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那座城市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重量。委内瑞拉不能被几个词打包带走;通胀、贫穷、治安、希望,这些词能描述一部分情况,但不能替代眼睛看到、鼻子闻到、手摸到的那些碎片。带走的,是几段日常和一种新的判断。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在市场上拿出钞票买东西,手里是一张十块的纸币,往我手来一头是老美,往对方手里一瓶是一堆玻利瓦尔,厚厚的一摞儿跟一沓传单似的,我瞅了瞅,瞬间就想明白了,这地方嘛,十块钱能提一箱子汽油,能吃个不得,这下也就不奇怪这大半袋子纸钱就成了证据一般,这小子儿钱数并不取决于能换成多少,而是看你能不能变成多少美元。
出发前我心里有个印象: 委内瑞拉应该是个被通胀折磨的、日子过得苦的拉美,但还保留着阳光、舞蹈和加勒比海风的热闹与浪漫。到了才发现,现实比纪录片更扎眼。我不是来度假的,更像是来看当代社会的残影:很多日常动作都缩成了最基本的生存动作。
从机场出来就感觉不对劲,空气湿热,好像一层潮布贴在脸上,出站口没有霓虹广告,只有穿旧制服的兵和面无表情的警察,他们的存在像一道不说话的告示,告诉你这里和外面理解的不一样。街上声音杂,车流声,喇叭声,吆喝声,金属撞击声混杂,风里有柴油味,也有路边摊烤玉米香,这两种气味在鼻子里拉扯,好像两种生活同时发生。
坐的那辆出租,看上去快报废了,车窗摇不上来,空调也没用,车里老放着广播,可他说自己“更自由”,他说自己不再追钱,而是追油,半夜去加油站排队成了常态。他的印,印在我心里:对他来说,油比钱来得更实在。那不是一句玩笑,是生存逻辑的转变:能拿到实物,能把车开上路,能卖掉换美元,这些都比账面上的数字可靠。
沿路可见强烈空间对比,玻璃塔旁是居民楼坍塌现场,不是隔着好几个街区,而是隔着半扇门,有人在废墟前晒衣服,有人穿着西装进出高档酒店,贫穷与富有并置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距离虽近却像被制度和流通货币切割成两个世界。
货币在这里的物理形态也教会我很多东西,玻利瓦尔纸币堆起来的厚度,像一叠传单,能用来堵门缝,也能当零碎物品的装饰。数字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一个医生的月薪在外人看来是个大数,但换算成实物,顶多能买两瓶普通超市的橄榄油,于是衡量价值的单位变成了能换多少美元,能换多少实物,美元在这里,不仅仅是一张外币,它变成了一把衡量日子好坏的标尺。
我遇到过很多的人,他们的故事把这种现实拉得更近,我和阿图罗聊了很多,他现在每天半夜跑去排队加油,他说那是习惯,也是策略,油站有时候开门,有时候不开门,能加到油就是一天的保障,阿图罗把生活的重心从银行账户移到油桶上,这种选择没有浪漫,只有实际。
加拉加斯街角有个叫Esperanza的小摊,摊主是个五十出头的罗莎,戴着一只旧戒指,摊位的名字是希望的意思,她的儿子在西班牙,寄钱回来维持这个小摊,她跟我说,她一直以为国家会好起来,现实教会了她活得稳妥些,一杯黑咖啡挂了两美元,对她来说几乎是一半天的纯利润,她自己却很少喝,她把店里的一杯咖啡递给我,说你走的时候记得带走我们的坚持,那句简单的话里带着一种平稳的倔强。
超市的保安跟我说他月薪大概四十五美元,一袋奶粉就要花掉将近三分之一的工资,所以他常常不吃午饭,只买米。他说自己是个被遗忘的人。街头有个男孩在马拉开波讨饭,手里拿着塑料袋向人要钱,一个细节让我刺眼,这个孩子把美元币留在口袋里,把找回他的玻利瓦尔还给我,这样的动作比很多大人都更懂货币的意义。
生活被停电安排,住在一家家庭旅馆,房间没热水,晚上九点准时停电,洗澡只能用半桶冷冰冰的水,老板娘举着手电照着我,说“习惯了就好”,她说他们每晚都关灯,看起来像在祈祷,但这不是宗教仪式,只是生活必须。天黑之后,夜空反而更亮,星星更清楚,街上有人大声唱歌,孩子跳着舞,黑暗中有人打火机,这些微小的光亮仿佛是日子还能继续的证明。
小镇上,日子的节奏被非正式的规则带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人们用眼神和位置过马路;买面包排队换美元,市场上讨价还价比课本里的供求更复杂。货物价格跟着日子走,一份街头炸鱼五美元,这差不多一个公务员一天的工资;一瓶矿泉水一块二;一桶汽油不到半美元;鸡蛋一打三美元;牛肉每公斤七美元。有些蔬菜却便宜得像是要随手送人,农民把卖不出去的东西当作换现金的筹码。
饭馆的菜单上经常有“美元指数”这么个东西,一天之内价格能变两次。住宿也是参差不齐,有十五美元的民宿,厕所不能冲水,蚊子多;也有五十美元的酒店,客人自己带卫生纸。打车没有表,一切都靠讲价。有一次我坐了十分钟的车花了八美元,司机说我是好人,因为我没讲价。商品价格也很奇怪,手机配件在国内要贵上好几倍,但像小地毯那样的手工织物只要十美元,因为不用进口,手工时间成本低。
这些不平衡有它的逻辑,凡是进口的东西都贵,本地手工或者耗时的反倒便宜,市场里的人学着在这种规则下活着,有人把积蓄换成美元币,有人拿东西换服务,有人守着摊子不挪步,很多人的幽默和哲学来自习惯性接受现实,比如司机拿宗教和银行开涮,笑说“上帝还靠谱些”,那种话不是轻视信仰,而是用笑话来面对无法改变的制度。
我走的时候没找到一个单一的真相。这个国家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像一面镜子,让我重新定义“幸福”。这里有废墟,有高楼,有饥饿,也有唱歌的人。有人把重心放在油上,有人靠寄来的欧元维持小生意,有人习惯了在停电时点灯聊天。有人说“太阳总会出来,只是有时候忘了方向”,我把这句话当成他们的生存哲学。
离开的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在想,外面的世界不好用好坏二分法,那里的局部阴影与局部亮点并存,让我不得不谦卑地承认:别人的生活最真实的样子,不是预先设定的标签,而是近距离观察后的结果。委内瑞拉教会我的,是把日子分解成无数小的实际动作,排队、换钱、讨价还价、守夜、点灯,这些动作后面不是政策,而是人们活着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