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寨里曾经的拉木鼓表演。（纪录片《翁丁》剧照）
在翁丁老寨门口，翁丁人正排练自己过去的生活。
景区里养的牛被缓缓牵出，头人立于牛前诵念祭词，一排翁丁妇女半蹲半跪，而后挨个起身对牛跪拜。“新米节啊，吃新米，烤乳猪啊，庆丰收。”佤语的音节混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此起彼伏。有人念错词，有人没走稳，和相邻的人嬉笑打闹。
“不要笑！把腰弯下去走，好好地说，尊敬一点。”文旅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旁提醒。佤族妇女们将双手举至头顶朝拜，腰压得更低了，脊背几乎贴近平地，膝盖蜷着往前挪。年轻的讲解员问，“我从哪里开始讲？”
9月22日正午，一场“祭牛仪式”正在排练。一个工作人员攥着讲解词嘟囔，“腰弯得太低了，我们以前不这样。这就是一种表演”。
这里是翁丁，位于云南阿佤山深处云雾缠绕的一个村寨，紧邻中缅边境。四百多年前，杨姓祖先在此建寨，以世袭寨主管理村寨。古老的干栏式茅草屋沿山脊错落分布，翁丁人世代居住于此，他们在一楼圈养牲畜，二楼生火做饭睡觉。谷子熟了就办新米节敬牛，大事听寨老安排，遇事找魔巴占卜，鸡卦的纹路里藏着凶吉祸福。新中国成立后，翁丁直接从原始部落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的称号不胫而走。
2012年，导演刘春雨抵达翁丁，受托拍摄纪录片。他迅速被这个围着火塘生息、遵循古老仪轨的民族所吸引。彼时，为了发展旅游，翁丁人即将搬迁，而空出来的家园变成舞台，由翁丁人继续回来上班，复刻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
这个巨大的变迁让刘春雨震撼，他决定自费留下来，用镜头记录这一切。这一拍就是九年，镜头里的翁丁老寨，一天天从生活场变成了表演场。2021年2月14日，刘春雨正在整理海量素材，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没了整个老寨。四百年的茅草屋、火塘边的木凳、寨门口的图腾柱，在镜头外的现实里尽数化为灰烬。
哭声之后，生活终将继续。后来，户籍上登记的497名翁丁人全部搬到了山下的新寨，而老寨也仿照着过去修盖了茅草屋。翁丁人领着工资，按时回到老寨上班。他们表演拉木鼓，放着音响对唱情歌，一天重复两场表演，试图重现那些有关翁丁的日常。
一座座曾经生活的茅草屋成了固定点位，而他们成了自身历史的扮演者。
一场“祭牛仪式”的表演正在排练。（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摄）
表演
下午1点，同一只鸡正配合着人们死第二遍。
上午的表演里，它已挨过一刀，此刻耷拉在穿佤族服饰的人手里，再次被弯刀划破喉咙，暗红色血珠裹着腥味往下滴。领头的男人顶根羽毛，念着没人能全懂的佤语祭词，将鸡悬挂于木桩上方，一群人跪拜后拽着鼓绳往坡下挪。2025年9月24日中午，雨刚停的泥路有些打滑，演员们一边挪步，一边回头吆喝，“踩稳！看拉木鼓的往这儿来！”
游人举着手机候场，在随行消防员的叮嘱下，他们自发站在两旁，围观今天的第二场拉木鼓表演。头人对着空气挥刀开路，每走几步，身后就有人敲一声锣鼓，有人站在木桩上念念有词。其他人喊着整齐的号子，拖着绑了长绳的木鼓往前走，颠得木桩上的鸡摇摇晃晃，有时他们还邀请游人一同拖绳。
“一下说佤语，一下说普通话，还是我们真正的翁丁吗？”杨建国也在景区上班，他曾经是老寨的寨主。他有时觉得现在的表演不妥，没法让游客感受真正的原始部落。他曾经历过真正的拉木鼓，寨子附近的桥被洪水冲垮了，要重新修桥，全寨的男人进山砍树，山路石多，雨后泥泞难行，只有喊着号子一起前进，才能拖得动木头。
翁丁人崇敬大自然，从山林里拖了木头，就得祭山神，感谢山的馈赠。拉木鼓回寨子的时候，村里的魔巴会在一旁念祭词，祈求村寨平安。
现在，每当木鼓被拖到寨心广场，锣鼓声就停了。音响里猛地响起欢快的音乐，刚才还一脸肃穆的演员们，立刻手拉手围成圈打歌。舞步踩着音乐的节拍，脸上堆着笑。五分钟后音乐戛然而止，人群迅速散开。
翁丁人过去居住的茅草屋变成了一个个固定点位的展示户。（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摄）
他们各自回到被划定的点位——那些曾经住了几代人的茅草屋，如今都挂着展示牌，他们蹲守在那里，等待游人到来。“养殖展示户”里关着几只鸡，“土罐展示户”里摆着佤族人手工做的罐子，上面落了一层薄灰；“水酒酿制展示户”里飘着淡淡的米酒香，却没人来打酒；“织布展示户”里挂着佤族服饰，供游客租借拍照……
十一前夕，寨子里的短视频博主越来越多。他们支着手机和补光灯，摆着骷髅头的人头桩、寨心立着的人头蔸，是他们最爱待的地方。“家人们，这就是人头桩！以前他们专挑健壮的小伙子，咔嚓——”穿着冲锋衣的博主对着镜头，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把头砍下来祭祀！但你们不要害怕，在屏幕打出大吉大利！”
他绘声绘色地讲述所谓翁丁猎人头的"历史"，身旁立着一块牌子：佤族先民猎获人头后，先编织小竹笼，把人头放进去，再把人头笼装进人头篼，用草片盖起来，立在木鼓房边祭祀木鼓，以祈求苍天、神器、神灵护佑村寨平安。
这些“新事物”与老人们的记忆格格不入。翁丁人四百多年的历史，没什么文字记载，全靠一辈辈人口口相传。杨建国很笃定，“我们根本就不猎人头，哪怕是最早的时候也没有。”
景区里，也早就没了寨主的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气派的佤王府，里面摆满了画着图腾的兵器，还多了一个“佤王宝座”。
佤王府中央，火塘烧得正旺。一旁的大叔肖春是村里的魔巴之一，一直负责帮人去病叫魂。但到了上班日，他就持着钳子坐在火塘旁边，为游人们烫茶水。有人想体验当“佤王”，他就笑着招呼，让人家戴上插羽毛的帽子，拿起旁边的长枪，坐到那张宝座上，自己举着手机帮忙拍照。
只要有人追问，他都会坦白。“我们从来没有佤王，”他低声说，“这些都是为了你们建的。”
为旅游而建的佤王府。（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摄）
从家园到景区
飞机降落在2016年建成的沧源佤山机场，接驳车沿新建的公路盘旋至县城。从县城驶向翁丁的路上，用几分钟穿过昏暗的隧道，茅草屋在山坳中浮现，仿佛一下从现代社会走进了原始部落，“有种时空穿梭的感觉”。
刘春雨刚开始拍摄的时候，交通完全没有这般便利。2012年，他从昆明出发，得坐八到十个小时大巴才能到临沧，第二天一早再坐五个小时中巴到沧源县城。之后的路就得碰运气了，先搭四轮车或者摩托车去乡镇，要是赶上翁丁人驾着牛车、马车去赶集，就正好蹭车进山。沿途水泥路和土路交替，下雨还容易塌方。最慢的一次，刘春雨花了整整两天才摸到翁丁的寨门。
翁丁被层层叠叠的原始森林从三面环抱，当时还留存着不少最初的原始生态。
“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该有的样子。”刘春雨回忆，那时的翁丁人每天欢歌笑语，清晨醒来总能听见牛尾巴甩打的声响，是孩子们赶着牛群上山。屋里的火塘终日不熄，人们围坐在边上，喝茶、做饭，闲话家常。连动物都活得自在，房梁上蹿着硕大的老鼠，见了人也不躲。
老寨的干栏式茅草屋沿山脊错落分布。（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摄）
外界的脚步比刘春雨来得更早，翁丁也早已被推到了旅游开发的路口。
2000年初，翁丁开始了旅游规划。根据沧源县政府的“旅游富县”战略，多方筹集到510万元，用于对翁丁“原生态”的村容村貌进行保护和再开发。
也就是那几年，在外地工厂打工的杨建国回了家。没多久，他就在寨子里见到了蓝眼睛的外国人。上海的旅行社找上他，想长期合作。那会儿他家人口多，与世代居住于茅草屋的翁丁人一样，父母、他和妻子、弟弟和弟媳，都挤在同一块地板上睡觉。即便这样，他还是腾出一块区域，供男女游客挤在一起打地铺，生意竟也红火。
村民肖才生是老寨里第一个开民宿的。本钱投下去，没多久就赚了回来，有时候一年能挣十万块。能唱会跳的肖尼勒支起了小摊，一边卖糯米粑粑，一边挂起点歌牌，唱一首歌收五块钱。他打小爱唱歌，曾经梦想上《星光大道》，最终把翁丁当成了舞台。
“那时他们都不知道要价，”刘春雨见过大城市的人来翁丁旅游，“上了一盘鸡肉烂饭，又上了其他的素菜，让游客看着给钱，有时能给到一两百。”杨建国觉得这样挺好，守着家就能赚钱，还能让更多人知道翁丁的好。
村民们学着配合游客拍照，杨建国的家是他们常常光顾的地方。彼时他的老寨主父亲还在世，只要游客上门，寨主夫妇就会特意拿出祖传的刀，背上手工织成的包，叼着长长的烟筒摆姿势。
2012年，沧源县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村民们要么按工分制领日薪，参与旅游接待、景区养护；要么自己做买卖。钱包的确鼓了起来。2013年，翁丁人均年收入3800元，到了2017年就涨到6878元，2019年底翁丁人全部脱贫，人均收入超过11000元。
不过，游客越来越多，难免打扰大家的生活。刘春雨的镜头记录下了这样一幕：老寨主夫妇坐在火塘边抽烟，两名外地游客举着摄像机对着他们拍个不停，嘴里一直叫唤，“来，笑！笑一个！”老两口听不懂普通话，只是沉默地坐着。
杨建国记得，后来父亲不再爱和外人交流，一见到游客进来，就拿着大烟斗躲出去。他有时候也觉得烦，春节的时候，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他们想安静过个年，互相串串门，但偏偏这是游客最多的时候。有一次寨子里老人去世，一家人正伤心难过，不远处却还在唱唱跳跳，欢迎游客。
刘春雨在翁丁拍摄的那几年，每到五一、十一或春节前，眼看着游客们要扎堆来了，老人们总会组织一场祭祀，他们怕外面的人带来“不干净的东西”。
更没想到的是，他们可能要离开这片生长了四百年的土地。应当地的规划，村民要全部搬到新村，老寨专门做景区。就在2013年新火节之际，老寨发生了一场火灾，点燃了茅草屋。火灭之后，县里的工作人员上门来，以安全为由，游说旅游开发和改造古寨的蓝图。家园的去留开始拉扯。
寨子很快分成了两派。年轻人大多动了心，茅草屋漏风漏雨，他们盼着住进有厨房、有卫生间的红砖房。老人们则大多反对，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是祖先占卜过的福祉之地，新寨房子的格局是现代化的，划分成卧室、卫生间、厨房，没有摆放火塘的地方，不符合翁丁佤族的传统生活习惯。更何况，为了修建新寨，将占据翁丁人最好的水田，肖尼勒说得直白，“那是我们的胃啊”。
纪录片里，已然病危的老寨主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地念叨，“不听老人们的话了……”
这场拉锯战持续了很多年，刘春雨的拍摄计划也一延再延。2015年，红彩钢瓦的新村建成。2018年底，大量村民搬迁至翁丁新寨，只剩17户选择留守老寨。
翁丁的水田。（纪录片《翁丁》剧照）
寨主
杨建国是留守的人之一。作为老寨主的儿子，他顺理成章接任了寨主。彼时他正想和弟弟分家，但新房指标只有一个，最后他决定和母亲留在老寨，而弟弟分去新寨的房子。
其实在搬迁背后，翁丁的某些传统早已悄然变化。
过去，寨子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由德高望重的老人决定，他们生活经验丰富，又会算卦。寨主更是其中的灵魂。
刘春雨认为，寨主家可以体现翁丁人生产生活最完整的文化表达。在火塘的旁边有一把座椅，那是老寨主的专属，这把椅子比其他椅子都高，除了他谁也不能坐。翁丁人抽的烟斗也是一种身份象征，烟斗越长，地位越高，而老寨主的烟斗有一米多长。
在新米节、春节等大祭祀时，寨主家就变成全寨人的祭祀堂，只有在那时，寨主才会拿出全村唯一的镖枪。仪式后，所有人在寨主家聚餐。为此，寨主家必须足够大，也必须有足够的锅碗瓢盆，还得有足够的人力去购买猪肉、鸡肉等食材，洗刷烧制，最后再打扫干净。
杨建国还记得村里曾经有人丢了耕牛，寨主立刻组织人一起去追。从不出翁丁的他们，甚至一路追到了沧源县之外。抗战时期，杨建国的父亲曾拿着一把长刀，带领村民与日军周旋，守护这片土地。
新中国成立之后，寨子里有了村干部，寨主已然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头衔，只负责民风民俗的事情，但这一身份依然重要。
谁家盖房重修，甚至是生病，都需要寨主出席叫魂仪式。新生儿诞生，或是老人去世，这家人都得在春节的时候亲自前往寨主家，做正式告知。“我们做什么，都得让祖先知道。”杨建国说，这是通过寨主告诉祖先，他们家中人丁的变化。
老寨主离世后，作为长子的杨建国继位，开始出席各种叫魂和祭祀仪式。然而他不会念祭祀语，程序总是乱的。刘春雨曾目睹老魔巴生气，“他把年轻人骂一顿，问他们到底还要不要我们自己的文化”。当时老魔巴也得了脑梗，他是拄着拐杖来的。“他说我不行了，当时让你们学，你们不学，以后祭祀主持是不是要请外面的人来，多丢人的一件事啊！”
老寨主去世时，寨子正在搬迁。有一些搬去新寨的人，没再回来参加葬礼。在以前，寨主逝世是整个翁丁最大的事，但搬迁之后，一种微妙的情绪在翁丁人之间产生，不少村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没有以前团结了。
老寨主的葬礼。（纪录片《翁丁》剧照）
新寨的翁丁人依旧需要举行各种仪式，需要一位新的寨主主持，杨建国的亲叔叔杨艾块成了新寨主，他曾经担任过村干部。刘春雨懂这种安排的门道，“老人听寨主的，年轻人听支书的，他两边都能管得住。”
杨艾块是个干瘦的老人，头发花白。当初选他当寨主，是看过鸡卦的，翁丁和附近小寨会看卦的老人都来了。当寨主后，他变得很忙，家家户户的仪式都得请他出席，一到空闲时间，他就去喂鸡、种田。2025年9月23日，他在外忙了一下午的农活，带着一脚的泥，灰扑扑地回到了家，边洗脚边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翁丁越来越好的生活。
“从来没有人说不习惯。”杨艾块说，新寨的生活环境更好。他强调，如今大家种稻谷用了更好的新品种，医疗水平也越来越高，发展旅游后每家人每年能分2000元。
据《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报道，杨艾块是旅游带头人，他的儿子在村里做旅游基建，赚了不少钱。而他的女儿在老寨收门票，大儿媳妇当导游组长。
杨艾块不相信那些声称喜欢老寨的人，认为他们只是想要得更多。“只要不吃亏，只要我们过得好，能够生活，靠自己创造。”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说是我逼人家吗？我的祖先也是在老寨那边，我也不想离开”，“为了旅游，保留佤族的民居嘛。”
双方都质疑对方的选择是出于利益。一位曾在搬迁之际前往翁丁采访的媒体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留下的翁丁人可以在老寨继续赚游客的钱，比如开客栈、开小卖部。比如选择留守的杨建国继续开民宿，其他家也多多少少摆着摊卖点特产。
但是，他们依然执着地坚持某种传统。搬到新寨之后，肖才生已经无须在屋里烧火了，可他还是建了一个火塘摆在最中间。
肖才生在新寨的家里做的火塘。（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摄）
杨建国放不下祖辈供奉的那棵神树。随着旅游开发，它也成了游人打卡的地点之一。神树被第一任寨主认作祖先，漫长的历史里，翁丁人即使食不饱腹，吃肉喝茶的第一口往往都献祭给这棵树，如今树干粗至两人才能合抱，树叶遮天蔽日，根须蔓延一地。
“这是不敬。”杨建国见到游人踩踏在根茎上，有人伸手触摸，有人坐在树根上，甚至攀爬上去。他提议大家一起去砍些竹子，把他们的神树围起来，防止外人触碰，但没人听从。
翁丁人世代供奉的神树。（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摄）
火与火塘
接下来，又一场大火结束了所有拉锯。
2021年2月14日是所有翁丁人难以忘怀的一天。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茅草屋顶在烈焰中噼啪作响。网上流传的诸多视频里，总有翁丁人的哭声，“什么都没了，老人都已经不行了”。火是下午5点40燃起来的，接近6个小时之后，明火才被扑灭。当时新寨的村民已经下班回家，留在老寨的那17户人试图救火，但火势越烧越猛，直至吞噬整座寨子。
大火之后，105户房屋只剩下三四户，火光吞噬了村民的毕生积蓄，造成直接财产损失813.48万元。事后当地政府查明，这场火的源头是一个小孩在古寨玩火，引燃了附近可燃物。
2021年2月14日的翁丁大火后，仅剩的17户也全都搬离。（纪录片《翁丁》剧照）
对翁丁人来说，火灾并不陌生。
四十多岁的肖才生多次经历过火灾，2012年邻居家着火了，正巧下起毛毛雨，火很快熄灭。2019年《鬼吹灯》剧组在翁丁拍戏，肖才生约朋友一起吃饭，恰好看到着火，一起将其扑灭。历史上，翁丁也曾经历过一次大火，整个寨子几乎重建。所有村民互相帮忙，去原始森林砍木料搭建新房。
但这次不一样，重建需要报批手续，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对仅剩的17户人家来说，这不太现实。杨建国说，当时大多是坚守传统的老人留了下来，年轻人则外出打工，而搬去新寨的人已经在别的地方安家落户，不会再来帮忙。
经过了一番祛除晦气的仪式，最后的17户也搬到了新寨。杨建国无处可去，只能借住在弟弟新寨的房子里。那座在老寨花费三万元建造的民宿，还没开始为他创收，就先遇上了疫情，最后在大火里化为一堆灰烬。
2022年，翁丁景区重建后开放。
杨建国每隔一天去景区做巡查工作。有时候走完两圈，杨建国会去妻子的值守处坐坐，妻子也在景区工作，每隔一天来一次，除了拉木鼓，其余时间都在鸡肉烂饭展示区值守。有游人来了，就送一小碗鸡肉烂饭给他们品尝，这是佤族人的特色美食。
这间茅草屋看上去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可杨建国一踩上去，脚下的木板就咯吱作响。他说，这是当年大火之后，旅游公司模拟建成的房子。以前杨建国他们修盖房子，会去原始森林里挑选上好的木头，砍下来之后运回寨子。在充当二楼的地板之前，这些木头起码得压上一个月，才能结结实实地铺上来。
“这个茅草房，它又怕火，它又不能没有火。”望着眼前由木头、竹子和茅草搭建而成的房子，杨建国解释火的实际作用，它在夜晚和寒冬为翁丁人提供温暖，还为房梁上的木头驱虫防腐，将屋顶熏得黝黑结实。“如果你不烧火，它就会潮湿，它就会容易坏，它就会生虫，它就会苦，它就会烂得更快。”
在老寨，家家户户的堂屋中央都有一个不熄的火塘，它就在屋子最中间的位置，是一个足有一米多长的正方形，火在里面燃着。刘春雨见过翁丁人在火塘上方烫茶、做饭，也见过他们围着火塘祭祀祖先。火塘是翁丁人生活的中心，老人们在火塘边阖上双眼，孩子们在火塘边呱呱坠地。
佤族有一句谚语，“火塘的火不能断”。在佤族人眼中，火塘持续燃烧被视为家庭兴旺的象征，只有在每年的新火节那天，才能换上新的火种，熄灭过去那一年的火。
也正因此，翁丁人从未离开过火。纪录片拍摄期间，一位大魔巴曾经告诉刘春雨，他做了一个梦，梦到寨子着火了，所有人都跑出来救火。刘春雨没有追问火到底有没有灭。但如今想来，这仿佛一个隐谕，“一个崇拜火的民族，最终消失在大火里”。
不过刘春雨觉得，早在大火前，翁丁的灵魂就消失了。他打比方说，就像新大陆被发现一样，外面的人带着各种新东西闯进来，（比如）带来的是一枚纽扣，但纽扣背后是一件衣服，衣服背后是浩浩荡荡的现代化。慢慢地一切就都变了。
翁丁的妇女们。（纪录片《翁丁》剧照）
“一切都是为了流量”
“在新寨经营新生活，在老寨经营生活费。”肖尼勒的这句话，概括了翁丁人的当下。
早早拥抱旅游浪潮的肖尼勒，成了寨子里小有名气的“佤小宝”，已经在短视频平台积累了11.2万个赞。他觉得生活有了奔头，尽管两个女儿年纪都已不小，但前几年和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以图延续香火。
2013年，肖尼勒在景区搭起台子唱歌，他摸准了游客的喜好，懂得展示所谓的“佤族野性”，后来还在网上自学了印度舞，唱完歌就挤着搞笑的表情扮演野人，配合游客拍照留念。如今他是旅游公司的正式员工，每月能拿到4000元工资，成了景区里的明星。
他的表演形象是自己精心设计的，穿传统佤族服饰，披一件蓑衣，嘴里叼着烟斗，骑着牛慢悠悠从景区深处走出来。在肖尼勒看来，这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在复刻过去的自己。小时候放牛，他就是这副模样，边走边唱着山野里的歌。
当初搬迁时，他心里清楚发展旅游是大势所趋，只求能借着这股势头给家里赚点生活费。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现在不少游客进景区就点名要见他，有人说“只要看了佤小宝，翁丁门票不算贵”。这话让他更卖力了，他特意自制了一个裹着话筒的竹筒。“佤小宝”这个名字也是游客给起的，他们说他长得像宋小宝，喊着喊着就成了专属代号。
“哪怕是去大城市捡垃圾，一天也赚不到60块吧？”在肖尼勒看来，这样的生计对老人而言已是好事。他们年纪大了，没法外出打工，隔一天来老寨的指定点位坐一天，穿着佤族服饰配合游客合影，总能有些收入。
狩猎展示区旁边摆着一张桌子，杨荣就坐在那里帮大家挂祈福的牌子。他不到16岁就开始打猎，自称是寨里最矫健的猎手之一，熟知每一条兽径，几乎百发百中。后来禁猎了，他放下了枪，顺着旅游的道路坐到点位上。杨荣的普通话不太标准，如果有人想在一旁体验射箭，他就演示起佤族的狩猎姿势。
但也有人不愿凑这个热闹，肖才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如今养着4个孩子，生活负担不轻，家里没人去老寨当演员，“一天60块，连包烟都不够”。大火后他搬到新寨，重新在新寨开民宿，还琢磨着其他营生。
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少，杨建国的弟弟也在新寨建起了民宿。每次见了外地人，开口就问，“你住在哪里？”
隔一天回老寨上一次班，成了寨子里老人们的日常。
9月24日下午，一位年迈的妇人坐在家门口，身后的屋子空荡荡的，木板错落，几乎没法走进去。她身着佤族服饰，正张大嘴巴接着水龙头的水，有游客想打听寨子的历史，她赶紧摆手，说起蹩脚的普通话，“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住这里，我来这里上班！”
“就好像楚门的世界。”刘春雨将翁丁比作”标本“，不过游人们看完又会觉得，“哦，这就是原始部落的生活”。
传说中的人头桩是短视频博主最爱拍摄的地方。（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摄）
那些来翁丁拍短视频的博主让16岁的杨云山有些生气，他是新寨主杨艾块的孙子。视频里，诡谲的音乐响起，人头桩、人头蔸、佤王的形象挨个闪过，博主们把翁丁描述成“猎人头、吃鼠肉”的恐怖地方。“一切都是为了流量。”杨云山认为这根本是无中生有，有时候气不过，还会在评论区留下一句话，“不能靠那些话语来相信某些人，你要自己去现场过”。
杨云山害怕翁丁在大家的想象中被扭曲，可他的反驳很快就被淹没。
“大家就爱看猎奇。”一位旅行博主在翁丁连续直播了一周，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今的视频同质化太多，粉丝们也早已看腻了风景，发现翁丁的视频数据好，她就来了。早在抵达翁丁之前，她就从其他博主的视频里得知了这里的猎奇故事，于是也加入传播。她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毕竟景区里的讲解牌上，也写着那些“猎人头祭祀”故事。
景区里，很少有人关注故事的真假。游人们通常跟着指引挨个打卡，在佤王府里坐上“佤王宝座”，拍到此一游的照片。他们不知道，佤王府是参照班洪王胡玉山王府重建的，真正属于翁丁人的寨主家，早已成为一座平平无奇的茅草屋。
国庆前夕，有做过功课的游客逮着一位村民追问，想听听寨主的故事。还没等村民开口，旁边有人噗嗤一笑，“什么寨主啊，下蛊的，你是不是喜欢看玄幻小说？”
新寨的生活
从老寨骑车一公里多，就到了新寨。两个世界相距不远，却像隔着四百年。
翁丁新寨静卧于他们曾经的水田，成排的钢筋混凝土二层小楼顺着地势错落，水泥路平整好走。他们的房子大小不一，当初搬迁时抽的签决定了谁住在哪儿。这里没有茅草，房顶盖着黑色的石棉瓦，涂着红漆的墙体上嵌着玻璃门。不少人家门口都停着电动车和摩托车，这是他们去老寨上班的代步工具。
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比老寨的茅草屋方便太多。杨云山2009年出生，今年刚上高中，他更喜欢新寨的生活。以前在老寨，家里人多，他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只能和所有人挤在一块地板上打地铺，而现在关上房门，就是属于自己的小空间。
杨云山承认，老寨有老寨的好。9岁前，他生活在一片山野，一眼就能分清香蕉树和芭蕉树，家门口的果树上结了芒果，伸手就能摘下来吃。前些年搬走后，他常回老寨逛，看见从前家门口长了杂草，都会随手拔掉。但大火之后不一样了，从前的茅草屋被杂草占满，杨云山想带同学看看自己老家，也得买门票。
这个国庆前夕，他病了，但没有去叫魂，他生病了会直接去医院，他说有些东西只有老人才信。但这并不妨碍他参与村里的祭祀活动，他的理解很简单，祭祀结束后能和家人聚在一起吃顿饭，“就像你们外面的人逢年过节祭祖聚餐一样”。
这个少年心里，藏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追问有关城市的一切，问那里的房子、学校，好奇外面的人们如何占卜。问完之后，他又补充一句，“是不是没有我们的翁丁宁静？”
杨云山设想过未来，最好能留在离翁丁近的地方，比如沧源县城，在那里当老师或公务员，“做国家的工作人员”。这样既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又能常回来看看家人和这片熟悉的土地。
在新寨举行的一场叫魂仪式。（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摄）
住在新寨的翁丁人至今遵循着他们自己的规则。过新年、祭谷魂、取新米……他们还按佤族日历过日子，生老病死，重新修盖房屋，一切都需要仪式。
9月24日，一位村民家里重盖了房屋，请寨主和魔巴去叫魂。没在老寨值班的老人们都来了，他们围坐在一个只有尊者才能进入的厅里，依次对着竹筐唱念佤族祭词。竹筐里摆着大米、茶叶等供奉给祖先的物品，翁丁特有的白色蜡烛一直燃着。寨主唱念，一家三口蹲跪在最中间。猪肉饭早已准备妥当，整个寨子的人齐聚于此。
杨云山这一代人从小在学校里学习科学等现代知识，但他说自己仍然保持着对传统的敬意。头一天下午，这家人买来的猪叫唤得厉害，杨云山本来打算带着南方周末记者前去观看，走到一半突然觉得不妥，“他们要叫魂，而你是外人，会不会惊扰到他们的灵魂？”
刘春雨始终有一种担心，他觉得那些翁丁独有的文化将慢慢消逝。影像素材越堆越多，最终放进纪录片《翁丁》的只有130分钟，他打算将全部素材捐给翁丁，“因为十年之后，我认为这些素材比我的片子更重要”。
他始终记得一个画面。刚搬迁时，老寨主病得越来越重，搬去新寨的一些人回来帮忙。忙完他们照例一起吃饭，几杯酒下肚，几位翁丁妇女即兴唱起歌：
“阿哥呀 我心爱的阿哥呀
即使我们是留守老寨的孤儿啊
我们也要开心地生活 开心地生活啊”
对面的阿哥们接唱：
“小鱼离开池塘后不要让水变浑浊呀
我们离开家园 你们不要感到失落啊”
那天，新寨和老寨的人们对唱了许久，就像从前那样。
• （肖春、杨荣为化名）
资料
翁丁：翁丁位于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乡，其建寨的历史可追溯至近400年前，佤语意为“云雾缠绕的地方”。村寨由早期从缅甸佤邦迁徙而来的杨氏家族首先建立，因此寨主职位在杨氏宗族中世袭继承，随着人口增长，逐步形成杨氏、肖氏、赵氏、田氏四大姓氏以氏族为单位连片居住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前，翁丁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阶段，后来直接过渡到现代文明社会。翁丁村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佤族传统村落之一，由于其独特的木鼓文化、牛头桩崇拜和茅草屋建筑，翁丁被《中国国家地理》等权威媒体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并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因旅游开发，村民整体迁至山下新寨。翁丁老寨成为传统生活与舞台展演交织的现代文化样本。
头人：翁丁村寨世袭的村寨领袖，相当于“寨主”，管理寨务、主持祭祀、协调纠纷等大小事务。
魔巴：佤族民间祭司与仪式专家，承担叫魂、占卜、治病、主持祭祀等职能，是人与神灵沟通的中介。在翁丁，有分管不同事物的多位魔巴，年龄都在60岁以上，可以通过鸡卦判吉凶、为村民驱灾祈福。
南方周末记者 汪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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