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这处景观一眼看过去就别扭，跪着的应是洪承畴，站着的应是永历帝朱由榔，“永历悲歌”摆在莲花池公园的水边，人走近看，皇帝的身形蜷缩在泥里，四周一圈一圈的马蹄印压着视线，游客议论声不断，公园像把一段重要的历史调换了位置，把该直起的背按下去，把该面对的错放到暗处。

朱由榔是谁，不是一个孤立的名字，1646年肇庆登基，南明残局里把旗接住，军力不足，钱粮更紧，仍拉着人马一路转到桂中滇西，十多年里城池易手，路线上下折返，到了1661年云南告急，往西边走，缅甸边境拉出一条线想喘一口气，第二年篦子坡遇害，四十岁，南明随之落幕，汉人抵御外来统治的最后火星在昆明这片地上熄灭。

他的短处史书也写过，拿主意慢，信任用人起伏多，这些都摆在那，可关键处不肯低头，劝降几度，话回得干净，囚禁时衣物破旧，礼数不倒，抬眼处还是一国之主的规矩，这样的形象放在纪念的场所里，理应是昂起头的样子，不是泥里爬行的剪影。

洪承畴的轨迹完全另一条，明朝里位高权重，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松锦之败被俘，表面绝食，最终改旗，入清以后对旧朝布局熟门熟路，筹划平叛，压下多处反清力量，南明的后退里能看见他的影子，清代整理人物时，乾隆把他收进《贰臣传》，书名已经说明定位，功过可以讨论，根本身份不模糊。

记忆里不缺对错坐标，岳飞墓前几尊跪像一直跪在那，作用不是煽情，是公共教育的标尺，谁做了什么，后人从姿态一眼能读懂，忠与不忠不靠口号靠呈现的秩序来校正。

回到这组雕塑，2006年创作的说法被拿出来解释，现代艺术的语言可以有张力，人物的基本史实不能含混，现场看，永历低伏在水面，面部线条处理出惊惶的神情，地上密布马蹄，观者自然会把它理解成被追逐的狼狈，洪承畴却没有对应的负面姿态，信息的落差在青少年眼里会形成早期印象，讲解再详细也补不回第一眼。

昆明不是普通城市，南明在此设行在，莲花池一带留着行宫遗址的脉络，空间天然带着教育属性，来访的人站在湖边读到一段抵抗史，再看到一个跪伏的皇帝，很容易把“失败者”等同“怯弱”，再把“降清者”淡出视野，时间久了，判断的坐标会被磨平。

史家的共识摆在卷宗里，《明史》记录永历抗清的过程，《南明史》补足地方与人物细节，清廷内部对洪承畴的定性也没有回避，《贰臣传》放在那，学界与官方文本都提供了可据的线，公园若要做公共作品，引用这些明明白白的材料即可，站位清楚，叙事清楚，争议自然少很多。

调整并不复杂，让永历昂首而立，衣冠可简，精神要正，旁边列出简要年表与史料出处，让洪承畴以跪姿出现，铭牌标注其关键节点与史学定位，配上导览文字，把创作理念说透，把史实依据列明，学校团队来参观能把一堂历史课上在现场，家长带孩子能把问题问在点上。

管理方已经表态会处理，动作的方向更关键，外形的修改是一部分，历史观的修正才是根，场所是公共课堂，观者不需要被激发情绪，需要被提供清晰的信息与稳定的价值判断，创作可以先锋，准绳要稳，材料可以抽象，结论要对，忠奸要分开摆，功过要分层讲。

这件事也提醒更多城市的纪念空间，文字碑刻，人物塑像，互动装置，形式越来越多，底线只一条，尊重史实，明确价值，把踏实的史料支起来，让人走过一趟能带走确定的判断，能在生活里传给下一代一两句不歪的叙述，不求辞藻华丽，只求信息准确。

朱由榔该有的尊严，在昆明还得站起来，洪承畴该承担的历史位置，也应在场景中标注清楚，等整改完成，等讲解牌立起，等时间把讨论沉淀进公共记忆，每一位坚守的人被看见，每一段经历被如实讲述，城市的湖水边，孩子抬头看到的不是混淆，而是一个能使人站直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