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夏天，蝉鸣声中，大学第一个暑假刚刚拉开序幕。

我们班三个上海同学早就约好——去爬泰山，看山顶日出。在那个没有高铁、攻略靠口口相传的年代，这趟山东之行对我们而言，不亚于一场远征。

“泰山日出，一生必看一次！”个子最高的阿明挥着《中国地理杂志》，上面有一幅模糊的日出照片，却成了我们整个六月的精神图腾。

七月中旬，我们揣着学生证、攒了半学期的零花钱，挤上了上海开往泰安的绿皮火车。硬座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味、汗味和烟味，但我们兴奋得睡不着，反复讨论着登山路线，仿佛要去完成什么神圣使命。

“晚上爬山，早上刚好到山顶看日出，”戴着眼镜的小陈推了推镜框，“这是最科学的安排。”

“听说泰山有六千多级台阶。”我有些担心。

“怕什么！”阿明拍拍胸脯，“我们是年轻人！”

抵达泰安时已是傍晚。在招待所放下行李，我们买了手电筒、军用水壶和几包压缩饼干——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装备。

晚上十点，我们站在红门登山口。夜色中的泰山像一头沉睡的巨兽，石阶在月光下泛着清冷的光。最初几里路，我们还有说有笑，嘲笑彼此背包里多余的东西。

“你带这么多胶卷干嘛？日出就几分钟！”小陈笑话阿明。

“万一特别美呢？我要多拍几张！”

然而没过两小时，笑声就渐渐消失了。

石阶仿佛没有尽头，手电筒的光圈在黑暗中晃动，只照亮眼前几步路。汗水浸透了的确良衬衫，腿开始发酸。我们不再说话，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和脚步声在寂静的山谷里回荡。

“还有……多远？”小陈喘着气问。

路过的挑山工大叔笑了：“年轻人，这才刚起步呢！”

凌晨两点，我们抵达中天门。这里有微弱的灯光和小卖部，几个同样夜爬的人坐在石阶上休息。我们也坐下吃了点饼干，互相打气。

“日出是几点？”

“天气预报说，今天日出时间五点十七分。”

“那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后半段山路更加陡峭。著名的“十八盘”像一道天梯直插云霄，石阶窄而陡，必须抓着旁边的铁链才能保持平衡。我的腿已经开始发抖，每一次抬脚都像灌了铅。

“我不行了……”小陈脸色苍白地坐下。

“不行！都走到这儿了！”阿明拉起他，“想想日出！想想我们为什么来！”

或许是为了那六千多级台阶已经爬了五千多，或许是为了不让同伴失望，我们咬着牙继续向上。每一步都艰难，但每一步都离山顶更近。

凌晨四点五十分，我们终于到达南天门。

山顶的风冷得刺骨，租来的军大衣也挡不住寒意。观日峰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大家都面向东方，静静等待着。

天空渐渐由深黑转为深蓝，云海在脚下翻涌。东方天际线出现一抹鱼肚白，然后染上淡淡的橙红。

“快了快了！”阿明举起相机。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橙红色越来越浓，云层被镶上金边。五点十七分，太阳应该升起的时间到了。

但云层太厚了。

那轮想象中的红日并没有跃出云海。只有越来越亮的天光，和云层后朦胧的光晕。

人群开始骚动，有人叹气，有人抱怨白跑一趟。小陈瘫坐在地上：“白爬了……什么都看不到……”

阿明举着相机的手缓缓放下。

我们都沉默了。十个小时的火车，六个小时的夜爬，磨破的脚后跟，酸痛的肌肉——全都是为了这一刻。而现在，只有厚厚的云层。

我望着东方，忽然发现什么：“你们看。”

云层在移动，缓慢地，庄严地。那道金边在云隙间时隐时现，把云海染成变幻莫测的色彩——淡金、橙红、紫灰，层层叠叠，流动如液体琥珀。

虽然没有看到完整的日出，但这一刻的光影变幻，是任何照片都无法捕捉的壮丽。

“其实……”我轻声说，“也挺美的。”

阿明重新举起相机，这次不是对着太阳应该在的方向，而是对着眼前流动的云海和天光。小陈也站起来，静静看着。

我们没有看到教科书式的泰山日出，但我们看到了别的——黑暗中互相拉一把的手，想放弃时同伴的鼓励，以及千辛万苦登顶后，接受不完美的坦然。

下山时已是白天，泰山露出全貌，雄伟壮丽。我们这才发现，昨夜我们竟爬过这么陡的山路。

“下次还来吗？”小陈问。

“来！”阿明和我异口同声。

但我们都明白，也许不会再来了。有些经历一生一次就够了，而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看到日出，而在于那个夏天，三个少年在黑夜里互相搀扶，攀登一座山，只为见证光明的固执和勇气。

很多年后，当我看到阿明发黄的照片——不是日出，而是晨光中的云海和我们年轻的背影——我才真正理解：

有些追寻的意义，不在抵达目标的那一刻，而在通往那里的每一步。就像1986年夏天，我们在泰山上最终看到的，不是日出，而是比日出更永恒的东西——青春本身的光芒，即使被云雾遮挡，也曾在黑暗中照亮过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