇拾级而上。空气中，汗味、香火气、食物味交织成一幅声、色、味俱全的流动画卷。
庙会的喧嚣散去，老街的日常烟火便由那些老字号撑起。
据对胜山地域文化有着精深研究的罗映堂先生记载，旧时胜山老街有饮食、香烛、杂货、药店等商铺六七十家，百年以上老字号就有十几家。在众多已消散的招牌中，唯有周姓的“大有丰”酱园，至今仍飘着那股熟悉的咸香。那时，母亲差我去打酱油，店门口一排排酱缸静默发酵，老师傅用竹提子舀出黝黑清亮的酱油，滴在石板上的酱色圆点，构成了我童年有滋味的记忆。这家百年老店，就用这最寻常的滋味，将整条老街的烟火气，一滴一滴，汇入了我家的餐桌。
俗话说，前世修来住街头。我的童年，便由这张“老街地图”精确导航。嘴馋时，跑向桥头徐瑞康家后人开的水果摊，只为看一眼红得发亮的樱桃；过年添新衣，母亲牵着我在邵恒生后人经营的布店里反复比划，棉布柜台前那把沉重的木尺，量过我的身高，也量走了我的童年；即便最怕去的医院，消毒水味也和中药房的草药香奇妙混合——这条街早已不是冰冷建筑。
住在街边，我常与伙伴们漫无目的地游荡。玩伴中，一个姓童的“大师兄”，因比我们大几岁，成了我们的头。他该是读中学的年纪，却因家庭成分，与学校无缘，成了“街虱”。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吹”能说得“白鲞会游，死尸会走”；“弹”弓打鸟，常能“一石双鸟”；最绝的是“拉”，他能带我们在街边，用铁丝拨拉泥疙瘩、烂布片，竟常能捡到一角、两角甚至五角、一块的纸钞。
“大师兄”最令我叹为观止的，是三九寒天徒手摸鱼的本事。他会褪去一只胳膊的棉袄袖子，将整条手臂探入结着薄冰的河水中，身子俯得几乎与水面齐平。我们裹紧棉袄瑟瑟发抖，他的胳膊却在刺骨水里，迅速冻得通红发紫。他紧抿着嘴，眉头微锁，全部精神都灌注在河底石缝的触感上。忽然，眼神一锐，手腕猛掏，一条巴掌大的鲫鱼便被甩上岸。那时我们只知欢呼，多年后才品出那份酸楚：若非求学无门，谁愿将这身机灵，全耗在这与天搏命的“手艺”上？
有一天，“大师兄”神神秘秘拉我去街西的胜山医院，说有个从山上抬下来的采石人，伤得很重。我远远望了一眼，不敢近前，只觉得空气里弥漫着说不出的压抑。一个几小时前还活蹦乱跳的人，就这样说没就没了，我恍然感到生命竟如此脆弱。
正是在这条街上，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最令我难忘的，便是阿福先生。
他是医院里的老医生，大家都尊称他“阿福先生”。那时他已经是七老八十了，生得福相：大眼睛，软软的大耳坠，满头银丝，目光和顺，整天笑眯眯的，说话细声慢语，温婉可亲。据说他原是私立医院业主，公私合营后并入胜山医院；又有人说，他儿子是京城里的大领导。在我年幼的认知里，他仿佛笼罩着光环，是神一样的存在。
早上，阿福先生提着菜篮子一出街，整条街的空气都温和了几分。那时大家手头都紧，寻常人家难得买回大荤。唯有阿福先生，才有底气挑最鲜的河鳗、最肥的甲鱼。卖河鲜的赶忙拎出最肥的：“阿福先生，今朝的河鳗，是本江的，顶肥！”卖甲鱼的也赶紧揭开桶盖，拿起大鳖翻转：“您瞧瞧这底板，白里透红，劲道十足！”阿福先生总是乐呵呵的，大眼睛眯成缝，软软的大耳坠随着点头轻轻晃动。人们把河鳗鳖蟹往他篮子里扔，他几乎从不挑拣，只是和气应着：“好，好，都好。”递钱时，有时干脆让商贩自己从他钱包里数。那神情不似买卖，倒像接受邻里随和的馈赠。说来也怪，那时人们觉得阿福先生吃好用好是天经地义，心里生不出一丝嫉妒，仿佛他过得好，便是整条老街共同的体面。
阿福先生打理着医院中药房，年纪虽大，做事却极细心。我那时正迷恋吹笛子，梦想成为赵松庭、蒋国基那样的演奏家。见书上说，贴笛膜需用中药白芨，不能用唾沫，我便去医院买。正逢阿福先生值班。他特意为我挑选白色纯正的，并叮嘱：“用白芨时，别再用唾沫粘了，接触空气易生异味，得用清水。”他怕我用不周全，亲自弄来一杯水，先敷点水在笛孔周围，再轻轻用白芨擦拭，待粘液渗出，小心将笛膜贴上，缓缓抚平。整个过程，他一直让我看着。那专注的神情，仿佛贴笛膜是世间顶要紧的细活，一如他对待每位病人、每味药材那般，充满温和的敬意。我不由得感慨，贴笛膜到底是一个精细活：力道重一分则笛膜破裂，音色刺耳；轻一分则贴合不紧，喑哑无声。阿福先生教会我的，是如何在分寸之间，找到那份恰到好处的认真与温柔。
离乡愈久，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此生的行路，其实从未踏出胜山老街那条青石板路。
这路的学问，是让脚步去认的。它的光溜，是千万次摩擦留下的包浆，教会我何谓韧劲；雨后苔痕的湿滑，提醒我举止需如阿福先生粘贴笛膜般，心存一份恭敬与温柔。至于那些被岁月磨出的微微凹陷，则盛过雨水，映过天光，也倒映过一个少年从这里张望世界的脸庞——它告诉我，生命的圆满并非永久的饱满，而是在承纳与付出后，所留下的踏实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