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作为长江入海口形成的冲积岛屿，面积超过一千二百平方公里，位居我国第三大岛，仅次于台湾岛和海南岛。这片土地承载着长江泥沙的长期积累，展现出自然力量的壮观。

从地理位置看，它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端，东濒东海，西接长江，南与上海浦东新区和宝山区相望，北与江苏南通的海门区和启东市接壤。

这种位置决定了其在区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却也引发了行政归属的复杂性。

岛上大部分属于上海市崇明区，但北部一小块土地分属江苏南通的海门区海永镇和启东市启隆镇，总面积约五十平方公里。这种格局并非人为刻意设计，而是历史演变与自然过程相结合的结果。

追溯历史，崇明岛的形成始于唐代初期，当时仅为两个小沙洲露出水面。随着泥沙沉积，岛屿逐步扩大，到元代设立崇明州，明清时期才基本成型。

长期以来，这片区域隶属江苏管辖，如明代属苏州府，清代属太仓州，新中国成立初期属江苏南通市崇明县。

1958年，为支持上海城市扩张，从江苏划入多个县，包括崇明县，使上海面积从数百平方公里扩展到数千平方公里。这一调整体现了国家对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发展的战略支持，推动了城市工业化和人口增长。

不过，当时划入上海的仅是崇明岛主体部分。北部地区原本是长江北支中的兴隆沙和永隆沙两个小沙洲，面积有限，海拔较低，经济价值不高，且易受潮水影响。这些沙洲根据陆地边界延长原则，归属江苏南通的海门县和启东县。

决策时，优先考虑成熟土地的整合，避免不稳定区域带来的潜在问题。这种选择反映了行政规划的务实性，确保资源分配高效。

1960年代，长江泥沙沉积加速，沙洲面积迅速扩大，从不稳定小片陆地转为可靠屿体。

泥土富含矿物质，成为肥沃耕地，吸引当地居民迁入开发。先通过种植芦苇固定土壤，再逐步转为农田。

这种转变从依赖自然淤积转向结合人工围垦，体现了技术进步。与过去被动等待河流作用不同，当时引入简单堤坝和排水系统，提高了土地稳定性，促进农业产出增加。

南通市据此设立启隆乡和海永乡，派员建立农场，进行组织化耕作。沙洲增长主要在西侧，靠近崇明岛。到1980年代，兴隆沙率先与岛主体连接，永隆沙随之融合，整个区域成为单一岛屿。

这种地貌变化通过河流动力和人工导流实现，标志着从分离到统一的自然进程。但行政界线未随之调整，保留了原有划分，形成一岛分属两省的独特局面。

为什么不全部划给上海？

首先是历史原因。

这些北部土地最初属江苏，1958年调整时未纳入，因为其作为沙洲的特性不适合立即整合。

相比岛主体的稳定，这些区域当时面临洪水风险，决策避免了不必要的复杂性。

其次，自然形成机制发挥作用。

长江每年输送大量泥沙，使岛屿以两百米速度向东延伸，新增土地四至五平方公里。

这种动态增长使界线难以实时同步，行政上沿用陆地延长线原则，确保权益清晰。

行政惯性也是关键因素。一旦界线确立，变更需多方协调，包括上海、江苏和国家部门。

1999年，经民政部主持，两省签署协议，确认北部地区属江苏，并调整部分土地，开挖界河，兴建跨界道路。这种协议强化了稳定性，避免频繁变动带来的管理成本。

经济层面，这些区域开发由江苏居民主导，早年农场建立产生收益。如果全部划入上海，可能影响地方财政和民生。

围垦从手工到机械化，引入现代泵站和土壤改良技术，与过去相比，减少了盐碱问题，提升了作物产量。北部以芦苇和水产为主，与上海部分的粮食生产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多样化。

生态角度，崇明岛整体作为长江生态屏障，北部地区通过围海造田扩展，受益于清洁空气和充足雨水。技术更新如卫星监测泥沙流动，帮助规划，避免盲目开发。

1980年代融合后，岛形稳定，北部位于战略位置，靠近航道。相比早期经济低值，现在开发旅游和生态，从单一农业到多功能。法律依据上，界线以延长线为准，变更需批准，过程复杂，更注重规范。

生态保护中，岛上平坦地势利于围垦，北部通过工程扩展，与上海同步。进步如遥感技术，帮助管理，避免环境破坏。相比台湾地区和海南，崇明增长独特，促进长江口经济增长。

如今，这一格局稳定，长三角合作深化，无调整迹象。生态建设推进，交通提升，促进区域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