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是一个位于东亚内陆的国家，北接俄罗斯，南邻中国，国土面积超过15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第十九大的国家，但人口只有约3 60万，整体人口密度极低，每平方公里平均不到3人。

全国人口分布非常不均衡，绝大多数人集中在北部和中北部地区，尤其是靠近俄罗斯一侧的乌兰巴托和周边城市，而南部靠近中国一侧的地带人口稀少。

这种看似“亲俄远华”的分布，并不是简单的政治选择，而是多种历史、自然和经济因素长期交织的结果。

最直接的原因来自自然环境的本质差异。蒙古国南部的戈壁沙漠和半荒漠地带覆盖了大面积疆域，这里的气候极端干旱，土壤贫瘠，甚至连基本的灌溉都非常困难。

尽管蒙古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南部土地的植被覆盖率极低，大部分是裸露的沙石和荒地。

相比之下，北部和中部地区地形更为多样，有山地、草原和森林，降水相对较多，水源充足，更适合早期牧业和现代城镇发展。

这种从南向北的自然带状差异，使得蒙古的人类活动和聚居自然向北侧倾斜。

气候因素进一步强化了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蒙古国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有着漫长寒冷的冬季和短暂的炎热夏季，但温差和干旱情况在南北区域有明显差别。

南部的戈壁地区由于缺乏有效降水和土壤保持力，几乎没有形成稳定农业或较大规模的牧业聚落，而这些条件正是人类长期定居所需的基础。

北部地区受山脉与水系影响，虽仍冬冷夏旱，但总体水草资源要丰富得多，拥有能够支撑畜牧和定居生活的条件，这对于依赖草场生活的蒙古人来说是重要的选择因素。

这种自然条件决定了人口分布的大致轮廓，也直接影响了历史的演变。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蒙古民族的祖先起源于北方草原，他们的游牧文化依赖于草地、水源和气候适宜的牧场。

历史上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帝国在13世纪建立其政治中心时，就选择了现在蒙古国的北部地区，这里不仅是传统的牧区核心，也是易于联结欧亚大陆的交通与战略咽喉。

这一传统在后来的几代蒙古统治者中延续，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位置不断强化，而南部则因为荒漠的环境限制和开发难度较高，一直未能成为人口和政治重心。

近代以来，历史变动和国际政治格局也对蒙古的空间分布产生了影响。

清末时期，外蒙古曾在一定时期内被纳入中国版图，但到了20世纪初，蒙古在俄国势力的干预下逐步确立了独立国家地位。

1921年，苏俄红军的介入帮助蒙古人民党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一历史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将蒙古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心牢牢地推向了北部与俄罗斯的交往圈。

之后几十年里，蒙古与苏联保持了密切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苏联对蒙古的工业建设、军队驻扎等方面有大量投入，使得北部的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设施建设相对集中在靠近俄罗斯一侧，从而吸引了更多人口向这些区域集聚。

从经济角度看，南部长期无法形成足够的稳定产业链和生活基础设施，而北部尤其是乌兰巴托由于有政府机构、企业和工业项目，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即便在今天，乌兰巴托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近一半，是政府、教育、医疗、商业和服务业的中心。

相较之下，南部地区除了少量矿业开发和边境贸易外，缺乏吸引人口常驻的长期就业机会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因而新居民趋向于选择更具发展机会的北部城市。

有人会说，蒙古靠近中国，其贸易机会和人口流动理应更频繁，人口也可能更多集中在南部边界。

但实际上，现代的贸易往来虽然不断深化，但历史上南部并未形成较强的城市网络或产业系统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

尤其是在清末之前，由于政策和边境管制等因素，南部与中国内地的经济互动长期受到抑制，这种历史遗留效应使得南部地区的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始终落后于北部。

再者，蒙古的南边界线长而稀疏，虽然有跨境贸易，但这些活动更多是周期性的商业交流，而不是促成稳定人口聚集的生活和经济基础。

现代的城市化过程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分布差异。

蒙古从20世纪末起逐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和城市现代化，越来越多牧民离开传统的游牧生活，涌向城市寻找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

这种迁徙主要发生在已有较完善基础服务和产业的城市，这些城市大多集中在北部及中北部地区。

虽然南部也有新的经济机会出现，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开发逐渐活跃，但整体规模仍无法与北方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生活配套相比。

需要注意的是，蒙古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依赖；蒙古一直努力在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之间寻求平衡。

中国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尤其在出口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点在现代的经济合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然而这并没有根本改变人口向北部集中的格局，因为贸易和投资的影响较多体现为经济总量的提升，并未在短时间内显著改变南部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历史积累差异。

这种人口分布格局是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偶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