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一个黄昏，东明县南六十里处的集镇上，黄河水气还没散尽，几名身着军装的士兵正沿着大堤巡逻。领头的武官勒住马缰，看着堤外一望无际的平原，淡淡说了一句：“这里要是守不住，三省都得跟着受罪。”这一带，正是明清时代赫赫有名的杜胜集所在，也是当时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要冲之地。
如今，冀鲁豫交界处成了游客打卡拍照的网红石碑，随手一拍就是纪念。而在百年前，同样是三省交界，同样是黄河泛滥频仍，却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四品军官镇守，数百兵丁驻扎，河务官员云集，三省要道的气氛，比起今天的轻松愉快，要沉重得多。
有意思的是，现在热门的三省交界地，在河北大名、河南南乐、山东莘县之间；到了清末民初，被视为“控扼黄河、接连三省”的关键点，却是在今天山东菏泽市东明县东南角的马头镇一带，当时被称为杜胜集、杜胜营。地点变了，三省不变，功能却从军镇防地，变成了旅游景点，这中间的转折，值得仔细理一理。
在北宋时期，这一带因广济河流经而设码头，初名“码头集”，后来演变为“马头集”。到了明清，民间更多称它为杜胜集或杜胜营，名字朴素，但地位极高，各种地方志里都留有清晰记录。
光绪年间编修的《东明县志·兵防》明确写道：“杜胜集，控扼黄河、接连三省，盖畿南重地也。”字面不算复杂，却点明两层含义：一是“控扼黄河”，二是“接连三省”，再加上“畿南重地”四个字，基本就勾勒出它在清代的战略意义。
比《东明县志》早一些的咸丰《大名府志·镇堡》也提到：“杜胜集，在东明县南六十里，亦曰杜胜寨……地居三省要会，为畿南重地，宵小出没，防守宜严。”这段话稍微细看，会发现几个关键点：位置在三省“要会”，属于交通交汇之处；又与京畿南部防线相连，自然要加强戒备，防范盗匪、流民、甚至可能的叛乱势力。
更早的明末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东明，杜胜集在县南六十里，迩年以来，黄河数出没经流其间，置通判一员，督夫缮塞。”这就把另一层现实摆了出来：这里不仅是兵家要地，更是黄河多次决口、改道的肆虐之地，所以既有军队，也有专门治理黄河的地方官。
从这些记载综合起来看，杜胜集重要，不是空泛的“战略要地”四个字就能概括。它一头牵着黄河防线，一头连着三省交界，在京师南部的统驭体系中，是一个类似“楔子”的存在。没有它，直隶对河南、山东北部的控制，就会显得松散许多。
有时候，地图比文字更直观。明清时期的直隶大名府，看上去就像从北边的直隶主体向南伸出的一只“脚”，插进河南、山东之间。原本河南、山东两省在黄河北岸可以接壤，但因为大名府这一伸，硬生生被隔开，黄河北岸的大片地带归入直隶管理。
大名府最南端，就是东明县；而东明县最南端，就是杜胜集。换句话说，这个并不算大的集镇，在行政区划上，相当于直隶深入河南、山东之间的一枚“钉子”，紧紧盯住黄河北岸的要冲地带。
许多人好奇，为何当时的直隶省界，尤其是大名府这块，并不像今天河北南部那样一条相对平直的横线，而是往南陡然突出一截？这个突出部分，是不是刻意安排？明代《大名府志》在“疆域”条里，就给出了比较清楚的解释。
书中写道，大名府“衡距百四十里，纵特三倍之”，也就是南北长远大于东西宽度，呈狭长形态。北接山东东昌府的馆陶，南则深入到河南开封府兰阳、仪封一带。这样的设计，并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为了便于对黄河以北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交界处的控制。
古人称这一带为“河朔之地”。西边是太行山，北有燕山山脉，东望齐鲁，南面又被黄河阻隔，这种“四塞之形”，从地势上看，确实容易成为兵家据守之地。历史上多次出现地方势力在此割据，朝廷对这里自然格外警惕。
明代的做法，是在这里划出一块特别的区域，直接归“直隶”管辖，也就是归中央直属的行政区统一管理，而不是交给河南、山东地方势力去掌控。这样一来，黄河北岸一条线，自北往南，由直隶牢牢攥在手中，即便河南、山东内部再怎么变动，黄河以北的关键地带仍在中央视线之内。
值得一提的是，从大名府往南，甚至可以与明代的“南京”一带形成某种呼应。清代以后，南京所在区域划分为安徽、江苏两省，但南北之间的联系仍在延续。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名府和杜胜集的位置，就显得更耐人寻味。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针对这块区域都极为慎重。到了清代，直隶境内设有七镇兵马，大名镇位列其中。大名镇总兵为正二品，辖下营汛众多，而“杜胜营”是其中唯一一个不设在府城、州城、县城内的营地。其他营，如大名城守营、广平营、顺德营、磁州营、开州营、东明营、长垣营，大多围绕城池设置，而杜胜营却单独驻扎于集镇上，可见其位置的特殊。
光绪《东明县志》记载，清初在杜胜营设守备一员、把总二员，马步兵五百名。后来军额裁减，剩下马步兵二百四十八名。雍正十三年，又将这里改设都司，增设千总一员，同时配属马步兵八十名。乾隆十三年再扣补旗兵十名，合计马步兵三百二十八名，并还要分派东明汛、长垣汛一部分兵力，可见兵源并不单纯守在一地，而是要兼顾周边。
对于这个兵力规模，有人可能会觉得数字不算特别夸张。但要注意两点：一是这里并非省城、府城，而只是一个集镇，却配备了正四品的都司和数百兵丁；二是它的兵力还处在大名镇总兵统一指挥之下，一旦有事，可以很快与周围营汛协同作战，发挥管控三省交界的作用。
从清代文献的语气来看，杜胜营的存在确实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地方志中提到，有军队驻扎之后，“宵小潜迹”，盗匪活动明显收敛。在一个河道不稳、交通复杂、外来人流密集的区域，军营实际上不仅是防御设施，更是秩序的象征。
与军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整套文职官员。按照清代官制，镇守总兵官为正二品，副将为从二品，都司为正四品，守备为正五品。地方知府一般为从四品，在杜胜集这样的集镇上，负责军事的都司级别已经与知府相当甚至略高。这意味着，哪怕是周边州府官员，到了杜胜营，也要在礼节上有所顾忌。
在杜胜集，还设有专理河务的通判、主簿，以及巡检司等机构。通判为正六品，主簿为正八品，巡检为正九品。一个并非州府所在地的集镇，却聚集了四品武官、六品河务官，再加上各级基层官吏，不得不说，规格相当罕见。
这一切都围绕着两个核心：一是为了守住黄河沿线的防线；二是为了把直隶像楔子一样钉在河南、山东之间。
有一点常被忽略。顾炎武所说“黄河数出没经流其间”，并不是夸张说法。明清时期，黄河河道几经变动，这一带多次遭遇决口、改道之灾。每一次水患，都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牵动着国家对北方防线的布局。设通判督夫缮塞，实际上就是把治河与治军放在一起考虑，既防洪水，也防人祸。
黄河沿线的防务，很难完全依靠地方自觉。比如河堤修缮，需要大量徭役与银两，若交由省内处理，很容易出现互相推诿。将关键河段划入直隶，由中央派官监督，就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扯皮空间。杜胜集的存在，也就更加合理。
站在当年大堤上，往北能望见直隶的地界，往西南可以通往河南，向东又是山东的村镇，水路陆路交叉，人流货流频繁。这样一个位置，一旦脱离中央控制，不管是形成地方势力，还是成为兵匪聚集之地，对朝廷而言都属于隐患。
这一层顾虑，在明清多次战乱的记忆中并不难理解。明末农民军多次沿黄河一线南北穿插，大顺、大西等政权在北方活动时，也把这一带当成要道。清初入关后，对北方区域的防控重点，就包含了这样的历史经验。
从制度上看，大名镇之设，就是在黄河以北布下的一道军政屏障。大名府下辖的营汛，与各州县相互配合，一方面要守住京畿门户，一方面有责任牵制可能在河南、山东北部抬头的武装势力。杜胜营远在府城之南，却被纳入这一布局，体现的其实是同一逻辑。
如果把时钟拨回到今天，再看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就会发现气氛已经截然不同。河北大名县束馆镇闫庄村、河南南乐县福堪镇刘吕村、山东莘县董杜庄镇毕屯村之间立起了三省交界石碑，游客们到此拍照，更多是一种轻松的“到此一游”，对过去的军镇记忆，了解得并不多。
有趣的是，今天这个石碑所在的位置，并不等同于清代的杜胜集。省界的调整，黄河河道的变迁，行政区划的多次重划，都让“交界点”悄悄挪了位置。古代的三省要冲在东明县南，现代的三省打卡地在大名、南乐、莘县之间，两者之间隔着上百年的变迁，却也有一条隐约可见的线索，将它们连在一起。
不同的是，在清代，三省交界象征的是权力的伸展和军政的重压；到了今天，更多只剩下一块供人留影的地理标记。路边小摊卖的是饮料和零食，而不是当年军营要登记查验的过路文书。这样的变化，背后是国家整体形势的稳定、交通方式的转变，也是京畿—黄河—华北格局完全重塑后的自然结果。
不过，从历史角度看，冀鲁豫交界一直不是一块普通的平原。从“河朔重镇”到“畿南要地”，再到如今拍照打卡的景点，地理位置没有离开黄河北岸的这一带，变的是政区划分、军事体系，也包括人们看待这片土地的方式。
在明清时人眼中，杜胜集之所以被强调，一方面是出于防守考虑，一方面也是中央权力向边缘伸展的一种象征。直隶大名府那只南伸的“脚”，看似只是地图上的一块凸出，实则是一种现实治理手段。将三省交界处纳入中央直属的范围，以军镇、河务、行政三者结合的方式，把可能引发动荡的因素压在萌芽阶段，这种思路贯穿了明清两代。
不难理解，当时的人不会把这里当成“景点”。兵丁巡逻、大堤修缮、河工工程、徭役征集、匪患防范，每一件都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紧缠在一起，谈不上轻松愉快。即便是在县志、府志这样的文献中，对杜胜集的描述，也充满“重地”“严防”“缮塞”之类字眼，很少会出现“风景”“游观”这种文雅词句。
等到清末民初，随着黄河河道逐渐稳定，北方整体局势逐步走向一统，这些曾经的军镇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日常视野。军营裁撤，官署撤并，一些地名也渐渐不再被提起，只留下在地方志中的几行文字，起到提示作用。后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只保留了少数核心地名，原来的“杜胜集”“杜胜营”在地图上已经不再显眼。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网络时代的传播方式。一块普通的三省交界石碑，经由短视频平台传播，很快就有了“必须打卡”“跨三省一步的奇妙体验”等说法，似乎踏上一脚，就穿梭了几百公里。对很多游客而言，那只是旅途中一个有趣的点位，很少有人想到，在不远处的另一块黄河北岸，曾经有一个集镇，因为“接连三省”“控扼黄河”，被朝廷专门布下四品武官和数百士兵。
从这一点看，现在的“景点”和当年的“军镇”，虽然功能完全不同，却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三省交界，意味着什么。对明清王朝来说，意味着必须牢牢抓住的边缘要冲；对今天的普通人来说，意味着可以轻松合影、分享到朋友圈的一个小小坐标。地理没有变，时代心态变了，这种对比本身，就是历史留下的最直接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