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东京住了三个月，公司安排的公寓在一栋旧楼里，墙皮有些地方都剥落了。 楼下街角只有两家店，一家卖烟酒的小便利店，另一家就是佐藤大叔的面馆。

面馆招牌旧旧的，里面只能放下四张桌子。 墙上的菜单塑封纸都泛黄了，上面就印着三种面：酱油拉面、味噌拉面，还有个限定的盐味拉面。 大叔说盐味汤底熬起来太费工夫，不是天天都有。

佐藤大叔大概六十多岁，总是系着一条洗得发白、几乎看不出原本是蓝色的围裙。 早上七点，他的店就飘出香味了，是一种混合着猪骨汤咸鲜和熟面香气的味道。 我每天上班前都去。

他话很少。 你进去，他就在灶台后面抬一下头，手上活儿不停，轻轻问一句：“酱油还是味噌？ ”声音不高，但隔着煮面的水汽声，你能听得很清楚。 然后他就继续忙他的。

他的动作有一种独特的节奏。 左手用长筷子搅动锅里翻滚的面条，右手拿着漏勺等着。 捞面，手腕抖两下，甩掉多余的水分，面条顺滑地滑进碗里。 然后从那个一直咕嘟着的大汤锅里舀出一大勺汤，浇上去。 摆上两片薄薄的叉烧，烫几棵青菜，最后从手边的小碗里拈一撮葱花撒上。 整个过程不急不躁，像完成某种仪式。

店里的常客彼此间也没什么话。 一个总穿灰色西装、戴眼镜的上班族，七点半准时推门进来。 他刚坐下，大叔就会从里面端出一碗酱油拉面，上面卧着一个溏心蛋。 蛋白是嫩的，蛋黄是流动的。 上班族默默吃完，放下钱，点点头就走了。 他们之间好像不需要订单。

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每周会来个两三次。 她总是要两碗味噌拉面打包。 “我家老头子，就认佐藤先生这口汤，说比那些时髦的连锁店强多了。 ”大叔听着，也只是微微笑一下，打包的时候，会特意多给她加一勺葱花。

我是在一个慌乱的早晨，对这家店有更深印象的。 那天我起晚了，冲下楼买面，想着赶紧吃完去赶地铁。 等大叔把面装好递给我，我一摸口袋，心里咯噔一下。 手机没电关机了，钱包根本没带出来。

我脸一下子涨红了，结结巴巴地说：“大叔，实在不好意思……我，我钱和手机都没带……” 话没说完，我就想把面递回去。

大叔正在擦灶台。 他停下来，看了我一眼，摆摆手。 “拿去吧。 下次再说。 ” 他把装面的袋子又推回到我这边。

“这怎么行，我……” 我更加窘迫了。

“没事的。 ”他打断我，语气很平常，“上班别迟到了。 ” 说完就转过身去，继续擦那个已经很干净的灶台。

那天下午我特意带着钱回去。 店里没客人，他正在揉一个很大的面团。 我把钱放在桌上，他看了一眼，说“哦，好”，然后手肘示意了一下旁边的抽屉。 我打开抽屉把钱放进去，里面有些零散的硬币和纸币，他就没再回头点数。

我站在旁边看他揉面。 那是个力气活，他的手臂稳稳地用力。 “大叔，现在不是有和面机吗？ 这样揉很累吧？ ”

他手上的节奏没变。 “机器是快，但揉出来的面，吃起来不一样。 ”他一边揉一边说，声音有点喘，但很清晰。 “我父亲教我的，力气要透进去，揉足时间，醒面也要看好湿度和温度。 这样的面，煮出来才有筋骨，咬下去有口感。 ”

他把揉好的大面团用湿布盖好，放在一个比较暖和的角落。 过了一会儿，他拿出其中一个，用长长的擀面杖开始擀。 面团在他手下变成均匀的一大片，薄薄的。 接着他用刀切面，嚓，嚓，嚓，每一根粗细都几乎一样。

我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早上，去跟他道别。 我说：“大叔，我明天就回中国了。 ”

他正往碗里加汤，听到后顿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哦，要回去了啊。 ”他放下勺子，走到后面一个有点老旧的柜子前，打开门，拿出一个小罐子。 罐子是陶的，不大，上面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毛笔字写着“佐藤原町味噌”。

“这个，我老家自己做的。 你带回去，煮汤的时候放一点，味道有点像。 ”他把罐子递给我。

我赶紧掏钱，他摇摇头，用围裙擦了擦手，“送你的。 路上小心。 下次来东京，再来吃面。 ”

后来，我常常会想起那个早晨。 东京留给我的最后画面，不是繁华的银座，也不是拥挤的涩谷十字路口，而是那个旧旧的小店里，灶台前冒着蒸汽的背影，那条褪色的蓝围裙，和那句每天都会听到的、轻轻的“酱油还是味噌”。

店外路边的柳树，那时刚冒出嫩黄的芽，在风里软软地晃着，但枝条却牢牢地抓着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