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平壤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摇晃着，我——王磊，三十岁还没娶上媳妇的河北农村娃，正盯着窗外发呆。村里人都说我脑子进水了，花八千块去朝鲜旅游，这钱在县城都能摆二十桌相亲宴了。

“去那穷地方干啥？朝鲜姑娘是漂亮，但你带得回来吗？”出发前，村支书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咬着牙没吭声。我就是想看看，想看那些网上传说中“清纯如水”的朝鲜姑娘到底啥样。

火车到站时天刚擦黑。平壤车站比我想象的还朴素，跟咱们县城老车站差不多。然后我就看见了她——金玉姬，我们的朝鲜导游。

老天爷！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这姑娘穿着一身深蓝色制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皮肤白得像刚磨的豆腐，眼睛亮得像夜里的星星。最要命的是那股子劲儿，又端庄又害羞，跟咱们国内那些浓妆艳抹、看人先看手机的姑娘完全不一样。

“各位中国同志，一路辛苦了。”她的中文带着点儿东北味儿，还挺标准。

我傻愣愣地盯着她看，直到旁边的大妈捅了我一下：“小伙子，眼珠子要掉出来啦！”

头两天，玉姬就是个标准的导游机器人，讲的全是课本上的词儿。转机发生在第三天中午。

那天在羊角岛酒店吃饭，桌上有一小碟炒猪肉，大概就十来片，每人能分到两片。我看玉姬站在旁边，随口说：“金导，一起吃点儿？”

她愣了一下，礼貌地摇头：“我们工作人员有专门的用餐安排。”

坐我旁边的东北大哥嘟囔：“这么点儿肉够谁吃啊，在咱们那儿，猪肉都吃腻了。”

玉姬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中国同志每天都能吃到肉吗？”

“那可不！”东北大哥来劲儿了，“不说顿顿有吧，一天吃一次那是起码的。我家冰箱里，猪肉、牛肉、鸡肉塞得满满当当！”

我看见玉姬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但马上恢复了专业微笑：“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

下午参观平壤第一百货商店时，我故意走在玉姬旁边。橱窗里摆着几双皮鞋，标价换算下来得两百多人民币。

“这鞋挺贵啊。”我说。

玉姬点点头：“这是进口皮革制成的，品质很好。”

我掏出手机——虽然没信号，但相册里有照片：“你看，这是我在淘宝上买的鞋，真皮的，才一百二，三天就送到家了。”

玉姬凑过来看，那认真劲儿就像在鉴定文物。“中国的网购……真的这么方便吗？”

“方便得不得了！”我给她划拉照片，“你看，这是我上周买的牛肉，内蒙古直发的，顺丰冷链配送，今天下单明天到。这雪花牛肉，煎着吃那叫一个香！”

玉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上的牛肉特写，半天没说话。我甚至能听见她肚子轻轻的“咕噜”声。

“在我们这儿，”她声音轻得像蚊子，“牛肉是节日特供品。普通家庭一个月能吃上一次就很好了。”

我心里突然不是滋味。在我们那儿挑肥拣瘦的，在这儿成了奢侈品。

那天晚上，我在酒店院子里抽烟，意外看见玉姬坐在长椅上啃一个冷饭团。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身影单薄得让人心疼。

“金导，还没吃饭？”我走过去。

她赶紧把饭团藏起来，擦了擦嘴：“吃过了，这是……加餐。”

我从兜里掏出一包从国内带的牛肉干——幸亏过关时没被没收。“这个给你，补充点营养。”

玉姬像受惊的小鹿一样摇头：“不能收旅客东西，违反规定。”

“这不是礼物，是同志间的互助。”我硬塞到她手里，“你看你都瘦成啥样了。”

玉姬捏着那包牛肉干，手指微微发抖。突然，一滴眼泪掉在包装袋上。

“对不起，”她慌忙擦眼睛，“我只是……从来没人这样关心过我。”

那一刻，我心里最软的地方被戳中了。

第四天去妙香山的路上，大巴车坏了。等待维修的一个小时里，我和玉姬有了真正聊天的机会。

“王同志结婚了吗？”她问。

“没呢，中国现在男多女少，娶媳妇难啊。”我苦笑，“彩礼就要二十万，还得买房买车。”

玉姬惊讶地瞪大眼睛：“二十万？那得是多少钱啊！”

“相当于你们这儿普通工人……可能二三十年的工资吧。”

她若有所思：“在我们这儿，结婚不看钱财，看思想觉悟和贡献。但中国同志能拿出这么多钱，说明生活真的很富裕了。”

我想了想，掏出手机给她看我在石家庄买的房子照片：“九十万，贷款三十年。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钱。”

玉姬看着照片里宽敞的客厅、明亮的厨房，眼神复杂：“这房子……真大。我们一家五口住的房子，还没你这个客厅大。”

“但你们不用背贷款啊。”我说。

她摇摇头：“不一样的。你们有选择，我们……只有分配。”

这句话说得我心里沉甸甸的。

第五天参观学校时，孩子们表演节目。我问玉姬：“你小时候也这样吗？”

“是的，每天上学前要向领袖像宣誓，放学后参加少年团活动。”她顿了顿，忽然问，“王同志去过很多国家吗？”

“不算多，就去过泰国和越南，都是跟旅行团。”

“随时都能去吗？不用审批？”

“办个护照就行啊，泰国还免签呢。”

玉姬的眼中闪过我无法形容的神色——有震惊，有羡慕，还有一种深深的困惑。对她来说，随时出国就像我们随时上月球一样不可思议。

“我最大的梦想，”她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就是去中国看看。看看长城，看看你们顿顿吃肉的生活，看看那些高楼大厦……”

第六天晚上，旅行团在酒店举行告别宴会。玉姬换上了朝鲜传统服装，美得像个仙女。她给我们唱朝鲜民歌，跳传统舞，最后还唱了首中文歌《甜蜜蜜》。

唱到“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时，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足足停了五秒钟。

宴会结束后，我在走廊等她。

“王同志，明天一路平安。”她低着头说。

“玉姬，”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如果……如果有机会去中国，你愿意吗？”

她抬起头，眼中泪光闪烁：“愿意，一千个愿意，一万个愿意。但是王同志，我出不去。我是党员，是模范导游，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我走了，他们会受牵连。”

我从脖子上取下母亲给我的玉观音——跟了我二十多年。“这个给你，保平安。”

这次她没有拒绝，紧紧攥在手心里：“我没有贵重东西给你，只有这个。”她递过来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等我走了再看。”

我看着她消失在走廊尽头，打开那张纸，上面用娟秀的汉字写着：

“王磊同志：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谢谢你告诉我中国普通人每天都能吃肉。
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人真的可以自由地去那么多国家。
如果有下辈子，我想生在中国，想顿顿吃牛肉，想坐高铁去旅行，想……嫁给你这样的中国男人。
今生无缘，来世再会。
金玉姬”

我攥着那张纸，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很久。

最后一天，在平壤火车站送别时，玉姬又变回了那个专业的导游。她和每个人握手告别，轮到我的时候，她的手很凉，微微发抖。

“王同志，回国后要好好生活，多吃肉。”她笑着说，眼睛红红的。

“你也是，照顾好自己。”我想说更多，但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

火车开动了，玉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蓝点，消失在站台上。

回到河北老家后，我像变了个人。再也不抱怨彩礼贵了——至少我能挣到那些钱。再也不嫌弃猪肉肥了——至少我能顿顿吃上。再也不觉得出国麻烦了一—至少我有这个权利。

母亲张罗着给我相亲，我去了，但总是忍不住拿那些姑娘和玉姬比。这个妆太浓，那个太拜金，这个整天刷抖音，那个连饭都不会做。

“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母亲急了。

我想找个眼睛像星星一样亮的，找个体重不到一百斤但能扛起责任的，找个没吃过几次牛肉但懂得感恩的，找个出不了国却心怀世界的。

但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一年后的春节，我们家摆了两桌年夜饭。桌上有红烧肉、酱牛肉、白切鸡、清蒸鱼。看着满桌的肉，我突然想起玉姬咽口水的样子。

我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网上——虽然知道她永远看不到。

配文是：“今天又吃肉了，希望远方的你也能吃上。”

村里人都说我从朝鲜回来后就神神道道的。只有我知道，我不是神道，我只是见过了一个活在最简单欲望里却保持最纯粹灵魂的姑娘。

后来我承包了村里的养猪场，生意越做越大。每次杀猪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是能送半扇给玉姬就好了，让她尝尝什么叫真正的“管够”。

去年，我在石家庄开了家朝鲜风味餐厅，请了个延边的朝鲜族厨师。餐厅墙上挂着一张平壤街景的照片——那是我偷拍的，里面有玉姬模糊的背影。

有时候深夜打烊，我会坐在那张照片下喝两杯。厨师老金问我：“老板，你去过朝鲜？”

“去过。”

“那儿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那儿有个姑娘，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知足，什么叫珍贵，什么叫即使一无所有也要挺直腰杆活着。”

老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今年春天，我又梦见了玉姬。梦里她终于来到了中国，我带她吃火锅，她看着满桌的肉哭了；我带她坐高铁，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惊呆了；我带她逛商场，她在化妆品柜台前手足无措。

梦的最后，她说：“王磊，下辈子，我一定生在中国。”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

我知道，我和玉姬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相交。她在她的世界里继续吃冷饭团、讲导游词、向领袖像宣誓；我在我的世界里继续卖猪肉、还房贷、被催婚。

但有些相遇就是这样——不需要结果，只需要存在过。

就像她让我明白了，我们抱怨的日常，是别人梦想的天堂。我们嫌弃的猪肉，是别人眼中的珍馐。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自由，是别人无法想象的奢侈。

所以现在，每当我抱怨生活时，就会想起平壤车站那个穿蓝制服的姑娘，想起她咽口水的样子，想起她攥着牛肉干流泪的样子。

然后我就会闭嘴，感谢命运让我生在了这个顿顿能吃肉的国家。

虽然，我宁愿用所有的肉，换一个她能来亲眼看看的机会。

虽然，我知道这永远不可能。

这就是我的朝鲜故事——一个大俗的故事，关于肉，关于钱，关于最原始的欲望；这也是一个大雅的故事，关于尊严，关于梦想，关于跨越国界的人性微光。

而那个让我明白这一切的朝鲜姑娘，此刻应该在平壤的某个角落，继续她清贫而坚韧的生活。

只愿她偶尔也能吃上一顿肉。

只愿她梦里，能去一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