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九江为何叫九江

江西的地理版图上，九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坐落在赣北平原的核心地带，北枕长江与鄂皖两省隔江相望，南拥鄱阳湖与赣中丘陵遥相呼应，仿佛一位扼守着江南门户的老者，见证着千百年的江潮起落与人间沧桑。但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这片土地为何被命名为“九江”，而非更寻常的“七江”“八江”？这个“九”字背后，藏着的不仅是地理的密码，更是一部浓缩的江南文明史。

要解开这个疑问，首先要走进九江的地理肌理。九江地处长江南岸，修水自西向东穿境而过，总面积达1.91万平方千米。它的地势呈现出鲜明的“东西高、中间低”特征，山地占比16.4%，丘陵占据44.5%，湖泊更是占到18%，当地流传的“六山二水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俗语，正是对这种地理格局的生动概括。其最高点为九岭山主峰九岭尖，海拔1786.9米，与长江的江面形成巨大的地势落差，造就了“江奔山立”的雄奇景观。

从更大的地理尺度来看，九江市的范围恰好被长江、武夷山脉余脉的九华山、鄱阳湖、罗霄山脉的幕阜山和九岭山所环绕，区域轮廓宛如一头昂首东啸的青牛，蓄势待发。在这片土地上，地理要素的齐全程度堪称罕见：中国最长且水量最丰的长江穿境而过，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与之相依，还有以雄、奇、险、秀闻名天下的庐山耸立其间。这种“大江、大湖、名山”齐聚的格局，为“九江”之名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九江”二字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儒家经典《尚书·禹贡》，其中明确写道：“过九江，至于东陵。” 这里的“九江”，并非特指某一条河流，而是对“众水汇流”地理景观的精准概括——九条主要水系在此汇集，共同注入长江，最终奔流入海，“九江”之名便由此而来。到了西汉时期，经学家刘歆为“九江”做出了更为具体的注解，他在《尚书·禹贡注》中明确指出了九条河流的名称，分别是赣江（古称赣水）、赣江支流蜀水（今锦江）、上饶江（古称余水）、淦水、抚河（古称盱水）、南水（今袁水）、彭水（今信丰江）、修河（古称修水）以及鄱水（鄱阳湖的古称）。

这九条水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水网体系。赣江作为江西的母亲河，自南向北纵贯全省，在九江境内与其他八条支流相继汇合；修河则从赣西北的幕阜山脉发源，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最终注入鄱阳湖；而鄱水所指代的鄱阳湖，更是如同一个巨大的天然湖泊，收纳了周边众多支流的来水，再通过湖口与长江连通。每到汛期，九条水系的水量汇聚一处，使得九江江面水势浩淼、烟波壮阔，“九江汇流”的景观愈发凸显。这种独特的水文地理特征，让“九江”这个名称不仅是一个数字的标识，更成为了对当地自然地理的高度凝练。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九”的使用并非单纯的计数。在传统文化中，“九”被视为阳数之极，常常用来泛指“众多”“完备”。从“九州”代指天下，到“九派”形容长江支流众多，“九”字承载着一种包罗万象的文化内涵。九江境内的水系远不止九条，刘歆所列举的“九江”，更像是对当地主要水系的代表性概括，用“九”这个极数来凸显其“百川归海”的水文格局。因此，“九江”之名，既是对具体地理景观的描述，也蕴含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概括。

这种“众水汇流”的地理特征，也造就了九江独特的战略地位与文化底蕴。坐落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庐山，又称匡山、匡庐，耸峙于长江南岸、鄱阳湖西北岸，山体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面积达282平方千米。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天下，山体四周悬崖峭壁，气势巍峨雄奇，最高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由于地处江湖之间，水汽充沛，庐山常年云雾弥漫，形成了“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独特景观。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游历庐山时，便被这种变幻莫测的景致所打动，写下了千古名篇《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不仅描绘了庐山的景致，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让九江的山水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除了苏轼，众多文人墨客都曾在九江留下足迹，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被贬江州时，在浔阳江头偶遇琵琶女，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绝唱。诗中的“浔阳江头”，便是如今的九江；而“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江州”，正是九江的古称之一。九江简称“浔”，古称柴桑、江州、浔阳，如今的九江市仍设有柴桑区和浔阳区，这些地名如同活的化石，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

九江的文化记忆中，不仅有文人的感怀，更有英雄的豪情。《水浒传》中，北宋郓城县押司宋江刺配江州，在浔阳楼酒后题下“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由此引发梁山好汉劫法场的壮举，让九江成为了这部英雄传奇中的重要场景。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九江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东吴的孙权正是在柴桑（今九江）屯兵练兵，最终以弱胜强击败曹操。当时的柴桑，既是东吴的西疆门户，也是其窥视荆州的战略跳板，地理位置至关重要。

追溯九江的历史沿革，其战略地位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凸显。春秋时期，鄱阳湖地区处在“吴头楚尾”的交界地带，楚国的势力范围向东延伸至鄱阳湖及九江一带，再往东便是吴越之地。对于历代兵家而言，要想在江南地区争雄，就必须占据鄱阳湖及九江所在的江西地区，因为这里既是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进退攻守的要冲。秦朝统一六国后，设立九江郡，当时的郡治虽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但管辖范围已涵盖今江西大部，可见九江在王朝疆域中的重要性。

汉朝建立后，从九江郡中析出豫章郡，其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而柴桑县便是如今九江的前身。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九江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小霸王孙策占据江东后，深知要守住江东六郡，就必须控制上游的荆州，否则门户洞开。而柴桑作为江东的西界重镇，与荆州的江夏郡接壤，成为了东吴防御荆州、伺机进取的战略支点。公元208年，曹操平定河北后率军南下，席卷荆州，刘备派诸葛亮前往柴桑拜见孙权，促成孙刘联盟。当时孙权屯兵柴桑，在此做出了联刘抗曹的重大决策，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曹操在给孙权的劝降书中曾写道：“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这份看似傲慢的劝降书，恰恰凸显了柴桑的战略地位——只要控制柴桑，曹军便能顺江东下直取东吴腹地。而孙权与周瑜正是以柴桑为基地，集结水军与刘备联军汇合，逆长江西进，在赤壁大破曹军连环船，彻底粉碎了曹操一统江南的企图。赤壁之战后，曹、孙、刘三分荆州，三国鼎立的格局正式形成，而柴桑作为东吴的战略要地，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三国演义》中，周瑜在柴桑操练水军，他去世后，诸葛亮还特意前往柴桑吊孝，这些情节虽有艺术加工，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九江在三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西晋时期，王朝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从扬州、荆州各分出部分区域设立江州，其管辖范围包括今江西省、福建省、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以南地区以及湖南省东南部的郴州，而江州的治所就设在九江。这一举措进一步确立了九江在江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地位。到了东晋时期，全国疆域主要分为扬州、荆州、江州、广州、交州等几个大区，此时的江州对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战略屏障作用。

东晋朝廷虽然重点经营扬州，但荆州地区向来军阀势力强大，不少野心家都曾凭借荆州的兵力顺长江东下进攻建康。而九江恰好位于长江中游，是荆州兵东进的必经之路——只要朝廷守住九江，就能像一把锁一样堵住荆州兵的进攻通道。东晋后期的荆州军阀桓玄，正是看到江州没有朝廷重兵防守，才得以迅速东下攻占建康，自立为帝。不过桓玄的皇帝梦并未长久，最终被枭雄刘裕推翻，而这段历史也更加凸显了九江的战略价值：守不住九江，南京便岌岌可危。此后的历史也不断印证这一点，隋灭陈、北宋灭南唐等王朝更迭中，进攻方都是先夺取九江，再顺江而下攻克对方的国都，九江的“江南门户”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从地理格局来看，九江的战略地位之所以千年不变，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密不可分。它夹在湖北省会武汉、安徽省会合肥、浙江省会杭州、江西省会南昌以及湖南省会长沙之间，处于长江经济带与京九经济带的交汇点。作为长江航运的重要港口，九江早在古代就是“途通五岭、势拒三江”的通都大邑，如今更是长江水道与京九铁路“黄金十字架”的中心——京九铁路（北京-香港九龙）在长江以南的第一站便是九江，这种“水铁联运”的优势，让九江成为了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

回到“九江”之名的由来，我们会发现，这个名称从诞生之初就与这片土地的地理特征、战略地位紧密相连。“九”既指代九条主要水系的汇流之景，也蕴含着“九州通衢”的战略寓意；“江”则点明了其依江而兴的地理根基。从《尚书·禹贡》的记载到西汉刘歆的注解，从白居易的浔阳江头到苏轼的庐山之巅，从赤壁之战的烽火到京九铁路的汽笛，“九江”二字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部关于水、山、人、城的千年史诗。

如今的九江，依然在长江与鄱阳湖的滋养下焕发着生机。当我们站在浔阳江畔，看着江潮拍岸、帆影点点，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九江”之名之所以不是七江、八江，不仅因为这里有九条水系的汇流奇观，更因为这片土地承载着“九”所代表的厚重、包容与通达——它既是众水归海的地理枢纽，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更是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这份独特的底蕴，让“九江”之名穿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