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7次列车穿过鸭绿江时，我正啃着母亲塞进背包的烧鸡。油纸包里的烧鸡肥得流油，是我家熟食店今天早上现做的。我叫赵建国，三十一岁，在沈阳开了三家熟食店，此去朝鲜纯粹是因为生意淡季闲得慌。

“去看看朝鲜姑娘有多水灵！”朋友们起哄道。

平壤车站比我想象的冷清。然后我看见了崔英爱——我们的朝鲜导游，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株在石缝里长出的兰花。

“欢迎中国同志们。”她的中文字正腔圆，眼神却躲闪着，不敢直视任何人。

头两天，一切如常。英爱机械地背诵着导游词，领我们参观光鲜亮丽的景点。转机发生在第三天，我们去开城的路上。

大巴在中途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抛锚了。司机说需要等修理工从平壤赶来，至少两小时。

“同志们可以在附近转转，但不要走远。”英爱勉强笑着说，但脸色明显紧张。

我溜达到了镇子边缘。那里的景象让我手里的相机差点掉地上——土坯房歪歪斜斜，窗户上糊着塑料布。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围着一个铁桶，桶里煮着看不清颜色的糊状物。最让我震惊的是，一个老太太正从垃圾堆里捡拾着什么，小心翼翼地放进怀里。

我下意识举起相机，“咔嚓”一声。

“赵同志！不要拍！”英爱突然冲过来，脸色煞白。

“这……这是怎么回事？”我指着那些孩子。

英爱咬着嘴唇：“他们……在玩游戏。我们回车上等吧。”

“玩游戏？那老太太也在玩游戏？”我声音大了些。

英爱眼里闪过一丝恐慌：“请您理解，有些画面……不适合拍摄。”

回到车上，我一整天没说话。晚上在开城宾馆，我问同屋的上海老教授：“您看见下午那些孩子了吗？”

老教授叹气：“看见了。我在云南支教时见过类似的营养不良症状。但在这里说这些……不合适。”

第四天参观一家纺织厂。英爱自豪地介绍着朝鲜纺织业的成就，但我注意到，工厂里的女工们大多面色苍白，工装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午休时，我看见几个女工蹲在墙角，分食一个拳头大的饭团。

我走到英爱身边，压低声音：“金导，工人们……吃不饱吗？”

英爱的手指绞在一起：“我们的工人有充足的营养保障，您看到的只是……只是加餐。”

“加餐就吃那么点？”我没忍住。

英爱猛地抬头，眼里有泪光闪动：“赵同志，求您别问了。”

那天晚上，我在宾馆院子里又看见了英爱。她坐在石凳上，望着月亮发呆。我走过去，递给她一个苹果——从国内带的。

这次她没拒绝，接过苹果，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

“甜吗？”我问。

她点头，眼泪却掉了下来：“赵同志，您是个好人。所以请您……不要再问那些问题了。对您不好，对我更不好。”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我说。

英爱擦掉眼泪，声音轻得像羽毛：“在我们这儿，有时候不知道真相，才是幸福。”

第五天，旅行团被安排参观平壤的一家幼儿园。孩子们表演节目，脸蛋上涂着红胭脂，但细看能发现他们瘦小的手腕和突出的锁骨。表演结束后，每个孩子得到了一块饼干作为奖励。我看见一个男孩把饼干小心翼翼包在手帕里，塞进裤兜。

“不带回家给弟弟。”男孩小声对同伴说。

回程的大巴上，我故意坐在英爱旁边。车经过平壤郊区时，我看见田里的人们弯腰劳作，身形瘦削得像稻秆。

“金导，”我看着窗外，“朝鲜普通人……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

英爱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您真的想知道？”

“想。”

她看了眼司机和陪同人员，他们都坐在前排打盹。于是她开始说话，声音低得我必须凑近才能听清：

“平壤是首都，情况最好。每个月有15公斤粮食配给，但最近几年常不足额。肉？一个月能有200克就不错了，通常是节日才有。”

“那其他地方呢？”

英爱闭上眼睛：“我的老家在咸镜北道。那里……配给更少。我妹妹写信说，今年春天，他们一家四口，一个月只分到8公斤玉米面。她的小女儿，今年五岁，还没您背包重。”

我背上的登山包有二十斤。

“为什么不离开？”我脱口而出。

英爱苦笑：“离开？去哪里？怎么去？我们出门需要介绍信，跨省需要审批。普通人……连平壤都进不来，除非有特殊许可。”

大巴颠簸了一下，英爱继续说：“您看见的那些孩子，那些老人……他们不是少数。在平壤之外，很多人一天只吃两顿，还是稀的。冬天……冬天最难熬。”

我感到喉咙发紧：“政府不管吗？”

“管。但粮食就那么多。”英爱看着窗外，“我们导游算是特权阶层了。我每月有22公斤粮食配给，偶尔还能分到糖和油。所以我必须努力工作，不能犯任何错误。如果我丢了工作，我的家人……就会失去这份配给。”

她转过头，直视我的眼睛：“赵同志，您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游客拍那些照片？为什么我们必须展示最好的一面？因为我们需要外汇，需要游客，需要让外面的人觉得我们过得很好。这样，援助才会来，投资才会来。”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原来那些光鲜的展示，背后是这样的逻辑。

“那你们恨这样的生活吗？”我终于问。

英爱摇摇头：“恨？不，我们感激国家在困难时期还能保证基本配给。我们只是……只是希望有一天，孩子们能真正吃饱，老人们不用捡垃圾，病人能吃到药。”

她顿了顿：“您知道我最羡慕中国什么吗？不是高楼大厦，不是手机汽车，是你们的选择权。你们可以选择今天吃什么，选择去哪里工作，选择说什么话。我们……没有选择。”

第六天，行程是参观万景台和金日成广场。英爱又变回了那个专业的导游，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讲解间隙，她会偷偷看我一眼，眼神复杂。

晚上，我做了个决定。我把背包里所有能吃的都翻出来：五包压缩饼干、三根火腿肠、两包牛肉干、一袋糖果，还有母亲塞的那半只烧鸡——已经有些味道了，但还能吃。

深夜，我敲响了英爱的房门。

她开门时穿着睡衣，惊讶地看着我。

“这些给你，”我把东西塞给她，“想办法寄回老家，或者……你自己留着。”

英爱看着那堆食物，眼泪无声地流下来：“这太危险了，如果被发现……”

“就说是我强迫你收的。”我说，“明天我就走了，他们能把我怎样？”

她颤抖着收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赵同志，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觉得，”我声音哽咽，“人不该这样活着。孩子不该饿肚子，老人不该捡垃圾，年轻姑娘不该为了一口吃的担惊受怕。”

英爱哭出声来，又赶紧捂住嘴。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她慌忙关上门。

最后一晚的告别宴会，英爱没有换传统服装，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她给每个人敬酒，轮到我的时候，她低声说：“我会永远记住您的善良。”

宴会后，她在走廊递给我一个小布包：“回到中国再打开。”

返程的列车上，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张照片——英爱和一个小女孩的合影。背面用中文写着：“这是我妹妹的女儿，今年五岁，叫顺姬。如果有一天……如果您有机会，请帮帮她。”

还有一张纸条：“赵同志，您让我相信，世界上还有善良的人。但请您忘记在朝鲜看到的一切，好好过您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责任。珍重。崔英爱”

我攥着那张照片，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朝鲜乡村。那些低矮的房屋，那些在田里劳作的身影，那些在路边玩耍的瘦小儿童——原来每一个模糊的影子，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都在为一口饭挣扎。

回到沈阳后，我像变了个人。熟食店每天打烊后剩下的食物，我不再倒掉，而是分给附近的流浪汉和低保户。朋友说我疯了，生意人讲什么慈悲。

他们不知道，我见过真正的地狱。

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往朝鲜寄食物的办法，最后找到一个丹东的民间组织。每个月，我都会寄去一批压缩饼干和奶粉，收件人写“顺姬”。我知道这些物资可能到不了她手里，但万一呢？

母亲催我结婚，我去了几次相亲，总是心不在焉。姑娘们谈论房子车子彩礼，我却在想：那个叫顺姬的小女孩，今天吃到饱饭了吗？

我在店里挂了张朝鲜地图，每天看着它发呆。员工们私下议论：“老板从朝鲜回来后就魔怔了。”

我不是魔怔，我只是忘不了。忘不了那些饥饿的眼睛，忘不了英爱说“我们只是希望孩子们能真正吃饱”时的眼泪，忘不了那个把手绢包饼干塞进裤兜的小男孩。

去年冬天，丹东的组织传来消息：有一批物资成功送到了咸镜北道，照片里，孩子们捧着饼干笑。虽然我不知道顺姬在不在其中，但至少有一些孩子吃上了。

今年春天，我梦见英爱了。梦里她穿着新衣服，站在一片麦田里，麦浪金黄。她说：“赵同志，今年收成好，孩子们都能吃饱了。”

醒来时，我泪流满面。

我知道这也许永远只是个梦。在真实的世界里，英爱可能还在那身洗得发白的制服里，继续她的导游工作；顺姬可能还在为下一顿饭发愁；那些我在小镇看见的孩子，可能依然围着铁桶，煮着看不清颜色的糊状物。

但有些事，知道了就不能假装不知道；有些人，见过了就不能假装没见过。

所以我继续寄物资，继续帮助我能帮助的人。这不是伟大，只是赎罪——为我曾经对世界的无知，为我曾经拥有的而不自知。

而那个在平壤的朝鲜女导游，那个告诉我真相的勇敢女子，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

只愿她有一天，能真正自由地说出想说的话，吃到想吃的东西，去到想去的地方。

只愿所有像顺姬一样的孩子，都能在吃饱饭后，有力气追逐一个不再饥饿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