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正月初八，迎着未褪尽的年味，刚满17岁的我背着跟我一般高的牛仔包和一群乡友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坐上那个时代特有的气包车，踏上了前往云南的征途。

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初春的国道满目疮痍，碎石和泥泞交错在一起，车轮在坑洼中颠簸。发动机的轰鸣声伴随着修路工叮叮当当的凿石声，成了这段旅程唯一的背景音乐。气包车时速40公里，经四川宜宾进入云南水富，再到昭通、昆明，一路路走走停停，有的路面还需要临时填补才能勉强通行，800多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2天2夜。

抵达昆明已是深夜，在表亲的带领下入住时代大通铺，5元一张住宿票，10平方米的房子，中间留有一尺左右的通道，两边挤满了人。旅途的劳累早就冲散了汗臭、脚臭和放屁臭，还没躺下似乎就已烂睡如泥，次日天蒙蒙亮我们又换乘中巴车赶往我们的目的地城市——云南曲靖。

转乘的司机似乎比来时更有灵气，中午时分就已到达曲靖。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大城市。解放鞋薄薄的鞋底踩在滚烫坚硬的柏油马路上，和家乡松软湿润的泥土路完全不同。正午的阳光毒辣地炙烤着这座高原城市，柴油尾气、灰尘、不知名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的气息，呛得我不由自主地咳嗽，这是我第一次闻到城市的味道。

表亲二十多岁，却比我们早两年出来闯荡，在我们这群新兵蛋子眼中显得格外能干。他手里拿着印有“上海”两个大字的人造革提包，大声吆喝着叫我们紧紧跟上。我一只手反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牛仔包，一只手紧紧拽着编织袋，里面装着两套旧衣服、一罐咸菜和几个煮鸡蛋，仅有的十几元钱被我塞进内裤的暗兜里，这就是我所有的家当。

我不敢四处乱看，但还是忍不住用余光打量了一下高耸的白瓷砖楼房、来往不断的汽车，使我感到莫名的不安。我们一行人像受惊的鸭子左摇右摆穿行在街道上，城里人穿着的确良衬衫，经过我们的时候会掩鼻、投以嫌弃又冷漠的目光。那一刻，自卑像一根刺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们最终落脚在表亲联系好的建筑工地，这片刚圈起来的荒地上，地基刚刚打好，满地是黄土和红砖。我们住的工棚是用竹竿搭架、蒙着红白蓝塑料布的简易棚子，不透风却恰似蒸笼，里面弥漫着汗酸和胶鞋的臭味，地上铺着烂草席和破木板，我们就睡在这“通铺”之上。

表亲说放下东西领饭票，吃完上工。直到现在那顿午饭我仍忘不了，大白菜粉条中夹杂着几块肥肉，又有一盆发黄的米饭。这是在家里过年过节时才有的待遇，在工地上不过是填饱肚子的“燃料”而已。我学着老工友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喝着大搪瓷碗里的汤，周边是云南话和四川话交织在一起的嘈杂声。

吃完饭没有片刻休息，工头一声哨响，我们就上了“战场”。第一份工作是提灰桶，那时工地没有先进的机械，全部靠人力。手提五六十斤重的灰桶，从跳板上给脚手架上的师傅送砂浆。开始的时候还能坚持，提了半天之后，手臂就酸痛难忍，手掌被铁桶提手磨出了血泡。跳板只有两块砖宽，架在半空中，我有恐高症却不敢说，只能死死盯着脚下，咬着牙往上爬。汗水流进眼睛里生疼，还没来得及擦拭，师傅催促声已经响起。

那天下午的时间特别特别长，夕阳西下，影子被拉成一条线。我的肩膀因为长时间被压，肿胀了起来，双腿沉重得如灌铅般，腰椎每弯曲一下都会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但是不能休息，因为偷懒的老乡被工头骂得狗血淋头，初来乍到的我明白，失去了这份工作就将流离失所。夜幕降临时，我连洗脸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瘫在草席上。周围工友们赤裸着上身抽着烟、聊着荤段子，粗犷的笑声里包含着对困苦生活的无奈与麻木。我蜷缩着身子窝在角落里，仿佛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透过塑料布的缝隙看远处闪烁着的霓虹灯，此刻的我明白我与这繁华无关。

那一晚我失眠了，满脑子都是老家的人和事：母亲喂猪的身影、父亲抽着叶子烟的模样，出发前她塞给我零钱时的粗糙如树皮的手和红润的双眼：“娃儿，实在不行就回来哈！”我的眼泪无声滑落，赶紧用被角悄悄擦干，在这里，软弱是工友们茶余饭后最廉价的嘲笑品。

日子在重复的劳作中一天天过去，一个多月后，我的双手早已布满老茧，皮肤被晒得黝黑脱皮，也渐渐适应了工地的生活。学会了在脚手架上行走如履平地，学会了用云南方言和食堂阿姨谈天说地。

慢慢认识了工地上的很多同伴，贵州哑巴老黑，二十五岁却像四十岁一样，干活最卖力，总是抢着帮我提灰桶，收工后抱着妻儿的照片，一米八几的个头眼睛却是满满的温柔；陕西阿强比我大两岁，爱偷奸耍滑但是脑子活络，他借给我的一本破旧武侠小说此时成了我贫瘠精神世界里的一丝慰藉。

五月初终于发工资了。工头带着墨镜夹着黑皮包走进工棚，巴掌宽的腰带也搂不住摇摇欲坠的大肚皮，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听见自己的名字心跳如擂鼓般起伏不停，按下红手印之后得到人生中的第一份工资，扣除生活费结余二百七十六元。我捏着这几张沾满汗水的纸币，双手发抖，这是经过千辛万苦才换得的“巨款”，我连后面的小数点一起记了半辈子。

开工资的当晚表亲带我们去路边棚户小餐馆改善伙食，一碟咸菜、一盘花生米、一大盆酸菜鱼。五魁首-六六六，几瓶酒下肚，桌上早已杯盘狼藉。这是我第一次喝啤酒，苦涩的液体下肚，心里却燃起一团火。老黑拿着酒杯咿咿呀呀比划着，阿强喝多了兴奋不已，大声的吹牛说以后要当老板、买车、买地，然后讨个城里的姑娘做婆姨。

次日午饭后我偷偷去了邮局，买了信封和邮票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谎称工作轻松，顿顿吃肉，把二百七十块钱夹在信里寄回去了。信封被丢进了邮筒的刹那间，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坐在门槛上念信时的那种自豪感，依偎在他脚下的大黄都特别神气，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曲靖进入雨季，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不能上工，只能待在漏雨的工棚里。我呆坐在工棚门口：往后余生都只能靠卖苦力谋生？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我的内心深处满满的都是不甘心。

无所事事的雨天，我开始看书，把旧书摊上捡来的《平凡的世界》翻来覆去地看。书中的孙少平在工地揽工、煤矿挖煤，但是从不放弃读书和思考，每每看到他在苦难中昂起头的样子，我在心中也暗暗下定决心，我也要像他一样不向命运叫屈。

雨后黄昏时我下定决心准备离开工地。表亲知道后很生气，反复劝我安于现状，彼时的我已经打定主意，这是我第一次想通过努力掌控自己的命运。

几天后的清晨，趁着大家都还在沉沉的睡梦中，我收拾好牛仔包，在表亲枕头旁留了张纸条，悄悄地离开了工棚。走到工地大门口，我回头看着这生活了半年的工地，有些许留恋，但是更多的是想要展翅高飞的决心。

那年的曲靖正在经历变革，街道拓宽、旧楼拆除，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喧嚣。沿着麒麟西路向着阿诗玛广场走，下顿饭在哪儿还不知道，但脚下的路却显得异常宽广。

刚开始我到一家火锅店做服务员，老板脾气大，每天端着滚烫的锅底来回奔走，忍受顾客的刁难、老板娘的斥责，咬牙坚持。在这里我学会了流利的“马普”，学会了受委屈时吞掉眼泪、笑脸面对。

晚上我睡在餐馆大堂的椅子上，在废报纸上写写画画。隔壁新华书店是我最喜爱的地方，下班后就溜进去看书，偶尔因为晚了也被营业员赶出去。在书架旁、在字里行间，我忘记了自己是个满身油烟味的打工仔，觉得我和那些大城市的学生没有差别。

有一次在书店里看电脑操作书，旁边戴着眼镜的中年书友问我是否愿意学，他是附近打字复印店的老板，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位贵人，我们经常在书店相遇。我未经思索，不顾老板娘的再三挽留毅然辞去了火锅店的工作，到他的店里当学徒，月薪减半、包吃包住，但是我知道这是离梦想最近的机会。

第一次在油墨味浓厚的复印店中摸到了键盘，疯狂地学习打字、排版、复印，经常练习到深夜，键盘的敲击声成了我当年听到的最美音乐。

春节前夕，全国人民都在期待着新年的到来，我也一样。知道自己早就不再是迷茫的乡下小娃，而是一株生长在城市缝隙中的野草，坚韧却卑微。

阿诗玛广场上老鹰风筝在蓝天里飞翔，我抬起头来仰望许久。天湛蓝湛蓝的，老鹰在空中飞舞着，也许有朝一日我也能像那只风筝一样飞越山川河流，看见更广阔的天地。然而我永远忘不了那个背着牛仔包的少年、那双磨出血泡的手、那间蒸笼般的工棚、那碗大白菜煮粉条的味道，这是我的来路，也是我奋斗的起点。

曲靖的冬天很冷，凛冽的寒风刺骨，我随手拂了拂头发，大步走进人群里。我已不再是那个局促不安的少年，在即将到来的新年里，作为平凡的打工人，努力去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026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