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面值100万的玻利瓦尔纸币，现在它正静静地躺在加拉加斯的一条臭水沟边上，被泥水浸了一半。

路过的人，没有一个弯腰去捡。

这是2023年的11月，我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下午两点，阳光毒辣得像要把柏油路晒化。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陈旧的汽油味混合着芒果腐烂的甜腻气息。

我站在一家名为“Central Madeirense”的超市门口，手里攥着一张20美元的钞票，掌心微微出汗。

这并不是因为天气热，而是因为我刚刚经历了一场尴尬至极的“结账风波”。

十分钟前，我试图用这张20美元买一瓶水和两个面包，总价大概3.5美元。

收银员是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姑娘，画着很浓的眉毛，眼神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

她盯着我的美元看了足足五秒，然后把钱举起来对着光照了照，又用指甲在富兰克林的人像上刮了两下。

“没有零钱。”她把那张崭新的美元推回来，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不死心，指了指收银机：“我不介意找给我玻利瓦尔（当地货币）。”

她叹了口气，指了指收银机旁边贴着的一张手写纸条：今日不做找零。

后面排队的大叔有些不耐烦了，用西班牙语嘟囔了一句什么。

那一刻，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全世界通用的硬通货，却感觉自己像个身无分文的乞丐。

最后，我不得不放弃了面包，又凑了几包我根本不需要的口香糖和廉价巧克力，硬生生把金额凑到了19.8美元。

剩下的0.2美元，她说算作“服务费”。

走出超市的那一刻，看着手里那袋莫名其妙的糖果，我突然感到一阵荒谬。

在这个国家，钱既是上帝，也是废纸。

贫穷在这里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魔幻的现实主义。

这就是我抵达委内瑞拉第三天被上的第一课。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这之后的八个月里，我见证了更多让人瞠目结舌、无奈，甚至心酸的现实。

今天，我想把这层滤镜撕开，跟你聊聊一个真实的委内瑞拉。

手里拿着钱，却感觉自己像个罪犯

来这之前，我以为只有穷人才会为住的地方发愁。

到了这儿我才发现，有钱人租房更像是一场“猫鼠游戏”。

那是刚到加拉加斯的第二周，我急需找个落脚点。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中介，叫Rosa。

Rosa大概五十岁上下，烫着一头金色的卷发，身材丰腴，即使是看房这种需要跑腿的活儿，她也坚持踩着一双十厘米的高跟鞋。

那天她带我去看的是Altamira区的一套公寓。

这里算是加拉加斯的富人区，治安相对好一些。

房子不错，两室一厅，大概80平米，站在阳台上能看到Avila山的壮丽景色。

但我关心的不是风景，是价格。

“这套房子租金多少？”我问她，心里预估着大概也就是三四百美元。

毕竟这里的普通人工资低得吓人。

Rosa理了理头发，报出了一个数字：“1200美元。”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多少？1200？这可是人民币8600多块钱了！”

这价格在北京五环也能租个不错的两居室了，而这里是受到制裁、经济崩盘的委内瑞拉。

Rosa似乎看出了我的震惊，她耸耸肩：“亲爱的，这里是安全区，水也是24小时供应的，甚至还有发电机。”

接着，她抛出了更让我崩溃的条件。

“房东要求押金要给6个月的，预付租金要给6个月的，再加上一个月的中介费。”

我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1200 x 13 = 15600美元。

也就是说，我想住进这个房子，得一次性掏出超过11万人民币的现金。

“为什么这么夸张？”我忍不住问，“这里的人怎么可能租得起？”

Rosa苦笑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这里的人确实租不起。这房子本来就是租给你们这种外国人的，或者是那些做某种生意的人。”

她做了一个数钱的手势。

“而且，房东怕你在里面搞破坏，或者赖着不走。在这儿，法律保护租客，如果我不收足了钱，万一你不给房租，我赶都赶不走。”

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委内瑞拉楼市的怪圈。

一边是大量空置的豪宅，因为房主都逃去了迈阿密或者马德里，宁愿空着也不愿低价租。

另一边是普通人一家几口挤在贫民窟的铁皮房里。

那天的看房自然是无疾而终。

最后我不得不妥协，找了个稍微偏一点的地方，但也一次性付了半年的房租。

那天交钱的时候，我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里面塞满了美元现金。

走在街上，每一辆路过的摩托车都让我心惊肉跳。

我觉得自己不像个租客，像个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罪犯。

把钱交给房东的那一刻，看着他一张张数钱的贪婪眼神，我突然意识到：

在这里，安全感是最昂贵的奢侈品，它比黄金还贵。

去超市买肉，如同经历一场精密计算

很多人问我，委内瑞拉物价是不是特别低？

毕竟新闻里总说这里通货膨胀，钱不值钱。

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

如果你拿着美元去黑市换成玻利瓦尔，再去买政府补贴的玉米面，那确实便宜得像不要钱。

但如果你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吃肉、喝牛奶、用洗发水，那这里的物价能让你怀疑人生。

记得有一次，我想做顿红烧肉，决定去采购一番。

我去了当地一家叫“Gama”的连锁超市。

这家超市装修得很现代，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跟国内的精品超市没两样。

但只要你凑近看一眼标签，血压就能上来。

我随手拿了一盒大概500克的牛肉馅。

标价：8.5美元（约合人民币61元）。

我又去看了一眼鸡胸肉，一公斤大概要12美元（约合人民币86元）。

这价格，比我在美国纽约看到的还要贵。

为什么？因为这里的畜牧业基本垮了，很多肉类居然要靠进口，或者运输成本极高。

最离谱的是洗漱用品。

一瓶普通的潘婷洗发水，国内大概卖30多块钱。

在这里，标价是18美元（约合人民币130元）。

我当时站在货架前，拿着那瓶洗发水反复确认，生怕它是镶了金边的。

旁边一个当地的大妈，推着购物车经过。

她的车里空荡荡的，只有两包玉米粉和一瓶最廉价的食用油。

她看着我手里的洗发水，眼神里流露出一种羡慕，甚至是一丝嫉妒。

那种眼神刺痛了我，我默默地把洗发水放回了货架。

结账的时候，我买了一点牛肉、几个西红柿、一袋米、一桶油，还有一排鸡蛋。

总共花了95美元（约合人民币680元）。

收银员是个胖胖的大姐，叫Carmen。

她一边扫码一边跟我闲聊：“你是中国人？”

“是啊。”

“中国人有钱。”她笑着说，但语气里没有恶意，只有一种认命的坦然。

“这不便宜啊。”我指了指屏幕上的数字。

Carmen停下手里的活，看了看周围，小声对我说：“你知道我一个月工资多少吗？”

我摇摇头。

“30美元。”她伸出三根手指，“加上政府给的食品券，也就60美元。”

我愣住了。

我这一顿饭的采购费，竟然是她一个半月的总收入。

也就是说，她要不吃不喝工作45天，才买得起我购物车里的这点东西。

“那你们怎么生活？”我忍不住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Carmen笑了，露出一颗镶着金边的门牙：“活着呗。靠亲戚从国外寄钱，靠打两份工，靠省吃俭用。”

走出超市的时候，阳光依然刺眼。

我看着手里提着的塑料袋，突然觉得它们沉甸甸的。

这哪里是食物，分明是这个国家巨大的贫富鸿沟。

老陈的枪和他的两本日记

在这个混乱的地方，中国人是怎么生存的？

我想讲讲老陈的故事。

老陈今年52岁，广东江门人，来委内瑞拉已经18年了。

他在加拉加斯的老城区经营一家五金杂货店。

第一次见老陈，是在他的店里。

店面不大，门口装着厚厚的铁栅栏，像是监狱的门。

顾客买东西，不能进店，只能隔着铁栏杆手指一点，老陈把东西递出来，再从栏杆缝里收钱。

“以前不是这样的。”老陈递给我一根烟，点上火，深深吸了一口，“以前大门敞开，生意好得不得了。”

老陈身材瘦小，皮肤黝黑，总是穿着一件有点发黄的Polo衫。

但他腰间鼓鼓囊囊的，我知道那里别着一把手枪。

“在这儿做生意，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老陈拍了拍腰间，语气很平淡。

他现在的月收入大概在3000到4000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1万-2.8万），扣掉给警察的“打点费”和各种杂税，到手能有2500美元左右。

听起来不少，但这钱挣得全是血汗。

老陈带我看过他的两本“日记”。

一本是正经的账本，记录着进货出货。

另一本，记录着这里的“潜规则”。

“你看这一页，”老陈翻开那本皱皱巴巴的本子，“这天是税务局来查，要了200美元。这天是片警来说要过节费，给了50美元。”

密密麻麻，全是这种记录。

“不给行吗？”我问。

“不给？”老陈冷笑一声，“不给明天就给你贴封条，或者找混混来骚扰你。”

老陈说，他最怕的不是黑帮，而是穿制服的。

有一次，他在运货的路上被国民警卫队拦下来。

对方明明看到他的货单齐全，硬说他的轮胎花纹不合格，要扣车。

实际上，就是想要钱。

老陈在那条路上耗了三个小时，最后塞了100美元才放行。

“那时候我真想回国。”老陈吐出一口烟圈，“但我回不去了。”

“为什么？”

“国内变化太快，我这个岁数回去能干嘛？当保安？在这里，虽然危险，虽然受气，但我好歹是个老板，能供两个孩子在西班牙读书。”

老陈的眼神里透着一种只有长期漂泊在外的人才有的无奈。

他说：“兄弟，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像是在走钢丝。前面是深渊，后面也是深渊，你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那天离开老陈店里的时候，天快黑了。

他熟练地拉下卷帘门，上了三道锁，然后又检查了一遍腰里的枪。

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他不是在生活，他是在战斗。

办个宽带，差点让我得了狂躁症

如果你觉得国内办事效率低，那你真该来委内瑞拉体验一下什么叫“绝望”。

在这里，时间是一个可以随意拉伸的概念。

我刚搬进公寓的时候，房东告诉我网络坏了，需要修。

我想着，这能有多难？打个电话给电信公司CANTV不就行了？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

我第一次去CANTV的营业厅，是早上8点。

到了门口，发现队伍已经排到了街角。

大概有五六十人在等，有人甚至带了小马扎和早餐。

我排了三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

柜台后面的办事员是个大妈，一边涂着指甲油一边问我：“什么事？”

“我想报修网络。”我递上住址单。

她在电脑上敲了几下，头也不抬地说：“系统坏了，办不了。明天再来。”

我当时就懵了：“排了三小时，你就告诉我系统坏了？”

“那我也没办法啊，全国系统都坏了。”她吹了吹未干的指甲油，一脸无所谓。

那一刻，我感觉体内的火气直冲天灵盖。

但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在这里发火没有任何用处。

第二天我又去了。这次系统好了，登记了信息。

“什么时候能修好？”我问。

“等着吧，技术员会联系你。”

这一等，就是三个星期。

期间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永远是无人接听或者是忙音。

直到我实在受不了了，问了楼下的保安大爷。

大爷看着我，露出一种“你是个傻子吧”的表情。

“小伙子，你没给‘咖啡钱’吧？”

“什么咖啡钱？”

“你要去找那个负责这片区域的技术员，私下给他塞点美元。不然你等到死也没人来。”

通过大爷的介绍，我联系上了一个叫Jose的技术员。

见面就在楼下，Jose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面包车。

“修网络啊？很简单。”他搓了搓手指，“50美元。”

我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这是公家的宽带，报修应该是免费的啊！

但我看着手机上那是E网的信号，咬咬牙，掏出了50美元。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十分钟，仅仅十分钟。

Jose拿着个仪器去楼道里的接线箱捣鼓了一下，回来告诉我：“好了。”

原来根本没什么大故障，就是线松了，或者是他们故意拔掉的。

Jose数着那50美元，脸上笑开了花：“以后有问题直接找我，别去营业厅排队，那是浪费生命。”

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

在这里，规则是失效的，只有美元是万能的润滑剂。

所谓的效率低下，很多时候只是为了逼你掏钱的手段。

我坐在终于有了网的房间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种被强行勒索后的无力感，比断网更让人难受。

在热闹的派对上，我是一座孤岛

虽然我是个外国人，但也试图融入当地的圈子。

但那种隔阂感，比语言障碍更难跨越。

有一次，我也算是个“中产”的朋友Carlos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生日派对。

地点在加拉加斯的一家私人俱乐部。

高墙大院，门口有持枪保安，进去之后是另一个世界。

泳池、香槟、穿着晚礼服的男男女女，空气里弥漫着昂贵香水的味道。

如果你不看外面，会以为这是在比佛利山庄。

大家都很客气，见到我也都热情地打招呼，贴面礼，喊着“Chino, amigo”（中国朋友）。

但当他们开始聊天时，我发现我完全插不上嘴。

他们聊的是什么呢？

“下个月去迈阿密购物吗？”

“我想把孩子送去马德里读书，那边的签证好办吗？”

“最近搞到了几桶汽油，要不要分你点？”

那种轻松的语气，仿佛外面的世界跟他们毫无关系。

我站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朗姆酒，看着这一切。

突然，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女孩过来跟我搭讪。

“你是中国来的？听说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

“还不错。”我礼貌地回答。

“真羡慕你们。”她叹了口气，“我们这里……哎，反正只要有美元，日子也能过。”

聊了两句，她突然问我：“你有那种……能换美元的渠道吗？汇率好一点的。”

我愣了一下，摇摇头。

她眼里的光瞬间黯淡了一些，礼貌地说了句“失陪”，转身就走了。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因为没人理我，而是因为我发现，这里的人际关系被生存压力极度扭曲了。

富人们在这个封闭的泡泡里假装一切如常，穷人们在外面挣扎求生。

而我，既不属于那个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底层，也无法真正进入这个对此视而不见的顶层。

我在这个派对上待了两个小时，感觉比工作了一天还累。

在这个国家，社交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资源交换。

如果你没有资源，你就是透明的。

那天晚上回家，看着窗外零星的灯火，我突然特别想找个国内的朋友聊聊。

哪怕只是聊聊哪家火锅好吃也好。

这里虽然热闹，但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那些让我三观震碎的文化冲击

住了几个月，有些文化差异真的让我目瞪口呆，甚至觉得不可理喻。

第一件事，是关于“美”的执念。

哪怕穷得揭不开锅，这里的女人对美的追求也绝不妥协。

我见过住在贫民窟里的姑娘，家里可能连像样的床都没有，但出门必须化妆，指甲必须做得漂漂亮亮。

如果你去商场看那些塑料模特，你会震惊。

那些模特的屁股大得夸张，胸部也挺得离谱。

这就是当地的审美标准。

我有个邻居大姐，为了去做丰臀手术，竟然把家里唯一的冰箱卖了。

我问她：“没冰箱怎么过日子？”

她理直气壮地跟我说：“没冰箱可以天天买菜，但没屁股我怎么见人？”

那一刻，我竟无言以对。

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面子不要里子的心态，真的让我这个从小接受“勤俭持家”教育的中国人感到巨大的冲击。

第二件事，是关于“迟到”。

在这里，时间观念基本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约了人上午10点见面，对方11点到，那叫“准时”。

如果12点到，那叫“稍微晚了一点”。

最夸张的一次，我约了个维修工周二来修水管。

我在家等了一天，连个人影都没见。

周四下午，他突然敲门了。

我问他：“不是周二吗？”

他一脸无辜：“是啊，但我周二没空，今天路过就来了。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

在他看来，只要来了，就是履行了约定。

至于晚了两天？那根本不是事儿。

这种慢条斯理、毫无紧迫感的生活节奏，有时候真的能把急脾气的人逼疯。

但有时候我又在想，也许正因为生活太苦了，如果再把自己逼得太紧，可能真的会崩溃吧。

暴雨中那个送我阿瑞帕的陌生人

如果说前面说的都是糟心事，那这件事，是我坚持留在这里的理由。

那是一个暴雨如注的傍晚。

我开车去办事，回来的路上，车子突然在半路抛锚了。

那个地方离市区有点远，天色渐晚，雨大得连路都看不清。

手机信号也是时断时续。

我坐在车里，看着外面漆黑的街道，心里涌起一阵巨大的恐惧。

要知道，在委内瑞拉的夜晚，独自一人在路边停车，基本等于在脑门上写着“快来抢我”。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有人敲了敲我的车窗。

我吓得差点跳起来，死死锁住车门，透过玻璃往外看。

是一个老太太，大概六七十岁，浑身湿透了，手里打着一把破伞。

她手里提着一个篮子。

“小伙子，车坏了吗？”她大声喊着。

我看她不像坏人，小心翼翼地摇下一点车窗：“是，发动机不动了。”

“这附近没修车厂，也没信号。”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我家就在前面，你要不要先去避避雨？”

说实话，我犹豫了。

警惕心告诉我不要相信任何人。

但看着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和在风雨中颤抖的身体，我还是下了车。

她家是个很简陋的砖房，屋顶甚至是铁皮的，雨打在上面噼里啪啦响。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

她让我坐在一张旧沙发上，然后从篮子里拿出一个热腾腾的东西。

那是“阿瑞帕”（Arepa），委内瑞拉的玉米饼。

“吃吧，还热着。”她递给我。

我接过那个饼，里面夹着一点奶酪和黑豆。

“多少钱？”我下意识地去摸口袋里的美元。

老太太板起脸，假装生气地拍了一下我的手：“孩子，这是请你吃的。外面雨这么大，谁还没个难处？”

那一刻，我眼眶突然热了。

在这个每个人都在算计美元、每个人都在为生存挣扎的国家，竟然还有人愿意在一个雨夜，无偿地给一个陌生外国人食物和庇护。

那天晚上，我们在那间漏雨的小屋里聊了很久。

她告诉我，她的孙子也去了国外，好久没回来了。

看到我，就想起了他。

那一晚的阿瑞帕，是我在委内瑞拉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它让我明白，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人性的善良依然能开出花来。

那个没有电的夜晚，我突然懂了

真正让我内心发生转变的，是经历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停电。

那天晚上7点，毫无预兆地，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

不是那种跳闸的黑，是整座城市、整个地平线瞬间消失的黑。

空调停了，风扇停了，网络断了，手机信号也没了。

周围安静得可怕，只能听到远处发电机轰鸣的声音——那是富人的特权。

我躺在床上，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

黑暗会放大人的恐惧，也会放大人的思绪。

我开始胡思乱想。

我想到了国内灯火通明的街道，想到了随时能叫到的外卖，想到了24小时便利店。

我在这里到底在图什么？

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所谓的“体验生活”？

在这种极度的不确定性面前，我感到自己渺小得像一只蚂蚁。

我拿起手机，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哪怕只是听听声音。

但是屏幕左上角显示着无情的“无服务”。

那一瞬间，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抓住了我。

如果我现在出事了，没人知道，也没人能帮我。

我就这样睁着眼睛躺了整整一夜。

直到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房间，电力依然没有恢复。

但我推开窗户，看到了楼下的街道。

邻居们都出来了，大家聚在一起。

有人在用柴火煮咖啡，有人在分发自己做的面包。

孩子们在街上追逐打闹，仿佛没有电这件事根本不影响他们的快乐。

隔壁的大叔看到我在窗口，冲我挥挥手：“Hey amigo! 下来喝杯咖啡！”

那一刻，我紧绷了一夜的神经突然松弛了。

我突然明白，生活在这里的人，早就学会了如何与苦难共处。

他们不是不痛苦，而是如果一直沉浸在痛苦里，日子就没法过了。

那种在废墟上依然能跳舞的生命力，那种在绝望中寻找微光的本能，给了我巨大的震撼。

我不再抱怨没电没网，我换上衣服，下楼接过了那杯加了太多糖的咖啡。

苦涩，但很烫，很真实。

我现在正坐在公寓的阳台上写下这些文字。

窗外，Avila山在夕阳的余晖下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紫色。

楼下的街道依然嘈杂，破旧的公交车喷着黑烟驶过，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这八个月，我见过持枪的抢劫，也见过雨夜的温情。

我见过为了几美元出卖尊严，也见过身无分文却依然乐观的笑脸。

委内瑞拉穷吗？

穷，穷得让人心惊肉跳。

但它又有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让人无法仅仅用“贫穷”两个字来概括它。

我不建议你来这里旅游，更不建议你来这里生活。

但这八个月的经历，确实像一块烙铁，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

就在刚才，楼下的路灯闪了两下，又灭了。

我合上电脑，点燃了一根蜡烛。

这就是生活，无论明暗，总得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