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万荣后土祠坐落于万荣县西南40公里黄河东畔的庙前村，其地理坐标紧邻黄河与汾河交汇处，历史上属“汾阴脽地”这一特殊地貌单元。据祠内现存《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记载，此地祭祀传统可追溯至轩辕黄帝时期的“扫地为坛”，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63年）正式建汾阴庙，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6年）扩建为后土祠，由此确立国家祭祀地祇的制度框架。东汉至宋代间，祠庙历经多次增葺，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2年）达到鼎盛规模，然因黄河水患频繁侵袭，清同治九年（1874年）易地重建于现址，形成现存建筑群格局。

现存后土祠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17600平方米，沿中轴线依次分布山门、品字形戏台、献殿、圣母殿及秋风楼等主体建筑，整体呈现晚清建筑风格，但局部保留早期遗构——山门为元代建筑遗存，其鸱吻造型与斗拱结构仍可见元代减柱法特征；秋风楼则为明代重建，三层四檐十字歇山顶形制，内嵌汉武帝《秋风辞》元代碑刻，碑文“秋风起兮白云飞”的篆书字体与楼体榫卯结构共同构成明代楼阁建筑的典型范式。祠内建筑最具特色者为“品字形戏台”，由山门倒座戏台与东西两侧歌舞楼、春雪台组成，台面分演秦腔、蒲剧、豫剧等地方剧种，台下留两米通道供祭祀队伍穿行，这种“演艺 - 通行”复合功能设计，在《蒲州府志》中被称为“三戏同台，神人共赏”的独特祭祀空间机制。

作为中国古代后土崇拜的核心载体，该祠见证了24次帝王亲祭活动，其中汉武帝刘彻六次巡幸并留下《秋风辞》，唐开元年间玄宗李隆基三次扩建，北宋真宗赵恒更御书《汾阴二圣配飨铭》碑（现存圣母殿东侧碑亭），碑文“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的铭文，将后土信仰与儒家伦理体系深度融合。祠内现存文物中，金代“庙貌碑”详细记载北宋祠宇布局，碑阴线刻的“祭器图”展示了簋、鼎等礼器组合；元代铁钟（重约3.5吨）铭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则反映了民间信仰与官方祭祀的互动关系。2001年，万荣后土祠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扫地坛 - 品字戏台 - 秋风楼”的三位一体格局，被《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定义为“黄河中游祭祀建筑的活化石”。

从文化地理学视角看，后土祠的选址与迁移深刻反映人地关系互动。清代之前原址位于汾阴脽（今万荣县宝鼎乡），因黄河泥沙淤积导致地貌变迁，据《河防考》记载，明万历年间祠区地面较汉代已抬高12米，清同治年间的黄河特大洪水最终迫使迁建。现存建筑群虽为易地重建，但其轴线方位仍保持与黄河流向的夹角关系，圣母殿月台望柱石雕的“水纹托莲”图案，隐喻“地脉承水德”的传统堪舆观念。这种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改造，与《礼记·郊特牲》“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的祭祀哲学形成互文。

在民俗传承层面，后土祠保留的三月十八祭祀庙会（后土圣母诞辰）与十月初五秋祭仪式，融合了官方祭祀仪轨与地方民俗元素。据1986年《万荣县文化志》调查，庙会期间的“拔花求子”习俗（摘取圣母殿前铁树花枝）可追溯至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摸门钉”遗风，而锣鼓杂戏《后土娘娘巡境》的表演脚本中，仍保留元代“傩舞驱邪”的仪式片段。2021年景区设立的“后土文化体验馆”，通过七个主题板块系统展示从先秦“社神崇拜”到当代非遗传承的演变脉络，其展陈大纲参考了《中华后土文化研究》（2018年，中华书局）的学术成果，使这一古老祠庙成为活态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