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人们都知道，在陇西城中央威远楼上有一口大钟，它通身高约2米，口径约1.33米，重约4吨。这口比这座建筑更古老的铜钟，是国家一级文物。它究竟因何而铸？铸于何时？其上的铭文又带给我们怎样的讯息？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登上威远楼，近距离聆听崇宁铜钟近千年的回响。
古钟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经历了从合瓦形乐钟到圆筒形梵钟两个主要发展阶段。早期乐钟发轫于夏代，兴盛于西周至春秋战国，不仅是乐器更是礼器。而梵钟则始于魏晋南北朝，随着佛教传播而广泛使用。
有别于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和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之作——曾侯乙编钟，这样一口形制巨大的铜钟何以出现在我们陇西？这和宋徽宗赵佶，这位中国历史上评价最为复杂、也最具争议的皇帝密不可分。
在中国古代，官方的典礼制度中有三大节日，排在第一的是圣寿节，第二是元旦节，第三是冬至节。宋徽宗登基于1100年，次年1101年，立年号为“建中靖国”。这一年十月初十是宋徽宗的生日，“建中靖国”这年“天宁节”这天来临之际，在圣寿院住持的召感下，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为皇帝贺寿募捐资金铸钟这件事情，铜钟上“皇帝圣寿万岁”的铭文也明确印证了这一点。“崇宁”是宋徽宗的第二个年号，崇宁元年是公元1102年，也是钟铸成的时间。
圣寿院在今天陇西的什么地方？
根据陇西一通元碑《重修玄都万寿宫碑记》，天庆观建造于北宋熙宁元年，它在历史上叫过南观，叫过玉皇观，最后叫天爷庙，天庆观现在在荣景园小区那个地方。宋徽宗很早就信奉道教，他对道教的崇尚在宋代历史上达到极点，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他编造“天神下降”的神话，称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在他的支持下，道教的地位得以大大提高，基本上成为国教。为了发展道教，在国家财力匮乏的情况下，宋徽宗还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兴建宫观。根据铜钟铭文，一些僧人还受到赐紫加封，这也是宋徽宗热衷于发展道教的种种表现。他将全国最大的道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于是天庆观就成了陇西香火最旺的道教场所，这里也就成了为皇帝圣寿摆道场的地方，崇宁铜钟作为重要礼器就应运而生。
经过近千年的历史沉浮，崇宁铜钟上的许多人名依然清晰可辨。唯一让人不解的是，它上面既有汉名又有蕃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宋太祖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到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这段时间，陇西被一个叫讷支蔺氈的吐蕃首领统治。他经常为牧羊与西夏产生矛盾。他怕西夏人灭掉他，他就把陇西，当时叫古渭砦献给宋朝了。宋朝虽然给讷支蔺氈封了官，但宋朝实际并没有管理，还属于羁縻之地。到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时，宋朝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到了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定了合约，至此古渭砦才真正归宋朝统治。
根据考证，在唐安史之乱之前，陇西并没有吐蕃族。安史之乱之后，也就是公元775年开始，陇西被逐步被青唐吐蕃侵占，到781年的时候陇西郡全部沦为吐蕃管辖。崇宁铜钟上的人名一般分两类，一类是吐蕃蕃兵将的人名；一类是通远军和汉民的人名。蕃兵将的人名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吐蕃归附宋之后的熟户，其中有个渭源的羌族首领俞龙珂，他率领十二万部众归附宋朝，归附之后宋神宗要给他赐姓，他就讨要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包拯的包姓，遂改名包顺。时至今日，还有吐蕃所留下来的一些民俗古风，咱们说的打羊皮鼓也就是打西藩钹鼓，这个应当就是吐蕃族流传下来的东西。可以说，当时陇西是民族融合聚居的一个地区。
崇宁铜钟上“国泰民安”的四个大字格外显眼，它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北宋中后期最成功的一项军事行动”和“北宋最能打仗的文官”王韶。
公元1068年，王韶向宋神宗上奏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战略，被宋神宗采纳。公元1075年，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强力支持下，“熙河开边”又称“熙河之役”取得了北宋建国以来少有的拓边胜利。在王韶“剿抚并用”的策略下，主要收复了河州（今甘肃临夏）、岷州（今甘肃岷县）、洮州（今甘肃临潭）、熙州（今甘肃临洮）、宕州（今甘肃宕昌）和叠州（今甘肃迭部）六州，史称熙河六州，拓边2000余里，对西夏形成战略包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经略熙河后，使洮河砚石传入中原，成为名砚。
陇西历来就是交战中心，战争频繁。崇宁铜钟上“国泰民安”这个词真实反映了当时人们从战争恐慌，到渴望社会安定的心情。在崇宁元年前后，陇西实现了短时期的社会安定，出现了汉蕃合和的景象，“国泰民安”这四个字的和平象征弥足珍贵。
除此之外，崇宁铜钟上“通远军”“市易务”“专管买马”等字眼也带给我们很多讯息。
陇西在北宋开边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通远军是北宋时期设立的行政区划单位，通远军的驻地就在陇西。“市易务”是王安石变法中“市易法”的内容之一。北宋在熙宁五年3月颁行“市易法”，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等到市场上需要时由商贩出售，“市易务”还可以贷款或赊购货物。其后，朝廷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熙宁三年1070年王韶在古渭砦设立“市易务”进行边市贸易，获利颇丰。熙宁五年，他在熙州就是现在的临洮也设置了“市易务”，半年即得利润五十七万贯。
宋臣丞相韩琦曾说：“ 秦州永宁砦旧以钞市马，自修古渭砦，在永宁之西，而蕃汉多互市其间，因置买马场，凡岁用缗钱十余万，荡然流入虏中，实耗国用。”由于当时战争不断，北宋缺少良马，于是在今甘谷磐安一带设置买马场，后转入古渭砦。《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有记载：“戎人得钱，悉销铸为器”。宋朝没有马，用铜钱买马，戎人用铜钱铸兵器。宋廷担心买马的钱币流入蕃羌地区，蕃人铸造武器构成威胁，后来就转变为以帛易马、以茶易马的交易形式了。
崇宁铜钟始于天庆观，后又置于威远楼，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留存至今，实属不易。
清道光十六年，时任甘肃巩昌知府的唐树义主持重修了威远楼，并将崇宁铜钟移置其上。民国时期，当时的县长丁玺将钟落下，准备制造刺刀御敌。因为是铜质，所以弃做，崇宁铜钟躲过一劫。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陇西许多庙里的钟都被炼作钢铁，崇宁铜钟又躲过一劫。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因其上公然有“皇帝圣寿万岁”的字眼，“破四旧”首当其冲。当时莫建成先生为了保护它，叫来董勤学，他们两人用红胶泥整个将其糊住，得以保护下来，一些残留的泥痕依然可见。
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中国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报时工具，更承载了礼乐、宗教、政治、艺术等多重内涵。从庙堂之上的礼乐重器，到江湖之远的报时工具，再到寺庙宫观的梵音缭绕，钟声穿越千年仍在回响，其以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信仰、艺术与生活智慧。当下，如何传承保护发展钟文化，让古老的钟声不仅回荡在历史的长廊里，更能鸣响在时代的脉搏中，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仔细思考和创新表达。
图文：杨继业 张蕾 黎红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