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南部的邢台、邯郸、衡水等区域，密布着众多面积不足500平方公里、人口数十万的“袖珍小县”，如柏乡县仅268平方公里、高邑县222平方公里，这类小县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地理环境、历史沿革、行政布局与地域文化等多重因素长期交织的结果，也是华北平原农耕文明与区域治理演变的典型缩影。

冀南小县林立的基础，是华北平原得天独厚的地理与农耕条件。该区域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核心发源地之一，耕地开发难度远低于山地高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密集的人口聚居区。农耕文明的特点是依赖土地精耕细作，人口随耕地均匀分布，而非向中心城市集中，这使得行政管理需要层层细化，小范围的县级建制成为适配农耕社会的治理模式。比如柏乡县虽面积狭小，但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800人以上，高密度的分散人口，让小县建制具备了长期存在的人口基础。而河北北部多山地高原，人口稀疏，县域面积普遍较大，与冀南形成鲜明对比，更印证了地形与农耕对县域规模的决定性影响。

历史行政与政权变迁的频繁调整，是冀南小县数量增多的核心原因。冀南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自古便是政权争夺、民族融合的前沿，不同朝代为军事防御、区域管控频繁拆分调整行政区划。汉代冀州的核心区域便在冀南，彼时就已形成密集的郡县布局，这一建制惯性延续千年；明清时期的行政细化与治理调整，进一步加剧了县域的碎片化。而近代抗战时期，冀南作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为适配游击战争与根据地管理，设立了众多分散的县级单位，部分还以英雄人物命名，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临时建制并未完全撤销，反而被保留下来，直接增加了县的数量。此外，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频繁改道，冀南太行山前区域成为华北平原最安全的开发地带，数千年的文明积淀让这里形成了“群狼式”的郡县级城市布局，而非少数中心城市，这也是冀南小县密度远超山东、河南等周边平原省份的关键。

地域文化认同与行政利益的双重羁绊，让冀南小县难以合并，长期维持着分散格局。冀南各县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方言、民俗与地域认同，相邻县域也可能因历史上分属不同政权而文化差异显著，比如临清县与临西县，虽地域相连但民俗、语言迥异，合并极易引发文化冲突与居民抵触。同时，这些小县虽规模小，但行政机构完整，从财政、教育到医疗都有独立的体系，贸然合并不仅面临行政人员安置、治理体系重构的难题，还可能导致公共服务断层。而地方政府为维持税收、政绩考核的独立性，也缺乏合并的动力，部分小县的特色产业已形成集群效应，如高邑县的纺织业，合并可能打乱既有产业链，加剧资源分配不均。此外，冀南多数小县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如柏乡县有2000年建县史，名称源自春秋柏人城，其文化符号根深蒂固，居民对本土的历史身份认同感强烈，将合并视为“历史身份的剥夺”，这也成为县域整合的重要阻力。

冀南地级市经济带动力较弱的现实，也让小县合并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撑。县域合并的核心是依托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规模发展，但冀南的石家庄、邯郸等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与辐射能力远不及东部沿海城市，难以承载周边小县合并后的发展需求。河北省虽尝试通过“撤县设区”“省直管县”优化行政区划，而非直接合并小县，但冀南地级市的产业带动能力有限，强行合并不仅无法形成规模效应，还可能因新县城选址引发利益博弈，导致原县城因失去行政地位而衰落，加剧区域发展失衡。

冀南的小县格局，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的结果。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当下，这种格局虽存在资源分散、发展受限的问题，但县域合并并非简单的行政调整，更需要兼顾文化认同、产业布局与经济支撑。未来冀南的县域发展，核心并非单纯的“合并减县”，而是通过区域协同、产业错位发展，让小县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融入城市群发展格局，实现分散建制下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