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秦直道、丝绸之路、大运河等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是世界遗产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见证。它们以线状或带状的空间形态，串联起不同地域、民族与文明，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然而，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诸多挑战。

当前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哪些难点与痛点？本报记者专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副所长徐斌。她结合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出探索系统性、创新性保护路径，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与参与。

记者：作为秦始皇时期的两大军事工程，长城和秦直道同属线性文化遗产，除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已有专门条例，秦直道保护仍处于“法律空白”状态。实践中，大部分线性文化遗产未予以单独立法保护。对此，您怎么看？

徐斌：秦长城与秦直道是一组很好的对比案例。要看到，秦直道以及大运河、蜀道、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长征线路等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普遍面临“法律空白”的现象。长城拥有国家层面的保护条例，是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文化象征以及社会各界多年来持续呼吁的共同结果。它是一个特例而非惯例，但也可以视作一个“先锋”。

针对尚未单独立法保护的线性文化遗产，可以参考长城的做法，分期、分层推进。在国家层面确立其作为特殊遗产类型的地位与保护原则，在地方层面分段推动立法与协同管理，在社会层面加强宣传与凝聚共识，共建保护网络。

记者：像古道这类线性文化遗产多处开放式状态，长期受风雨侵蚀、地质灾害等影响，保存状况堪忧，对于这种逐渐消失的线性文化遗产，如果保护不了本体，还能保护什么？

徐斌：线性文化遗产由点、线、面要素构成。当作为“点”“线”的遗产本体逐渐消失时，对作为“面”的空间载体和地理环境的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其本身就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与遗址本体共同构成可感知的历史场景。

针对古道类的线性文化遗产，在遗产本体消失前，应尽快开展数字化记录，用科技手段为其建立一份永久的数字档案，以便将来在历史环境中进行标识或复原展示。此外，建立数字档案的目的不仅在于保存，更在于激活。这些数字化资源是进行学术研究、展示传播和开展社会教育的宝贵财富。

记者：部分线性文化遗产仍具备生产、生活功能，且未明确保护范围，造成沿线群众对遗产价值认知不足，保护意识薄弱，甚至因生产生活需要无意中破坏遗迹。这种个人生产生活和公共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徐斌：这里涉及到活态遗产的保护与社会发展的矛盾。首先，建立包容性的保护框架。开展参与式调查，与群众共同明确“遗产核心区”与“缓冲区”边界，在不同的功能区明确禁止和允许的生产行为，而非一刀切。其次，建立生态和文化补偿机制。对于确因保护需要而使生产活动受限的，给予资金或其他形式的合理补偿。最后，构建价值共同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将群众视为利益相关者。因此，要将文化遗产赋能传统产业，发展与线性文化遗产相容的新业态，改善沿线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让群众共享保护成果。

记者：线性文化遗产通常跨越多个行政区域，存在部门职能交叉或权责不清，当地重大工程规划与遗产保护矛盾日益突出，该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徐斌：平衡重大工程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本质上是对不同公共价值的权衡，这需要纳入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框架中综合考量。

首先，可以将文化遗产影响评估提升到与环境影响评估同等重要的位置，实施前置性与强制性的影响评估。其次，将线性遗产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作为国土开发的负面清单或限制性区域，使遗产保护要求从项目层面的被动博弈，上升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主动约束。最后，倡导“工程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让路”的价值观，通过技术比选，优先选择对遗产影响最小的方案，实现“隐形穿越”或最小干预。

记者：线性文化遗产线路漫长，维护成本高昂。地方财政投入有限，且缺乏专业文保力量，导致日常监测、抢险加固、科学研究等工作难以持续。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徐斌：这是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中最为现实的资金和人力问题。针对资金困局，可参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设立相应的“国家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创新社会资本参与模式，鼓励企业、基金会或个人设立公益信托基金，定向用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针对人力困局，设立不同层级和职能的文保员，如文物部门的保护专员，负责技术指导、规划编制和数据管理；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文保专家，负责技术方案和应急指导；基层文保员，负责日常巡查和问题上报。对基层文保员，还可通过技术培训、配备专业设备等方式，来提高其专业性，共同构建多元、可持续的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