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fting the Narrative

I have a narrative in mind now. I’ve decided on a plotline and I'm ready to write the story. I will write the story. I have considered the instructions for the story, the word count, the persona,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language style and the formatting requirements. I will not output any preliminary thinking, analysis, or reasoning in the output. I will start writing the story directly. I'm ready. I will not write anything else but the story now.

飞机降落在内排机场时，一股滚烫、黏糊的热气，夹杂着不知名香料和尘土的味道，透过廊桥的缝隙就钻了进来。

我摘下墨镜，使劲眨了眨眼。

这就是河内。

公司的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一个瘦小的越南男人，皮肤黝黑，见我出来，举着个写着我名字拼音的牌子，脸上是那种标准化的、略显僵硬的微笑。

他叫阿兴，我的司机兼翻译，后来我才知道，他拿两份工资，一份司机的，一份翻译的，但其实加起来也没比我们东莞工厂流水线上一个熟练工多多少。

“李先生，欢迎您。”他说的中文带着浓重的口音，像没煮熟的米饭，一粒一粒往外蹦。

我点点头，把行李箱交给他。

车是辆半旧的丰田，空调开到最大，依然吹不散那种湿漉漉的感觉。

车窗外，是成群结队的摩托车，像暴雨里的蚂蚁，浩浩荡荡，见缝插针。

我有点烦躁，掏出烟，想抽一根。

阿兴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指了指车里的禁烟标志，又指了指自己，做了个“对不起”的手势。

我把烟塞了回去，心里骂了句“操”。

从河内到我们工厂所在的北江省，要开两个多小时。

一路上，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高楼，慢慢变成了低矮的平房，然后是无边无际的绿色稻田。

越南的绿，是一种野蛮的、不加节制的绿，绿得让人心里发慌。

阿兴试图跟我搭话，说一些关于天气、关于越南美食的客套话。

我嗯嗯啊啊地应付着，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窗外。

脑子里乱糟糟的，想着国内那个烂摊子，那个不肯签字离婚的老婆，还有刚刚查出来的中度脂肪肝。

来越南，是我自己申请的。

美其名曰“开拓海外市场”，其实就是一种逃避。

在国内，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四十岁的男人，不上不下，像卡在喉咙里的一口痰。

工厂到了。

两扇巨大的铁门，上面用红漆写着几个大字：越南XX纺织有限公司。

一股熟悉的，属于工厂的味道扑面而来。

是棉尘、机油和工人汗水混合的味道。

我深吸一口气，竟然有种“回家”的错觉。

的讽刺。

我的职位是生产部副经理，一个专门从中国调过来“传授经验”的角色。

说白了，就是来监督这帮越南工人的，让他们把效率提上去。

越南的人工便宜，但人的“野性”也大，不好管。

这是国内总部的普遍看法。

我的宿舍在工厂生活区，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专门给中方人员住。

单间，带独立卫浴，有空调。

比我想象的好。

至少比东莞工厂给普通主管的待遇要好。

放下行李，我冲了个澡，换了身干爽的衣服。

站在阳台上，能看到楼下篮球场，还有远处一排排灰色的工人宿舍。

宿舍楼的阳台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像万国旗。

有几个女工正蹲在水龙头下洗头，水花溅得到处都是，她们笑着，互相打闹，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

那种快乐，简单得有些刺眼。

第二天，我正式上工。

车间里，闷热得像个蒸笼。

几百台缝纫机同时作响，嗡嗡嗡的声音，震得人耳膜疼。

空气中飘着细密的棉絮，吸进鼻子里，痒痒的。

工人们都穿着蓝色的工服，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双眼睛。

大部分都是女工。

她们很年轻，很多看起来就像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

但她们的眼神，却不像学生。

那是一种平静的、略带麻木的眼神。

像是在看缝纫机上的针头，又像是什么都没看。

我跟着厂长老王，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在车间里转了一圈。

老王也是中国人，在这边待了快五年了。

他挺着个啤酒肚，说话声如洪钟，走到哪儿，哪儿的工人就低下头，手上的动作明显加快。

“小李啊，以后这A区就归你管了。”老王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大得我一咧嘴。

“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但最好别有什么问题。”他又补了一句，意味深长。

我明白他的意思。

在这里，不出问题，就是最大的功绩。

我负责的A区，是做牛仔裤后道加工的，剪线头、钉扣子、水洗、包装。

活儿不复杂，但琐碎，需要大量的人工。

A区有两百多个工人，几乎清一色是女工。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整个流程看了一遍。

说实话，效率确实不高。

工人们的动作很慢，还经常交头接尾，聊天说笑。

一个中国的熟练工，一天能剪八百条裤子的线头。

在这里，最好的工人，一天也就能剪五百条。

而且次品率还高。

我皱着眉头，拿着个小本子，在本子上记着。

老王说的没错，问题很多。

晚上，我在工厂食堂吃饭。

食堂的饭菜，实在不敢恭维。

永远是米饭、一勺空心菜、几块肥得流油的猪肉，还有一碗清汤寡水的紫菜汤。

越南工人吃得津津有味，她们喜欢在米饭上挤很多红色的甜辣酱。

我吃了几口，就没了胃口。

阿兴看我没怎么吃，小声说：“李先生，要不要我带您去外面的馆子吃？”

我摇摇头。

刚来，还是别搞特殊化了。

我开始尝试做一些改变。

首先，我重新调整了工位，让流程更顺畅。

然后，我制定了新的奖惩制度。

超额完成任务的，有奖金。

完不成的，扣钱。

次品率超过标准的，也要扣钱。

方案交上去，老王看了，笑了笑：“小李，有干劲是好事。”

“但别太急。”

“这里是越南，不是中国。”

我不明白他这话的深层含义，我以为他只是在保守。

我觉得，人性是相通的，奖罚分明，到哪儿都应该管用。

新制度推行的第一天，就出了问题。

下午，一个负责钉扣子的女工，因为操作失误，一整箱裤子的扣子都钉歪了。

按照规定，她不仅要被扣掉当天的工资，还要赔偿布料的损失。

管这事的线长是个越南男人，叫阮勇，三十多岁，人很精明。

他把那个女工叫到我办公室。

女工叫阿梅，个子很小，皮肤黑黑的，眼睛很大。

她站在我办公桌前，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

阮勇用越南语跟她说着什么，语气很严厉。

阿梅的头埋得更低了，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听不懂，问阿兴：“他们在说什么？”

阿兴的表情有点尴尬，他说：“阮线长在骂她，说她笨手笨脚，让她跟您道歉，请求您不要罚她那么多钱。”

我看着阿梅。

她还那么年轻，估计也就二十岁出头。

我想起了我在国内的女儿，如果她以后在工厂里被人这样骂，我会是什么心情？

我心里有点堵。

“让她先回去吧。”我对阮勇说，“扣钱是肯定的，但赔偿就算了，这次算我的。”

阮勇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他跟阿-梅说了几句，阿-梅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有感激，有惊讶，还有一丝……畏惧。

她弯下腰，给我鞠了个躬，然后快步走了出去。

这件事，很快就在车间里传开了。

工人们看我的眼神，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没那么戒备了，但也没多亲近。

她们只是在窃窃私语的时候，会朝我的方向看一眼。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更频繁地在车间里走动。

我不再只是拿着本子记录，我开始跟她们说话。

当然，是通过阿兴。

我问她们累不累，家里有几口人，孩子多大了。

她们的回答都很简短，很拘谨。

“不累。”

“五口人。”

“三岁了。”

但我还是知道了一些事情。

比如，她们大部分都来自附近的农村。

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骑一个多小时的摩托车来上班。

晚上八点下班，回到家，还要做饭、带孩子。

她们的丈夫，很多也在这附近打工，或者在老家种地。

一个普通女工，一个月不请假，不犯错，拿到手的工资，大概是六百万越南盾。

折合成人民币，差不多一千八百块。

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人。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她们那么害怕被扣钱。

我也开始理解，老王那句“这里是越南，不是中国”的意思了。

在中国，你跟工人谈理想，谈公司文化，他们可能不屑一顾，但你跟他们谈钱，谈加班费，他们马上就精神了。

因为他们相信，努力可以换来回报，这个月多干点，下个月就能多给孩子买件好衣服。

他们对未来，是有预期的。

但在这里，我没在她们眼中看到这种预期。

她们只是在干活，日复一日。

像一台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不到没电的那一刻，就不会停。

我渐渐放弃了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开始做一些小的调整。

比如，我让采购去买好一点的口罩，之前那种太薄了，根本挡不住棉絮。

我在茶水间，多放了几个桶装水，让她们随时能喝到干净的水。

我还跟食堂沟通，让他们每周至少做一次红烧肉，或者炖一次鸡。

这些改变，花不了多少钱。

但工人们看我的眼神，又变了。

那种畏惧感，慢慢消失了。

她们会在我走过的时候，对我笑一笑，虽然还是很靦腆。

有时候，她们会从家里带一些水果给我。

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水果，酸酸甜甜的。

有个叫阿阮的女工，三十多岁，是剪线头小组的组长，手脚最麻利。

她家就住在工厂附近。

有一次，她邀请我去她家吃饭。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她家是一栋两层的越南式小楼，外墙刷着黄色的漆，有些地方已经斑驳了。

屋子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但收拾得很干净。

她丈夫也在，一个同样黝黑瘦小的男人，看到我，显得很局促。

那天，阿阮做了一大桌子菜。

有越南春卷，有烤鱼，还有一锅热气腾腾的牛肉河粉。

她给我倒了一杯米酒，说：“李先生，谢谢你。”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谢我。

是因为我没扣那个叫阿梅的女工的钱？还是因为我让人换了口罩？

也许都不是。

也许，她只是想对一个，把她们当“人”看，而不是当“机器”看的主管，表达一下善意。

那顿饭，我吃得很慢。

我听着阿阮用不流利的中文，说着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

她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赚点钱，让孩子们去河内上大学。

“上大学，就能去大公司上班，就不用像我们这样，在工厂里待一辈子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那是我第一次，在她们眼中，看到对未来的“预期”。

我突然觉得，我之前那些关于效率、关于制度的想法，是多么的傲慢和无知。

我凭什么，用我在中国的经验，来要求她们达到同样的目标？

我们的起点，根本就不一样。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米酒。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我想起了二十年前，我自己。

那时候，我刚从一所三流大学毕业，进了东莞一家港资电子厂。

我也是从流水线干起的。

每天站十几个小时，手上磨得全是泡。

一个月工资，八百块。

我也曾像阿阮一样，梦想着能在这座城市扎根，能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

我玩命地干，学技术，考证书，拍领导马屁。

用了十年，我从一个普通工人，干到了车间主管。

又用了十年，我爬到了生产部副经理的位置。

我买了房，买了车，成了别人口中的“成功人士”。

可我付出了什么？

我付出了健康，付出了陪伴家人的时间，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很多乐趣。

我得到的，又是什么？

一个不愿再跟我多说一句话的老婆，一个跟我越来越疏远的女儿，还有一身的病。

我跟阿阮，我们又有什么不同？

我们都只是，想让生活变得好一点而已。

从那以后，我看待这些越南工人的眼光，彻底变了。

我不再把她们看成是需要被“管理”和“提升”的对象。

我把她们看成，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家庭，有梦想的人。

我开始跟她们开玩笑。

阿兴不在的时候，我就用手机翻译软件，跟她们聊天。

我教她们说中文，“你好”，“谢谢”，“我爱你”。

她们教我说越南语，“Xin chào”，“Cảm ơn”。

车间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好。

虽然她们的效率，还是比不上国内的工人。

但次品率，却奇迹般地下降了很多。

老王找我谈话，他很惊讶。

他问我：“小李，你到底用了什么魔法？”

我笑了笑，说：“没什么魔法，王总。”

“我只是，把她们当朋友而已。”

老王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你啊，还是太年轻，太理想化了。”

“在这里，跟她们当朋友，是没用的。”

“她们只认钱。”

我没有反驳。

我知道，我跟老王，是两种人。

他在这里待了五年，已经“越南化”了。

他学会了用越南人的方式，来管理越南人。

那就是，绝对的权威，和一点点的小恩小惠。

而我，我只是一个过客。

我不想改变她们，我也不想被她们改变。

我只是，想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待上几个月，然后回到我自己的世界里去。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在越南已经待了快两个月了。

这两个月，我见证了太多的事情。

我见过，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为了给家里寄钱，谎报年龄进工厂。

我见过，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为了赚奶粉钱，还挺着大肚子在流水线上干活。

我也见过，一个女工因为家里孩子生病，想请假，被线长骂得狗血淋头，最后只能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

这些事，就像一根根小刺，一根根扎进我心里。

不疼，但密密麻麻的，让人难受。

我越来越频繁地想起中国，想起我们自己的工厂。

我们的工人，也苦，也累。

但他们，至少有《劳动法》保护。

他们有怨气，可以去投诉，可以去仲裁，甚至可以罢工。

虽然很多时候，也没什么用。

但至少，他们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渠道。

在这里，我没看到这些。

在这里，工厂就是法律。

线长和主管，就是法官。

他们说你对，你就对。

他们说你错，你就错。

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终于，到了这个月的发薪日。

这也是我在越南，经历的第二个发薪日。

第一个月，我刚来，没什么感觉。

但这一次，我的心情，却异常沉重。

发工资，是在工厂的露天篮球场。

下午五点，还没下班，财务部的人就已经开始在篮球场上摆桌子了。

一张长条桌，后面坐着三个财务，一个中国人，两个越南人。

桌子上，放着几个点钞机，还有一摞摞用牛皮纸包好的，崭新的越南盾。

是的，这里发工资，是发现金。

一捆一捆的现金。

六点，下班铃声响起。

几百个工人，从各个车间里涌了出来。

她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笑着，闹着，冲向食堂或者宿舍。

她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庄严肃穆的表情。

她们走到篮球场，然后，自觉地，排成了一条条长长的队伍。

每个生产区，一条队。

我负责的A区，队伍最长。

两百多个女工，从篮球场这头，一直排到了宿舍楼底下。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插队。

所有人都静静地站着，像是在等待一场盛大的典礼。

太阳还没完全下山，晚霞把半边天都烧红了。

篮球场上，拉起了几盏临时的照明灯。

昏黄的灯光，照在每个女工的脸上。

她们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有些不真实。

我站在办公室的阳台上，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在中国，发工资，是每个月十号，工资条发到你手上，钱直接打到你卡里。

你甚至，都不用去银行。

手机上按几下，钱就转出去了，花掉了。

钱，对我们来说，更像是一个数字。

一个存在于手机银行APP里的，冰冷的数字。

我们很少，能体会到，像这样，亲手拿到一捆沉甸甸的现金的，那种原始的，质朴的快乐。

队伍开始缓慢地移动。

财务在喊名字。

喊到一个，那人就走上前去。

在工资表上，按下自己的手印。

然后，从财务手里，接过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信封里，是她们一个月的血汗。

拿到信封的女工，脸上会瞬间绽放出笑容。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无比灿烂，无比满足的笑容。

她们会把信封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然后，转身，快步走回宿舍。

仿佛，慢一步，怀里的幸福，就会飞走一样。

我看到阿阮了。

她站在队伍中间，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服。

轮到她的时候，她上前，按了手印。

财务把一个信封递给她。

她双手接过，对着财务，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她转过身，我看到，她把那个信封，举到自己面前，像是在亲吻一件圣物一样，在嘴唇上，轻轻地碰了一下。

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看到阿梅了。

就是那个，第一天差点被我罚掉所有工资的小姑娘。

她拿到工资的时候，没有笑。

她只是低着头，把信封塞进自己裤子的口袋里，然后用手，在口袋上，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

我看到，队伍里，有很多很多，像阿阮和阿梅一样的女工。

她们年轻，或者不再年轻。

她们漂亮，或者早已被生活磨去了光彩。

但此刻，她们排着队，领着那份在我們看來微薄得可怜的工资，脸上却带着一种，我们早已丢失的，对劳动最质朴的敬畏，和对生活最原始的渴望。

她们像一群，在沙漠里跋涉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绿洲的旅人。

那份工资，就是她们的绿洲。

是她们，和她们家人的，全部指望。

我突然想起，前几天，跟一个国内的朋友聊天。

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年薪五十万。

他跟我抱怨，说工作太累，压力太大，想辞职去大理开个客栈。

他说，他觉得现在的生活，没有意义。

我当时，还挺理解他的。

我觉得，人嘛，赚够了钱，就该去追求点精神上的东西。

但现在，看着眼前这群，为了区区一千八百块人民币，就笑得如此满足的女工。

我突然觉得，我那个朋友，是多么的矫情。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

我们太幸运了。

我们出生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

我们享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的红利。

我们有干净的城市，有便捷的交通，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有相对公平的教育和医疗。

我们有权利，去抱怨，去选择，去追求所谓的“诗和远方”。

我们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理所当然。

我们忘了，就在离我们不远的这个地方。

还有这么一群人。

她们的“诗和远方”，可能，就只是下个月，能多给孩子买一罐好点的奶粉。

或者，能给家里的黑白电视，换成一个彩色的。

我站在阳台上，点了一根烟。

这一次，阿兴不在。

烟雾缭绕中，我的思绪，飘得很远。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农民。

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小时候，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每年交完公粮，父亲会从村会计那里，领回一点点卖余粮的钱。

他会把那些，被手汗浸得潮湿的，毛票，分票，一张张铺在炕上，数了又数。

然后，小心翼翼地，锁进一个掉漆的木头箱子里。

那个时候，他脸上的表情，跟今晚，我看到的那些越南女工，一模一样。

那是一种，对土地的感恩，对劳动的敬畏，对未来的期盼。

我们中国人，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

我们从一个，需要靠数毛票来过日子的时代，跨越到了一个，可以对几十万年薪的工作，感到“没有意义”的时代。

这个跨越，太快了。

快到，我们很多人，都忘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忘了我们的父辈，祖辈，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贫穷和苦难。

天，彻底黑了。

篮球场上的人，渐渐散去。

只剩下几个财务，还在点着钱，做最后的盘点。

我掐灭了烟头，转身回到房间。

我打开电脑，给我那个想去大理开客栈的朋友，发了条微信。

“别辞职，好好干。”

“你所厌恶的现在，可能是很多人，做梦都想拥有的未来。”

他很快回了我一个问号。

我没有再解释。

有些事，不亲眼看到，是永远不会懂的。

那一晚，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又回到了东莞的那个电子厂。

我又站在了那条，嘈杂、闷热的流水线旁。

我旁边的工友，还是那些，来自湖南、四川、贵州的，年轻的脸。

我们一边干着活，一边用家乡话，聊着天。

聊昨晚看的港产片，聊食堂的饭菜，聊哪个女孩最漂亮。

下班后，我们勾肩搭背，去大排档，花十块钱，炒个米粉，喝两瓶冰镇的珠江啤酒。

然后，回到那间，八个人一间的宿舍，倒头就睡。

梦里的我，很穷，很累。

但我很快乐。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枕头，湿了一片。

在越南的最后一个星期，我过得很平静。

我没有再提任何改革的建议。

我只是每天，按时去车间，看一看，走一走。

跟工人们，用蹩脚的越南语，和肢体语言，打个招呼。

她们对我，也越来越亲近。

阿阮会经常给我带她自己做的春卷。

阿梅会把她新买的，一个很漂亮的头花，拿给我看。

临走的前一天，我用自己的钱，请A区的所有工人，去工厂外面的一个大排档，吃了一顿饭。

我请她们喝啤酒，吃烤肉。

她们很高兴。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喝啤酒。

她们的脸，喝得红扑扑的，像天边的晚霞。

那天晚上，阮勇也来了。

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用生硬的中文说：“李先生，我敬你。”

“我以前，觉得你不行。”

“你太软了，不像个管事的。”

“但现在，我服你。”

“她们，都听你的。”

他说的是“听”，而不是“怕”。

我知道，这两个字，分量有多重。

我跟他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很多人来送我。

阿阮，阿梅，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女工。

她们站在工厂门口，对着我的车，挥着手。

阿阮的眼睛红红的。

她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她连夜给我做的，一大包春卷。

她说：“李先生，以后，还回来看我们吗？”

我点点头，说：“会的。”

但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车子开动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们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直到，再也看不见。

我打开那个塑料袋，拿出-个春卷，放进嘴里。

还是那个味道。

酸，甜，辣。

就像，这两个月，我在越南的，全部感受。

回到中国，飞机降落在白云机场。

走出航站楼，看到那熟悉的，川流不息的车流，和行色匆匆的人群。

我贪婪地，呼吸着广州的空气。

虽然，这空气里，也充满了汽车的尾气。

但，这是家的味道。

我打了个车，直奔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

站在楼下，我抬头，看着自己家的窗户。

灯，是黑的。

老婆，应该还没下班。

女儿，应该还在上晚自习。

我掏出钥匙，打开门。

屋子里，一片漆黑，静悄悄的。

我没有开灯，就那么，站在黑暗里。

我闻到了，熟悉的，家的味道。

有老婆用的，香奈儿五号香水的味道。

有女儿房间里，飘出来的，淡淡的，青春期的味道。

还有，厨房里，飘出来的，淡淡的油烟味。

这些，曾经让我感到厌烦，感到窒息的味道。

此刻，却让我觉得，如此的亲切，如此的安心。

我走到阳台，推开窗。

楼下，是小区的花园。

有几个大妈，正在跳着广场舞。

音响里，放着震耳欲聋的，《最炫民族风》。

远处，是广州的CBD。

那些，高耸入云的写字楼，亮着灯，像一把把，刺向夜空的利剑。

我知道，就在那些格子里，有无数个，像我，像我朋友一样的，所谓的“城市精英”。

他们正在，为了他们的年薪，他们的KPI，他们的“诗和远方”，而焦虑，而挣扎。

我突然，很想笑。

我觉得，我们都活在一个，巨大的，幸福的泡沫里。

我们抱怨着，这个泡沫，太小，太挤，太不自由。

我们却不知道，在这个泡沫之外，还有无数人，连挤进来的资格，都没有。

我拿出手机，给老婆发了条微信。

“我回来了。”

“晚上，我们一起，去接女儿下课吧。”

“然后，我们去吃她最喜欢吃的那家，海底捞。”

很快，老婆回了信息。

只有一个字。

“好。”

我看着那个“好”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手机，放在胸口。

我庆幸，我生在中国。

我庆幸，我的女儿，生在中国。

她可以，不用在十几岁的年纪，就为了生计，去工厂里，耗尽自己的青春。

她可以，安心地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知识。

她可以，自由地选择，她未来想走的路。

她可以，去抱怨，去愤怒，去追求她想要的，任何东西。

因为，她有这个，选择的权利。

而这个权利，是她的父辈，祖辈，用血，用汗，用我们难以想象的牺牲，换来的。

这两个月，像一场梦。

一场，关于贫穷，关于尊严，关于希望的，漫长的梦。

现在，梦醒了。

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