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证上明明写着纳西族,为什么他们非说自己是摩梭人?
1954年,光是云南一个省,报上来的民族名字就多达260多个。
你没听错,两百多个。
那时候搞民族识别的工作组头都大子,这要是全批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座位都不够摆。
你看现在的身份证,那是尘埃落定后的结果,但在当时,能不能拥有一个独立的“族名”,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一场严谨到近乎残酷的学术大考。
很多去泸沽湖旅游的朋友,抱着猎奇的心态想去看看传说中的“女儿国”,结果入住登记身份证时傻眼了:这上面的民族一栏,怎么写的是“纳西族”?
稍微懂点行的,可能会在四川那边的泸沽湖看到写着“蒙古族”的。
唯独就没有“摩梭族”这个选项。
游客一脸懵,当地人也只能苦笑。
这事儿吧,真不是派出所搞错了,里面藏着的,是中国民族识别史上最纠结的一个章节。
所谓的身份认定,那时候就是一道填空题,格子只有那么多,装不下的只能合并同类项。
咱们先得把时间拨回上世纪50年代。
那时候咱们国家搞民族识别,标准可是相当硬核的,直接照搬了斯大林老爷子的四个标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
这四个框框往下一套,很多这就卡住了。
专家组进了泸沽湖,一看这地方的人,确实特别。
家里祖母说了算,甚至没有“父亲”这个概念,全靠那个著名的“走婚”维持繁衍。
这在当时看,简直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妥妥的母系氏族遗存。
按理说,这么独特的文化,给个独立户口不过分吧?
可是,卡就卡再了语言和文字上。
专家们拿录音机一录,回头跟纳西族的语言一对比,坏了。
虽然口音差别挺大,像听天书,但在语言学的底层逻辑、语法结构和基础词汇上,摩梭话和纳西话简直就是亲兄弟。
就好比北京话和天津话,虽然味儿不一样,但你不能说这是两种外语。
更要命的是文字。
纳西族有那个牛得不行的东巴文,那是世界级的象形文字活化石。
而摩梭人呢,虽然嘴皮子利索,故事多得能讲三天三夜,但始终没有搞出一套成熟的文字体系。
在那个讲究科学依据的年代,没文字、语言又相似,这在学术判定上就是“硬伤”。
结果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局面:云南境内的摩梭人,因为语言归属,被划进了纳西族;四川境内的那一部分,因为历史上的土司归属和元朝驻军的渊源,被划成了蒙古族。
这一笔划下去,行政上的归属是有了,但心里的疙瘩也留下了。
不过话说回来,让外界最上头的,还是那个“走婚”。
现在网上的段子把走婚说得跟现代人的“约炮”似的,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误会。
你看那些导游,拿着大喇叭在那喊“艳遇之都”,把游客撩拨得心痒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在摩梭人的老规矩里,走婚那是相当严肃的。
男人晚上去女方的花楼,天不亮就得回自己家干活。
这里面最绝的一点是:没有经济纠葛。
你想想现代婚姻的一地鸡毛,多少是因为彩礼、房产证加谁名字、婆媳怎么相处闹崩的?
在摩梭人的逻辑里,这些全是废话。
孩子生下来归女方大家庭养,舅舅承担父亲的责任。
舅舅养外甥,那是天经地义,因为那是自己姐妹的骨肉,血缘这东西假不了。
没有房贷车贷的压力,这种恋爱谈得比现在的大多人都纯粹,合则来,不合则散,连离婚证那九块钱都省了。
这种极度适应高山峡谷生存环境的“经济策略”,保证了家产永远不分家,劳动力永远不流失。
几千年来,他们就靠着这套看似原始、实则极其高明的制度,在横断山的褶皱里活得滋滋润润。
但是,这一二十年,变天了。
不是因为民族识别的问题,而是因为路修通了。
当柏油马路一直铺到泸沽湖边上,当大巴车拉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涌进来,那个维持了千年的平衡,啪的一声,碎了。
现在的摩梭年轻人,特别是出去读过书、见过世面的,回来后再看家里的老规矩,眼神都不一样了。
以前家里谁最有面子?
是那个能操持一大家子吃喝拉撒的祖母。
现在呢?
是谁能把家里的老房子改成客栈,谁能在网上把土特产卖出去。
以前富有看家里囤了多少粮,现在看微信余额有几个零。
最要命的是,现代经济体系是以“小家庭”为单位设计的。
你想去银行贷款,人家问你夫妻共同财产,你总不能把整个家族几十口人都填上去吧?
你想给孩子在城里买个学区房,那得要父母的户口,舅舅这时候就不好使了。
于是,越来越多的摩梭年轻人开始领结婚证了。
他们从那个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搬出来,建立起了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
那种靠血缘纽带维系的大家族,正在被这种切香肠式的方式一点点瓦解。
还有那些负责传承文化的“达巴”(祭司),全是口耳相传,没书没本。
老达巴一个个走了,肚子里的那些经文、史诗、规矩,也就跟着埋进了土里。
现在的年轻人,刷抖音比念经溜多了,谁还愿意花几十年去背那些“没用”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的泸沽湖,其实是一个正在剧烈阵痛的标本。
一方面,他们还在努力强调自己是“摩梭人”,不是纳西族,试图通过申请非遗、建博物馆这种现代手段,把自己的文化像冻肉一样保鲜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拼命地抛弃摩梭最核心的生活方式,去迎合外面那个强势的父权制社会。
这事儿挺讽刺,也挺无奈。
也许再过个几十年,身份证上写什么民族已经没人再纠结了。
因为那时候,“走婚”可能真的就只存在于博物馆的解说词里,或者变成旅游区里的一场付费表演。
那天我去泸沽湖,看见只有几个老太太坐在祖母屋的火塘边发呆,旁边放着一张褪色的二维码收款牌,那是她们这一天唯一的进项。
参考资料:
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
:重女不轻男的母系摩梭》,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
拉木·嘎吐萨,《摩梭人母系文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国家民委民族识别调查组,《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1957年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