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生活20天，我发现这地方不太正常，说几句大实话

2025-12-25 18:49 旅游资讯 6 0

落地温哥华之前，我以为自己最需要适应的，会是传说中能把人浇到抑郁的连绵冬雨，或者是那种“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寂静。我在国内是个标准的“城市动物”，习惯了24小时亮灯的便利店，习惯了半夜十二点还能点到的外卖，习惯了地铁里人挤人的烟火气。我给自己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准备迎接一场从“极速”到“慢活”的巨大切换。

结果，飞机落地后的20天，我发现自己所有的预设，都显得有点天真。

加拿大，或者至少是我所见的温哥华，它的“不正常”，根本不在于那些表面的好山好水，而在于一种深入骨髓的、让你时而摸不着头脑，时而又忍不住点头称是的底层逻辑。它就像一个运行着一套完全不同操作系统的电脑，你用惯了Windows，突然让你用Linux，每个指令都得重新学习，每个快捷键都让你迷惑。

这20天，我像一个闯入异次元的人类学实习生，每天都在收集各种“文化休克”的碎片。今天，我想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不唱赞歌，也不抱怨，就说说我看到的，那些让我觉得“这地方不太正常”的大实话。

第一个不正常：“对不起”浓度严重超标，这是一种礼貌还是一种病？

来之前，朋友开玩笑说，在加拿大，你只要学会一个词就能活下去，那就是“Sorry”。我当时笑了，觉得太夸张。直到我亲身经历，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夸张，而是写实。

第一个让我感到震撼的场景，发生在我刚到第三天，去一家叫“Superstore”的大型超市采购。那是个周末下午，人来人往，和我熟悉的国内超市没什么两样。我推着一辆巨大的购物车，停在酸奶冷柜前，正埋头研究那几十种不同口味、不同脂肪含量的酸奶，选择困难症发作，一动不动。

这时，一个推着婴儿车、看起来很匆忙的白人女士从我身后绕过去。她明明可以轻松通过，但就在她经过我身边的瞬间，她非常自然地、轻声说了一句：“Oh, sorry.”

我当时整个人都愣住了。我第一反应是，我挡到她了吗？我立刻把购物车往旁边拉了拉，回头想对她说“没关系”，但她已经推着车走远了。我站在原地，脑子里全是问号。是我挡路了，她为什么要道歉？她只是从我身边经过，一个非常正常的超市日常，为什么要道歉？这句“sorry”的触发机制到底是什么？

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几天，“Sorry”像病毒一样在我耳边扩散。

在Tim Hortons排队买咖啡，后面的人不小心用背包蹭了我一下，立刻：“Oops, sorry!”我开门时没注意到后面有人，差点撞到对方，对方在我开口之前，先一步说：“Oh, sorry!”在公交车上，我坐着，一个站着的大哥因为车晃了一下，身体稍微向我这边倾斜了一点，他稳住后，低头对我这个坐着纹丝不动的人说：“Sorry about that.”

最经典的一次，是我在人行道上走着，前面有个人走得比较慢，我从他左边超了过去。在我超过他的那一刻，我听见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Sorry”。我的天，我当时真想抓住他问问：“兄弟，你到底在抱歉什么？是我超了你的车，啊不，是我超了你的路，该说‘借过’的是我啊！”

在国内，我们说“对不起”的场景是非常明确的：我做错了事，给你造成了麻烦或损失。比如，我迟到了，踩到你的脚了，打碎了你的杯子。“对不起”这三个字，是有分量的，是带着愧疚和责任的。

但在加拿大，这句“Sorry”似乎被稀释了，它成了一种口头禅，一种社交润滑剂，一种避免任何潜在冲突的下意识反应。我花了大概一个星期才慢慢琢磨过味儿来。

这里的“Sorry”，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等同于“我错了”。它更像是在说：“我要进入你的个人空间了，抱歉打扰。”“我们之间可能要发生一次物理接触，提前预警一下。”“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太顺滑的小事，虽然不一定是谁的错，但我们用这个词来让它过去吧。”

它是一种“非对抗性”文化的极致体现。大家似乎都极力避免制造任何紧张感。在那个拥挤的超市里，那位女士的“sorry”其实是在说：“不好意思，我要从你这儿挤过去了，虽然这是公共场合，但我还是为可能给你带来的‘被侵犯感’表示一下歉意。”

当我开始理解这层逻辑后，我自己也开始被“同化”了。有一次在商场，我急着找洗手间，在一个拐角处差点撞到一个迎面走来的小哥。在国内，我可能会说声“不好意思”或者直接侧身躲过。但那天，我几乎是脱口而出：“Oh my god, I'm so sorry!”

对方笑了，说：“No worries! I'm sorry too!”

我们俩，谁也没撞到谁，隔着一米远的距离，互相疯狂道歉。那一刻，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都笑了。我突然觉得，这种“不正常”其实挺可爱的。它或许显得有些多余，甚至有点“虚伪”，但在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这种时刻准备递上“Sorry”的姿态，本质上是在表达一种善意：我看见你了，我尊重你的存在，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这和我们文化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他们把这个“化”的动作，前置到了事情发生之前。这种“过度礼貌”，其实是一种高效的社会运行模式，它用最低的成本，维护了公共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和安全感。虽然，我还是觉得，有时候真的没必要。

第二个不正常：和“效率”有仇，和“预约”有缘

如果说“Sorry文化”只是让我有点懵，那加拿大的“效率”，则结结实实地给我浇了一盆冰水，让我这个在国内被“中国速度”惯坏了的人，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度日如年”。

我的“劫难”是从办银行卡和装网络开始的。这是新生活启动的必需品，我想着，这不就跟在国内办张手机卡一样，分分钟搞定的事儿吗？

我兴冲冲地走进一家市中心的RBC银行，大厅里人不多，三三两两。我走到柜台前，一个笑得特别灿烂的女士接待了我。

“Hi, I'd like to open a bank account.” 我开门见山。“Of course!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us?” 她笑得更灿烂了。“An… appointment?” 我以为我听错了，“办卡还要预约？”“Yes, for new accounts, you'll need to sit down with one of our advisors. Let me check the schedule for you.” 她在电脑上敲了敲，然后给了我一个“非常抱歉”的微笑，“The earliest slot available is next Tuesday at 2:30 PM.”

那天是周四。也就是说，我为了开一个最基础的储蓄账户，需要等五天。

我当时站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国内，别说五天，五十分钟我都觉得慢。我试图争辩：“可是今天没什么人啊，不能现在就办吗？我材料都带齐了。”

她耐心地解释：“I'm so sorry, sir. Our advisors are fully booked with their appointments today.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y have enough time for every client.”

我看着那些“fully booked”的、空荡荡的顾问办公室，又看了看她那无可挑剔的笑容，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这是规则。

网络的经历更是把我的耐心磨到了尽头。我在网上选好了Telus的套餐，客服告诉我，技术人员会在下周三上门安装。我问，具体几点？客服说：“It will be a window between 1 PM and 5 PM.”

一个长达四小时的“窗口期”！这意味着我整个下午都得在家干等着。到了那天，我从一点等到四点半，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忍不住打了客服电话，客服查了半天，用一种“这不是很正常吗”的语气告诉我：“The technician is on his way, he should be there before 5.”

四点五十，门铃终于响了。一个壮硕的小哥，背着工具包，一脸轻松地跟我打招呼：“Hey man, how's it going?”

我心里已经火烧火燎了，但看着他那张人畜无害的脸，硬是没把“你怎么才来”这句话说出口。他进来后，不紧不慢地检查线路，一边干活一边跟我闲聊，问我从哪里来，喜不喜欢温哥华，还给我推荐了他最喜欢的披萨店。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干得非常仔细，走的时候还把所有垃圾都带走了。

服务态度是顶级的，但这个效率，真的让我抓狂。

这20天里，我经历了无数次类似的“慢”。去政府机构办事，一个窗口只办一种业务，排队半小时，办事五分钟。想找个家庭医生，被告知要等几个月才能排上。甚至在超市结账，收银员会和前面的顾客从天气聊到昨晚的冰球比赛，完全不顾后面排着长队。

一开始，我把这种“慢”归结为“懒”。我觉得这些人就是不想好好工作。但慢慢地，我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在银行等待的那五天里，我冷静下来思考。那个柜员拒绝我，不是因为她想偷懒，而是因为她要遵守“预约”这个规则。这个规则的背后，是对“时间”的另一种理解。在国内，我们的时间属于客户，属于KPI，属于“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客户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加急”、“插队”是常态。

但在加拿大，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个银行顾问，他的日程排满了，就不能再加塞，因为这会侵占他为其他客户预留的时间，也可能导致他加班。那个网络技术员，他的“窗口期”可能覆盖了好几家客户，每一家他都花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去聊天，因为这被看作是“服务质量”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完成任务”。

他们追求的不是单位时间内的最大产出，而是流程的正确性和个人生活的平衡。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被工作吞噬。大家似乎默认了一个共识：你的事再急，也不能破坏我的节奏和别人的规则。

这种“反效率”的文化，对于我这种习惯了“万事皆可加急”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提醒。它逼着我慢下来，去规划，去等待。它告诉我，不是所有事情都值得你心急火燎。你的急事，在整个社会的大系统里，可能真的没那么“急”。

这是一种基于社区平等的秩序，牺牲了个体的“特权”（比如我想立刻办业务），来保障整个系统里所有人的“权利”（比如银行职员的准时下班）。正常吗？按我的旧标准，一点不正常。但在这里，这恰是最大的“正常”。

第三个不正常：动物比人“横”，自然界的“黑社会”

温哥华素以自然风光闻名，来之前我就知道这里生态好。但我没想到，这里的“生态好”意味着，动物们活得比人还“嚣张”。

我住的地方离一个叫“鹿湖（Deer Lake）”的公园不远。搬进去的第一个周末，我就兴致勃勃地去徒步。湖光山色，绿草如茵，一切都像明信片一样美好。直到我遇到了一家子“加拿大鹅（Canada Goose）".

就是那种脖子长长，黑白相间的大鹅。它们摇摇摆摆地走在步道中央，身后跟着一串毛茸茸的鹅宝宝。我觉得特别可爱，就拿出手机想凑近点拍照。

就在我离它们大概还有三四米远的时候，领头的那只公鹅突然停下脚步，脖子一伸，对着我发出“嘶嘶”的警告声，那架势，就像眼镜蛇发动攻击前的姿态。我吓了一跳，停在原地不敢动。它见我没退，居然扇动着翅膀，气势汹汹地向我冲了过来！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跑”！一个一米八的汉子，被一只鹅追得落荒而逃，那画面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我跑出十几米远，回头看，那只鹅才心满意足地回到队伍里，仿佛在说：“算你识相。”

旁边一个正在遛狗的老奶奶看到这一幕，非但没有惊讶，反而笑呵呵地对我说：“Be careful with them, especially when they have babies. They own this place.” （小心它们，尤其是在它们有孩子的时候。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这句话让我印象极其深刻。

在国内的城市公园，动物通常是作为“景观”存在的，是被人观赏的对象。它们要么在笼子里，要么被投喂得失去了野性。但在加拿大，动物和人之间似乎是一种奇妙的“共享”关系，甚至在某些地盘，动物的“优先权”还高于人类。

松鼠会旁若无人地在你家后院的篱笆上跑酷，偶尔还会从你没关严的窗户里溜进来偷点坚果。浣熊（Racoons），被当地华人戏称为“干脆面君”，是翻垃圾桶的惯犯，它们的小爪子甚至能拧开一些简单的盖子，是夜间的“黑社会”。乌鸦的个头比国内的大一圈，叫声洪亮，而且极其聪明，会排成一排在电线上“开会”。

有一次我把车停在路边，回来时发现前挡风玻璃上落满了鸟粪。正当我抱怨的时候，路过的一个邻居指了指头顶的树枝，说：“You parked under their home.” （你停在它们家楼下了。）那语气，仿佛在说这是我自找的。

我逐渐发现，这里的人们对动物有一种普遍的“容忍”甚至“敬畏”。你不能随便投喂野生动物，因为这会破坏它们的习性。你看到受伤的小动物，不能自己随便救，而是要打电话给专门的动物保护组织。伤害它们更是违法的。

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我过去二十多年的认知是完全颠覆的。我们习惯了“人定胜天”，习惯了把自然改造成适合我们居住的样子。城市里的一切，都应该是为人类服务的，整洁、有序、可控。任何“不可控”的因素，比如具有攻击性的动物，都应该被清除或隔离。

但在这里，城市似乎是“长”在自然里的，而不是“建”在自然上的。人们接受了这种“不便”，接受了与这些“不速之客”共存。那只追我的大鹅，它不是疯了，它只是在履行它作为父亲的职责，保卫它的家人。那片草地，在它看来，就是它的领地。我的闯入，才是“不正常”的。

这种“不正常”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对非人类生命的尊重。它承认自然有其自身的法则，人类不是这个星球唯一的主宰。这种观念，让城市少了一点“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多了一点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虽然代价就是，我每次去湖边，都得远远地绕着那些“鹅霸”走。

第四个不正常：“多管闲事”的邻居和一本正经的“垃圾分类学”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我们住在鸽子笼一样的公寓楼里，“对门相见不相识”是常态。邻里关系，很多时候是一种“非必要不打扰”的默契。

到了加拿大，我住进了一个联排别墅（Townhouse）社区。本以为国外的邻里关系会因为注重隐私而更加疏远，结果，我被上了一堂生动的“社区主义”教育课，而这堂课，是从几个垃圾桶开始的。

搬进来的第一个周二，是这个社区的“垃圾日”。早上我一起床，就看到邻居们陆陆续续地把几个颜色不同的大轮子垃圾桶拖到了路边。一个蓝色，一个绿色，一个灰色。我顿时傻眼了。我的车库里也有这三个桶，但我完全不知道它们各自的用途，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我凭着在国内养成的模糊印象，把所有垃圾一股脑地塞进最大的那个灰色桶，然后学着邻居的样子，把它也拖到了路边。

做完这一切，我心里还有点小得意，觉得自己融入得还挺快。结果不到十分钟，门铃响了。门口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白人大哥，穿着一件格子衬衫，笑眯眯的，看起来很和善。他指了指我那个孤零零立在路边的灰色垃圾桶。

“Morning! I’m Bob, from next door.” 他先自我介绍，“Just noticed it’s your first garbage day. A bit confusing at the beginning, isn’t it?”

我尴尬地点点头：“Yeah, a little.”

“No worries, happens to everyone.” Bob非常自然地走过来，打开了我那个灰色垃圾桶的盖子，看了一眼，然后用一种“我就知道”的表情对我说：“Ah, I see.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他把我领到他家车库门口，指着他那三个已经分好类的垃圾桶，像个化学老师一样，给我上了一堂详尽的“垃圾分类学”。

“So, the blue one is for recyclables. Paper, cardboard, hard plastic containers, tin cans... but no plastic bags, no glass.”“The green one is for food scraps and yard waste. All your kitchen leftovers, coffee grounds, garden clippings... a compostable bag is better.”“And the grey one is for... well, everything else. The real garbage.”

他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彩色的宣传单递给我，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各种物品的分类归属。“You can stick this on your fridge. It helps.”

整个过程，他的语气没有一丝一毫的指责或“抓包”的快感，完全是一种前辈对新人的友好指引。他就像一个社区的“非官方迎新大使”，在主动维护这个社区的“隐藏规则”。

临走前，他拍拍我的肩膀：“The truck for the blue bin comes earlier. If you sort it now, you can still make it.”

看着Bob转身回屋的背影，我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犯了错的窘迫，另一方面，是一种奇异的温暖。

在国内，如果我扔错了垃圾，大概率是不会有人来敲门教我的。可能会有物业贴个通知，或者更糟糕的，是罚款单。但很少会有一个素不相识的邻居，花上十分钟时间，如此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你。这是一种“多管闲事”，但这种“闲事”里，没有居高临下，只有一种朴素的责任感：我们住在一个社区，我们共享这里的环境，你有义务遵守规则，我也有义务帮助你融入。

这次“垃圾桶事件”后，我开始留意社区里的互动。我发现，这种“多管闲事”无处不在。有人出门忘了关车库门，路过的邻居会去按门铃提醒。谁家门前的草坪长得太高，可能会收到一封来自社区委员会的“友好提示信”。万圣节，家家户户都把门口装饰得像鬼屋，不是为了攀比，而是为了让社区里的孩子们能挨家挨户地“trick or treat”。

这种社区的凝聚力，不是建立在血缘或亲密的友情上，而是建立在一套共同遵守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之上。隐私很重要，每个人回到家里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但一旦走出家门，你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份子，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你的草坪、你的垃圾桶、你门前的积雪，都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关乎整个社区的脸面和公共秩序。

这种界限分明又彼此相连的邻里关系，对我来说，又是一个“不正常”的发现。它让我明白，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或许就是由无数个像Bob这样“爱管闲事”的普通人组成的。

尾声：20天后，一些“不正常”的实话

在加拿大的这20天，像一场漫长的倒时差。我不仅在调整自己的生物钟，更是在调整自己的“文化钟”。

那些最初让我觉得“不正常”的现象——泛滥的Sorry，龟速的效率，嚣张的动物，热心的邻居——如今在我眼里，都有了不同的解读。它们不再是孤立的、奇怪的个案，而是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关于价值观和生活哲学的图景。

我开始理解，那句“Sorry”背后，是对个体空间的尊重；那份“慢”，是对劳动者权益和生活品质的捍卫；那些“横行”的动物，是对自然秩序的敬畏；那份“多管闲事”，是对社区共同体的责任。

我并不是说这一切都完美无缺。这种“慢”有时会耽误急事，这种“规则”有时会显得刻板。但这20天的经历，让我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祛魅”。我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所熟悉的那套“中国式”逻辑——效率至上、人情社会、结果导向——是唯一正确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