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众所周知，目前为止，一共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它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这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你可能不知道，云南的少数民族数量比广西还多——全国56个民族里，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但关键差异就在“构成”上！我去年去云南调研时，采访过省民族研究所的王教授，他翻着数据给我看：广西壮族占总人口的31.4%，是绝对的主体民族，加上汉族占62.4%，其他少数民族仅占6.2%，民族结构相对集中；而云南没有任何一个少数民族能占绝对多数，人口最多的彝族也才占全省总人口的10.94%，白族、哈尼族、傣族等民族人口比例都在3%-8%之间，汉族占比更是达到66.88%，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这种分散又交错的分布，让单一民族主导的自治区模式，根本不符合当地实际。

历史上的治理传统，更是关键因素。咱们回溯到明清时期，广西的土司制度主要集中在壮族聚居区，中央政府对当地的管控相对集中，民国时期又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形成了以壮族为核心的区域治理基础；而云南的情况复杂得多！我在大理调研时，白族老人杨大爷给我讲过，他们家祖上就是明代的土司，但隔壁村就是彝族村寨，再往南走又有傣族聚居地。明清两代，云南的土司数量多达数百个，覆盖白、彝、傣、哈尼等多个民族，彼此疆域交错，语言、习俗差异极大，中央政府一直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从未形成单一民族主导的大区域治理单元。这种历史惯性，到新中国成立后，自然延续了“因地制宜”的思路。

更核心的是，自治区的设立有个关键前提——是否存在一个人口占比高、聚居区域集中、有共同历史文化认同的主体民族。广西壮族不仅人口多，还在桂西、桂中形成连片聚居区，从百色到河池，再到南宁周边，壮族群众生活区域相对集中，具备设立大区域自治区的基础；而云南的少数民族分布太散了！彝族主要在滇东北、滇中，白族聚在大理，傣族扎根滇南，哈尼族住在红河两岸，就像撒在云南大地上的星星，彼此之间隔着山川河流，很难形成统一的大区域聚居带。我去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当地傣族群众告诉我：“我们和旁边的哈尼族、拉祜族村寨挨得近，但生活习惯、节日习俗不一样，各自管各自的事更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云南的治理选择，恰恰体现了对民族实际的尊重。1950年代，中央曾派人到云南调研自治模式，当时有两种方案：要么设立一个涵盖全省的“云南少数民族自治区”，要么按民族聚居范围设自治州、自治县。我在省档案馆查到过当年的调研记录，里面写着“云南民族众多且分散，设大自治区易导致协调困难，不如以民族聚居地为单位，设自治州、自治县，更能保障各民族权益”。最终的选择也印证了这一点——云南现在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是全国自治地方数量最多的省份，几乎每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自治区域。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现实中看得更清楚。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集中力量发展壮族聚居区的经济文化，效果显著；而云南的自治州、自治县，能更精准地对接当地民族需求。比如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依托纳西族文化发展旅游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楚雄彝族自治州则聚焦彝族传统医药，打造了特色产业。我采访过楚雄的彝族企业家李姐，她感慨：“我们州自己制定的产业政策，能精准对接彝族群众的就业需求，比大自治区的通用政策更管用。”反观如果设全省性的自治区，很难兼顾滇东北彝族、滇南傣族、滇西北藏族的不同需求，反而可能影响治理效率。

还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程度。广西壮族与汉族长期在桂江、珠江流域杂居，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区域文化；而云南因为地理封闭，各民族在山间盆地、河谷地带各自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圈，但也保持了高度的独立性。明清时期，云南的汉族移民多集中在滇东、滇中平原，与少数民族形成“汉居坝区、少数民族居山区”的分布格局，这种格局至今仍有保留。我在曲靖农村看到，汉族村寨和彝族村寨仅隔一座山，村民们通婚、互助，但语言和习俗仍有差异，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让小范围的自治更符合群众意愿。

很多人误以为“少数民族聚集就该设自治区”，其实这是对民族政策的误解。国家设立自治区的核心，是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权，而非单纯以“聚集程度”为标准。云南的实践证明，不设省级自治区，反而能更好地适应多民族分散聚居的特点，让每个少数民族都能在自己的聚居地实现自主管理。截至2023年，云南的自治地方经济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少数民族群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0年增长了3倍多，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说到底，广西设自治区、云南设多个自治州，都是国家基于民族构成、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的科学决策。没有所谓的“厚此薄彼”，只有“因地制宜”。云南的25个世居少数民族，在各自的自治区域里，既保留了民族特色，又融入了国家发展大局，这种“多元一体”的治理模式，恰恰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