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天台之巅，风从鄂豫交界的山脊掠过，携着大别山的松涛与云雾，漫过八百年的石刻崖壁。红安天台山，这座被誉为“江北淮南第一峰”的山，雄踞大别山南麓，山南山北，一脚踏出鄂豫两省。明朝大文豪李贽夜宿山顶，挥笔写下“水从霄汉分荆楚，山尽中原见豫州”，寥寥十四字，便将这座山“一山分两界”的独特地理与磅礴气势，刻进了千古文脉。

天台山得名，源于其主峰的奇特形貌——山形类台，巧若天造。那座高高大大的石台，四面皆是刀削斧劈般的悬崖峭壁，唯有一条鸟道蜿蜒曲折，能通往天台佛顶。明代学者耿定向登临此处，不由心生敬畏，吟出“台傍青天可叩閽，巍然独踞众山尊”的诗句。这山的雄奇，不止在峰峦的巍峨，更在那些藏于崖壁间的摩崖石刻。它们是刻在石头上的史书，穿越千年时光，与每一个登临者，展开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

天台山的摩崖石刻，最早的墨痕留在了南宋。明嘉靖末年，黄安籍官员耿定向与别驾汪廷美同游天台，在主峰“息缘门”与“了心关”附近的石壁上，发现了两处共计六百多字的宋代石刻。细读碑文，一段烽火岁月便在眼前徐徐展开。端平初年，蒙古铁骑南下，襄汉西淮一带战火纷飞，浮光城破，百姓流离失所，在乱世中苦苦挣扎。恰在此时，天台山以其“鼎峙险峻，四面如壁，止通一人往来”的天险，成了逃难百姓的庇护所。传闻古人曾在此筑寨御敌，凭险固守，从未有失。于是，走投无路的百姓纷纷涌向这里，依山筑寨，屯聚十万之众，终在战火中保全性命。

淳祐三年，义阳李太守调任黄州府，眼见麻城百姓流离失所，便奉旨重返天台山，经理九村，捍御五关。他收拢草莽间的逃难者，将他们安置于江南，分给土地，教他们耕种养息。数年间，全活十数万众，无一民遗失。后人为铭记这份功德，便将这段历史刻于石壁之上。如今，指尖拂过那些布满苔藓的石刻，仿佛还能听见八百年前，守寨军民的呐喊声，看见天台山上，袅袅升起的炊烟。那是乱世里的生民志，是刻在石头上的英雄传。

时光流转，到了明朝中后期，天台山迎来了它的风雅时代。“天台三耿”——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三兄弟，常在此游学讲学，他们的声名，吸引了李贽、周思久、焦竑、刘元卿等一众名儒大家。一时间，这座深山里的山峰，成了文人墨客的流连之地，他们吟诗作赋，遍题山岩，将满腹才情，都刻进了天台山的石头里。

主峰的“三门”，便是这段风雅岁月的见证。从台趾向上攀登一百五十余级，是“离垢门”；再行一百二十八步，是“息缘门”；又过七十二步，便到了“达天门”。三门皆为耿定向于万历甲戌年所题，由好友周思久书丹。这三门，不仅是登山的阶梯，更是修行的境界。进“离垢门”，当洗却尘世的尘垢，净化身心；到“息缘门”，要止息外界的纷扰，了无牵挂；登“达天门”，便可达至心神合一、超凡脱俗的境界。遥想当年，文人墨客们拾级而上，一步一悟，行至天门处，想必早已忘却人间烟火，只余满心澄澈。

与“三门”相映成趣的，是主峰的“四台”。据耿定向《天台胜概》记述，天台山东、西两山并峙于前，峭壁如台，又有一山崒嵂附于右侧，宛如兄弟并肩而立。壬申年夏天，耿定向为这几座石台题名，最大的曰“伯台”，前中者曰“仲台”，右侧者曰“叔台”，左侧者曰“小台”，由三弟耿定力书刻于石上。这“伯仲叔小”的题名，藏着耿氏四兄弟“昆季骈肩，既翕而共学”的手足情深。后人见此题名，便以“四台”对应耿定向四兄弟，一段佳话，就此流传。

在天台山的石刻里，最霸气的当属“我峰”二字。这两个行楷大字，阴线镌刻在主峰入口处的悬崖峭壁上，距“天台山”石门约六十米，离地面十余米，字径约八十厘米见方。笔锋遒劲洒脱，带着一股“舍我其谁”的磅礴气势，与悬崖的险峻融为一体，令人望之生畏，肃然起敬。

“我峰”二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坊间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这必是耿定向的手笔。一来，耿定向居官时多次偕友登临，“遍题其山，刻之石崖”；二来，他官至户部尚书，致仕后寓居天台山著书讲学七年，亲手建造的天台书院，就在“我峰”石刻之下。以他的身份与才情，题下这二字，可谓实至名归。也有人说，“我峰”二字，脱胎于林则徐“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名句，应是清代中后期的某位文人所题，与耿定向无关。还有人认为，“我峰”实为“峨峰”，意在赞颂天台山主峰的巍峨雄壮，“我”字并非指特定之人。种种说法，皆无史料佐证，这方石刻，便也多了几分神秘色彩。

天台山的石刻里，最励志的，当属“状元洞”的题字。这洞的故事，与明代大儒焦竑紧密相连。焦竑是南京人，嘉靖四十三年，被督学御史耿定向提拔，选入南京崇正书院为学长，自此成了耿定向的门生。后来，他追随恩师来到黄安，寓居天台山、五云山，潜心游学肄习。奈何焦竑时运不济，屡次赴考，皆名落孙山。

一日，他听闻天台山有一石洞，相传曾有一位赵子，屡考不中后灰心丧气，得仙翁指点，在此洞闭关苦读，终得高中。焦竑听后深受触动，便也常来此洞闭关习静，青灯为伴，书卷为友，日夜苦读。功夫不负有心人，万历十七年，焦竑一鸣惊人，高中状元，此后成为著名的文史学家、教育家、藏书家。后世为纪念这段往事，便将此洞命名为“状元洞”，并将三字刻于洞口石壁。

时至如今，每逢高考将至，总有不少家长带着即将赴考的学子，慕名来到状元洞前。他们敬香致意，驻足凝思，盼着能从这方石刻里，汲取几分文脉力量。而那些年轻的学子，望着洞壁上的题字，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期许，仿佛看到了千百年前，焦竑灯下苦读的身影，也看到了自己笔锋所至、梦想花开的模样。

天台山的胜景，何止三门四台、状元古洞？那些文人墨客，还为天台山选出了十处佳景，一一题名刻石，“征诗同志，以侈其胜”。这些题刻，或藏禅意，或含雅趣，每一处，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主峰入口处的“告天炉”，是一方方圆一米的石柱，上覆一块四平方米的巨型石板，形似鼎炉。耿定向题名“告天”，周思久书字，有诗赞曰：“我心一天心，告天犹告我。终朝对此山，默默自印可。”立于炉前，仿佛能看见古人焚香告天的虔诚模样，天地之间，唯有一颗澄澈的本心。

“仲台”与“叔台”之间的“了心关”，两石柱如门，仅容一人穿行。站在关隘之间，方能真切体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周思久题名“了心关”，诗咏：“了心亦何期，一了一切了。畴能度此关，闲坐听啼鸟。”这“了心”二字，道尽了人生的通透。

“离垢门”左侧的“坐忘台”，原由麻城学博刘师召题名。隆庆壬申年，耿定力见此台形似琴台，便又题“鸣琴处”二字，两处题名，同刻一石。诗赞曰：“崖上云相逐，谁是坐忘者？习静此台中，世外任潇洒。”想来当年，必有雅士在此抚琴静坐，任云卷云舒，享世外潇洒。

“鸣琴处”右侧数米，有“卧龙洞”。两块巨石拱起，形成天然石洞，洞中一石蜿蜒，酷似卧龙。周思久题名“卧龙洞”，诗咏：“龙卧洞云闲，探骊与世绝。岂忘行雨心，且任泉声咽。”那蛰伏的卧龙，虽隐于深山，却从未忘却行雨济世的初心。

“卧龙洞”前十数米，是“作霖池”。崖高数仞，状如龙首，石窍中清泉汩汩而出，传说这是“龙泉”。后人凿石为池，泉水昼夜不息，一昼夜可积十数担。每逢天旱，附近官民便来此拜谒求雨，每每灵验。耿定向题名“作霖池”，诗赞：“池中有老龙，卧此忘春冬。谁倩池中水，飞洒遍提封。”那池中的清泉，是滋养万物的甘霖，也是古人对风调雨顺的期盼。

“作霖池”西侧的巨石间，有一道石缝，穿过石缝，可见一块如磐巨石，可容七人坐卧，石下便是万丈悬崖，险象环生。周思久将此处题名为“抱奇窟”。隆庆己巳年，焦竑游天台时，曾携六人坐于石上，故此处又名“七子台”。焦竑还为此赋诗曰：“尽将双脚压崔嵬，下视青天万里开。飞腾莫讶不知险，曾踏羊肠百折来。”那份登临险处、俯瞰云天的豪情，跃然纸上。

“仲台”之上的“留月岩”，是天台山的赏月胜地。“天台夜月”本就是古黄安八景之一，当年的文人墨客，常于月夜在此聚首，吟诗作对，寄情山水。周思久题字“留月岩”，诗咏：“明月照空山，山空月自住。清辉夜半发，欲去仍回顾。”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曾照过古人的身影，如今又洒在今人的肩头，岁月流转，诗意永恒。

“仲台”与“叔台”之间的“宾阳壁”，是天台山最先迎接朝阳的地方。悬崖绝壁面朝东方，耿定向题名“宾阳壁”，周思久书丹。清晨时分，第一缕霞光划破天际，洒在石壁之上，整座山峰都被染上一层金色。诗赞曰：“日去扶桑东，偶此成宾主。纤阴不暂停，堪与神明伍。”那迎着朝阳的石壁，仿佛在与神明对话，满是神圣与庄严。

“叔台”南面的“抚松岩”，岩顶平整，可容十数人闲坐。昔日岩上有一株古松，枝繁叶茂，盘根错节，为岩下遮蔽出一片清凉。周思久题字“抚松岩”，诗咏：“岩上有孤松，兴来时一抚。聊同五柳翁，闲作三径主。”那株古松，不知见证了多少文人的雅聚，又承载了多少隐逸的情怀。

天台山之北“小台”上的“披云峰”，顶有巨石如猴，似在驾云观海。黄安名士吴心学题名“披云峰”，周思久书字，诗赞：“云散弥苍穹，云归仍太空。披云谁氏子，独立向长风。”那立于峰顶的巨石，宛如一位披云而立的隐士，在风中守望千年。

在天台山的石刻里，也藏着争议的笔墨。侧峰黄杨寨上的“司马岩”石刻，便是最具争议的一处。“司马岩”三个大字，阴线镌刻在山顶巨石壁的中上部，左侧刻有“明兵部尚书张缙彦恢剿至此”的款识，右下角则列着监军、副将、参谋、游击、都司等一众官员的名字。字体苍劲有力，字迹清晰可辨。

张缙彦，河南新乡人，精于绘画，擅长雕刻，尤其工于诗文。崇祯十六年秋，他一介书生临危受命，由兵科都给事中破格升任兵部尚书。可当李自成的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他却没有率兵勤王，反而打开城门投降。数月后，见大顺政权不得人心，他又叛闯投明，归附南明福王。如此反复无常的行径，让他被世人讥讽为“贰臣”。

张缙彦带兵来天台山“恢剿”一事，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无记载。若不是这方“司马岩”石刻，恐怕没人会相信这段往事。这方石刻，填补了一段历史的空白，却也留下了无尽的争议。2014年6月，“司马岩”石刻合并至黄杨寨（九焰山）遗址，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这段尘封的历史，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天台山的石刻里，最传奇的当属“止止洞”的题字。这个不规则的天然石洞，嵌在黄杨寨东面的悬崖峭壁之间，洞口上下左右皆是绝壁，唯有洞门前有一条一米左右的缓冲平台，地势险要。隆庆壬申年初夏，耿定向行游至此，见一位游方僧人在此修行，便将此洞题名为“止止洞”，刻于洞内右侧石壁。

这位僧人，来自北直隶，无人知晓他的真名。据《黄安县志·仙释》记载，他行踪怪异，颇通仙术。某年某月，他曾自燃一指，祷请天雷击物；没过多久，又因某事再燃一指，故被人称为“指指僧”。他常常绝谷不食，有时吃些淘洗过的碎米，有时吃些沙土，甚至十几天连沙土都不吃，却依旧精神矍铄。

彼时，耿定向正因受朝官打压，由御史谪贬为横州判官，心灰意冷之下，隐居天台山习静悟道。偶遇“止止僧”后，两人相谈甚欢，一见如故。耿定向见他常在此洞打坐修行，便在附近的牛耳岩为他建了一座寺庙，供他住持。万历甲戌年，耿定向与周思久再游此洞，周思久在左侧石壁写下“凝神”二字，还刻下一首纪诗：“历磴攀萝入紫霄，扶云趺坐虑全消。花间唤出仙童子，闲倚洞门吹玉箫。”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充满禅意的石洞，在革命战争年代，会成为一处红色圣地。1934年，红二十五军主力转移后，重建的鄂东北道委会就设在“止止洞”里。正是在这个狭小的石洞里，道委会的同志们运筹帷幄，决定将留下的红军部队合编，组建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大别山的游击战争。

曾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回到红安回忆天台山的战斗岁月时，曾提及“止止洞”。他说，自己曾经在这个洞里住过，洞内空间不小，足足可以住下四十人。从此，“止止洞”又多了一个名字——“红军洞”。石壁上的题字，一半是禅意，一半是红色记忆，在岁月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天台山的石刻里，最风雅的，当属“对天河”附近“腰磨溪”溪中的“修禊”二字。这两个行楷大字，刻在溪中一块凸起的巨石上，字迹清秀飘逸，透着一股文人雅士的浪漫。“修禊”二字，在《黄安县志》及其他史料中均无记载，它的作者、年代、用意，都成了未解之谜。

“修禊”本是古代的传统民俗，每年三月初三，人们会来到水边，举行祭祀、消灾、祈福的仪式。后来，这一民俗逐渐演变为文人墨客的雅聚。最著名的，莫过于东晋王羲之与谢安等四十一位名士，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的修禊雅集。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王羲之挥毫写下《兰亭集序》，让“修禊”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风雅符号。

天台山的“修禊”石刻，立于溪中巨石之上，与“曲水流觞”的雅趣不谋而合。而这里，又正是昔日文人墨客往返天台山的必经之路。有人推测，这二字或许是耿定向、李贽、周思久、焦竑等人的手笔；也有人认为，这是隐居在附近“鹅公岭”“博士崖”“由夷洞”的秦文粹、梅之炅等隐士的墨痕。可终究，没有史料能佐证这些猜测，这方石刻，便带着这份未解的风雅，在溪水的冲刷下，静默千年。

天台山的石刻里，最隐秘的，是夏畈村附近“由夷洞”的题字。据《黄安县志》记载：“由夷洞，邑西北七十里，去博士崖不数武，麻城梅之炅题其外，曰‘由夷洞口’。”梅之炅是麻城望族之后，是梅国棨之子、梅国桢之侄，也是“天台三耿”中耿定力的孙女婿。

“由夷”二字，源自上古的两位隐士——许由与伯夷。许由是唐尧时期的贤者，尧帝想将天下禅让给他，他却坚辞不受，逃隐箕山，成为廉让的典范；伯夷是商末孤竹君的长子，他与弟弟叔齐互让君位，后来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成了忠义守节的象征。“由夷”二字，从此成了坚守道义、不慕荣利的人格符号。

光黄一带，自古多隐逸之士。“博士崖”下的“由夷洞”，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是看透官场倾轧、甘于匿迹山林的前朝遗臣，在此避世隐居？是愤世嫉俗、不与世俗同流的布衣贤才，在此耕读传家？是乱世中遁入山林的儒生，在此潜心治学？还是梅之炅借洞明志，以“由夷”自居，在山水间安放一颗不愿被尘世惊扰的初心？

更令人好奇的是，“由夷洞”毗邻的“博士崖”，又因何得名？“博士”所指何人？是曾在此讲学的大儒，还是隐居于此的饱学之士？“博士崖”与“由夷洞”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种种疑问，都藏在深山的云雾里，等待着有识之士，去探寻，去考证。

站在天台之巅，俯瞰群山，云雾缭绕间，那些散落在崖壁、石洞、溪畔的石刻，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天台山的千年历史。除了这些为人熟知的题刻，天台山还有许多珍贵的石刻遗迹：源自“天台三耿”“雪立中天成玉柱”之句、雄踞天台极顶的“中天一柱”碑刻；抗日名将董其武，在烽火中写下的“复兴民族、挽救国家”的摩崖题字；还有近代名家留下的“文脉”“武脉”等题名……

这些石刻，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历史文化史诗。它们见证了南宋的烽火岁月，承载了明代的文人风雅，铭记了革命年代的红色传奇。每一道刀凿的刻痕，都是岁月的印记；每一方石刻，都是无声的诉说。

天台山顶松涛阵阵，仿佛是千百年的时光，在耳畔低语。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灭，反而在风雨的洗礼中，愈发清晰。它们是天台山的魂，是大别山的脉，是鄂东大地，永远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