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圆恩寺胡同:古寺藏幽韵,名贤写传奇(北京胡同时光叙事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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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的核心腹地,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巷静静盘踞,它东起南锣鼓巷的喧嚣市井,西止交道口南大街的车水马龙,南与菊儿胡同、北锣鼓巷脉脉相连,北与前圆恩寺胡同、鼓楼东大街遥遥相望。这条全长344米、宽约6米的胡同,青砖灰瓦间沉淀着近千年的光阴,朱门深宅里藏着数不尽的传奇,它便是后圆恩寺胡同——一个以古寺为名、以名贤为魂,兼具禅意与烟火、沧桑与温婉的老北京胡同典范。走进这条胡同,仿佛翻开一本厚重的历史典籍,每一块青砖、每一扇门扉、每一株古木,都在低声诉说着那些跨越朝代的风云与温情。

相较于北京城内诸多以王府、衙署为名的胡同,后圆恩寺胡同的名字自带一股禅意,仿佛从诞生之初,便带着几分远离尘嚣的静谧。它的前世今生,离不开一座早已湮没在岁月中的古寺;它的人文底蕴,离不开郭沫若、蒋介石、茅盾、傅增湘等一众历史名人的足迹;它的时代印记,镌刻着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变幻;它的民间烟火,又藏着代代百姓口口相传的温情传说。从元代的昭回坊到如今的文化保护区,从文人雅士的雅集之所到乱世枭雄的临时行辕,这条不长的胡同,始终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鲜活缩影。

遍历后圆恩寺胡同的四大核心内容,“名人轶事”无疑是其最鲜明的特色——这里既有文坛巨匠的笔墨书香,也有乱世枭雄的短暂蛰伏;既有革命志士的隐秘活动,也有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这些名人的足迹,并非简单的匆匆过客,而是深深融入胡同的砖瓦草木,重塑了胡同的气质,也让这条普通的街巷,成为连接老北京烟火与中国近现代史风云的重要纽带。本文将以“名人轶事”为核心脉络,串联起胡同的名称由来、历史沿革、重大事件与民间传说,既确保每一处史实都有明确出处、经得起检验,也以文学化的笔触,还原这条胡同近千年的沧桑与风华,讲述那些藏在朱门深宅里、市井烟火间的动人故事,彰显其独有的人文价值与独创性。

一、古寺为根,街巷成形——胡同名称的由来与历史沿革

老北京胡同的命名,从来都藏着时代的密码,或源于寺庙宫观,或源于府第人家,或源于市井业态。后圆恩寺胡同的命名,便属于最具禅意的一种——以寺为名,因寺而兴,但它的历史渊源,远比“圆恩寺”的名字更为久远,最早可追溯至元代的昭回坊,见证了北京城从元大都到现代都市的完整沧桑流转。

要探寻后圆恩寺胡同的起源,必先回望元代的大都城。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理念,建成了棋盘式布局的都城,城内分设五十坊,坊是元代特有的行政管理单位,相当于如今的社区。在后圆恩寺胡同现址附近,元代设有“昭回坊”和“靖恭坊”,其中昭回坊大致位于今天后圆恩寺胡同东部一带,是当时文人雅士聚集之地,也是汉族官员的聚居区。

《元史·地理志》记载:“大都城内,分坊五十,坊下设巷。”昭回坊靠近当时的“文明门”(今东单附近),周边多居住着汉族官员和文人。有趣的是,元代统治者虽为蒙古人,但对汉族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许多汉族官员在此购置房产、读书雅集,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交融现象。此时的昭回坊,虽未形成如今的胡同格局,却已奠定了这片区域的人文底色,为后世胡同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元代灭亡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在元大都基础上重建北京城,昭回坊的格局逐渐被打破,而后圆恩寺胡同的名字,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永乐十五年(1417年),一位法号圆恩的游方僧人在昭回坊旧址建起一座寺庙,初名“圆恩禅林”。据《明实录》记载,这座寺庙规模不大,但建筑精巧,香火颇盛,僧人圆恩慈悲向善,常为周边百姓行医施药,深得民心。

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太监王振得宠,在圆恩禅林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并请英宗皇帝赐名“圆恩寺”,至此,寺庙正式定名,其所在的街巷也随之被称为“圆恩寺胡同”。《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圆恩寺胡同,亦称圆恩寺,在安定门内大街东。”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圆恩寺香火日盛,逐渐成为京城东北部的重要寺庙之一,寺庙周围逐渐形成集市,每月初一、十五,这里都会举办庙会,吸引周边居民前来赶集,市井烟火气日渐浓厚,胡同的雏形也愈发清晰。

明代中期,随着京城人口的增多,圆恩寺周边的民居越来越密集,原本的一条街巷逐渐分为两条平行的街巷,均以“圆恩寺”为名。为了加以区分,百姓们便将位于寺院后方(北侧)的街巷称为“后圆恩寺胡同”,位于寺院前方(南侧)的街巷称为“前圆恩寺胡同”,这便是后圆恩寺胡同名称的由来。这一名称自明代中期形成后,历经明清、民国,直至今日,从未发生过更改,成为老北京胡同中名称传承最完整的街巷之一。

据明万历年间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当时的后圆恩寺胡同隶属于顺天府大兴县,街巷规整,民居错落,已有一定的规模,“巷内多民居,间有商铺、茶馆,西接交道口,东连锣鼓巷,往来行人络绎不绝。”此时的后圆恩寺胡同,虽已形成街巷,但整体风貌仍以市井烟火为主,百姓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加之紧邻圆恩寺,街巷内时常能听到寺院的钟声与梵音,禅意与烟火气在此完美交融。

清代入关后,实行八旗制度,后圆恩寺胡同所在的区域隶属于镶黄旗管辖范围,同时清廷对北京内城实行“旗民分居”政策,内城(今二环内)主要居住八旗官兵及其家眷,汉人官员和百姓多迁往外城(今宣武、崇文一带)。不过圆恩寺胡同一带情况特殊,康熙年间,清廷在圆恩寺附近建造了一批府邸,赏赐给有功的汉军旗官员,这里也因此成为少数允许汉族官员在内城居住的区域之一。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后圆恩寺胡同的格局逐渐固定,清代中叶,这里逐渐成为中下层旗人聚居区,建筑多为规整的四合院,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基本格局。《日下旧闻考》记载:“圆恩寺在安定门内,寺前为前圆恩寺胡同,寺后为后圆恩寺胡同。”此时的圆恩寺,历经战乱,再次遭到损毁,大雄宝殿、藏经阁等主体建筑被烧毁,仅剩下山门、天王殿与部分禅房,香火也日渐衰落,最终在清代中期彻底荒废,寺院遗址逐渐被民居与商铺侵占,如今,在圆恩寺的原址上,仅能找到少量的建筑遗存,默默诉说着这座古寺的昔日辉煌。

虽然圆恩寺在清代中期荒废,但后圆恩寺胡同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清代晚期,北京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王公贵族、官员富商纷纷在东城腹地修建宅院,后圆恩寺胡同因其地理位置优越——紧邻皇城根下,交通便利,环境清幽,成为许多官员、文人的首选居所。此时的后圆恩寺胡同,街巷不断规整,路面铺设了青石板,胡同两侧修建了许多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这些四合院格局严谨,雕梁画栋,门墩、影壁、飞檐翘角等建筑细节精美,彰显着清代贵族与文人的生活品位,后圆恩寺胡同也从一条普通的市井街巷,逐渐转变为一处兼具市井烟火与人文气息的高档居所聚集地。

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清代晚期的后圆恩寺胡同,“街巷宽阔,民居雅致,多为官员、文人居所,间有少量商铺,烟火气与书卷气并存。”此时的胡同内,已有不少知名官员在此居住,比如清代吏部尚书奎俊、翰林院编修张之洞的门生李慈铭等,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增湘也在此居住,这些名人的居住,为后圆恩寺胡同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也让这条胡同逐渐声名远播。

民国时期,后圆恩寺胡同的风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国初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北京成为北洋政府的首都,迎来了一段短暂的近代化转型时期。此时的后圆恩寺胡同,许多清代的官员宅院被变卖,成为军阀、商人、文人的居所,一些四合院被改建成中西合璧的样式,青砖灰瓦与西洋风格的门窗、阳台完美交融,体现了当时北京近代化转型的独特风貌。

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对胡同名称进行规范化,正式确立“后圆恩寺胡同”的名称。这一时期,后圆恩寺胡同成为北京城内的一处文化聚集地,许多文人墨客在此居住、创作,比如茅盾、郑振铎、冰心等,画家徐悲鸿也曾短暂居住在胡同附近,戏曲理论家周贻白也曾在此定居,他们在这里读书、写作、交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作品与人文足迹。同时,胡同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式的店铺,比如售卖洋货的杂货铺、提供理发服务的理发店、播放唱片的留声机店,以及一些小型的书店、报社,胡同内的烟火气中,多了几分现代都市的气息与书卷气。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沦陷,后圆恩寺胡同也未能幸免。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胡同内的许多四合院被日军侵占,成为日军的办公场所或军官住所,许多百姓被迫逃离家园,胡同内的烟火气一度变得十分稀薄,取而代之的是恐惧与绝望。但胡同的居民并未完全屈服,在这段黑暗的岁月里,一些爱国志士与文人,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有几户人家秘密收听重庆的广播,将消息传递给邻居,形成无声的抵抗;还有一位前清遗老,每天早晨必在院中朗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声音洪亮,传遍半条胡同,日本人前来调查,老人便以“晨练”为由应对,尽显民族气节。1943年,北平发生大饥荒,后圆恩寺胡同的居民组织起来,互相接济,一位姓李的商人开设粥棚,每天施粥两次,救活了不少人,这段温暖的历史,在胡同老人的口耳相传中延续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后圆恩寺胡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20世纪50年代,北京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许多老胡同被拆除重建,但后圆恩寺胡同凭借着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文化价值,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胡同内的青石板路,被改建成了沥青路面,更加平整宽阔,方便百姓出行;一些破旧的四合院,经过修缮,焕发了新的生机,依然作为居民住宅使用;同时,胡同内也新增了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居委会、卫生站等,为百姓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期间,后圆恩寺胡同曾一度改名为“辉煌街五条”,但不久后便恢复原名,足见传统地名在民间的强大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后圆恩寺胡同的保护与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后,胡同迎来了新的生机,80年代出现了第一批个体工商户,有人开起小卖部,有人办起服装加工坊,沉寂多年的胡同再次热闹起来。政府对胡同内的四合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严格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同时,也对胡同的环境进行了整治,种植了大量的绿植,让这条古老的胡同,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2000年后,随着北京旧城保护工作的推进,后圆恩寺胡同被列入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传统风貌得到更好的保存。在修缮过程中,工人们曾在一处老房的夹墙里发现了一批民国时期的契约、信件,为研究胡同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1984年,后圆恩寺胡同内的郭沫若故居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郭沫若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3月,后圆恩寺胡同入选《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类 第一批)》,这一荣誉,不仅是对这条胡同历史文化价值的肯定,也意味着它将被永久保护,其承载的老北京胡同文化、佛教文化与人文文化,将得以代代相传。

如今的后圆恩寺胡同,依然保留着老北京胡同的核心风貌,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胡同两侧的四合院错落有致,青砖灰瓦,朱门铜环,门墩影壁,飞檐翘角,处处彰显着老北京的建筑韵味。胡同内,郭沫若故居等名人故居静静矗立,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历史、感受人文;百姓们的日常生活依旧充满烟火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禅意、人文气与烟火气在此完美交融,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这边是老人在树下摇着蒲扇乘凉,那边是年轻人拿着手机寻找特色小店;这边是古朴的四合院,那边是经过改造的文化空间,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老北京胡同图景。

二、名人轶事:笔墨书香与乱世风云

后圆恩寺胡同的灵魂,在于它的人文底蕴;而它的人文底蕴,便藏在那些曾在此居住、停留的名人足迹之中。不同于其他胡同单一的名人印记,后圆恩寺胡同的名人轶事,涵盖了文坛巨匠、乱世枭雄、文人雅士等多个领域,他们的故事,或温情或悲壮或洒脱或厚重,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后圆恩寺胡同最动人的人文传奇,也让这条胡同,成为老北京人文气息最浓厚的街巷之一。如果说胡同的肌理是骨骼,那么居住其中的人物,便是它的血脉。

在众多名人之中,郭沫若无疑是后圆恩寺胡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此居住了长达十五年之久,这里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居所之一,也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在这里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史学著作与诗歌,留下了无数珍贵的人文足迹,也让后圆恩寺胡同,因他的名字而更加声名远播。

(一)郭沫若:十五年居停,笔墨润长巷

后圆恩寺胡同13号院,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四合院,这座四合院始建于清代晚期,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格局严谨,分为前后两院,前院为客厅、书房与客房,后院为卧室与花园,院内青砖铺地,古柏参天,石榴树、海棠树点缀其间,环境清幽,雅致宜人,这便是郭沫若从1949年至1964年居住的地方,如今,这里已成为郭沫若故居,向世人展示着这位文坛巨匠的生平与成就。

据《郭沫若年谱》《郭沫若故居史料汇编》记载,1949年3月,郭沫若从香港回到北平,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时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起初,他居住在东四头条的一处宅院,1949年11月,经中央人民政府安排,他搬到了后圆恩寺胡同13号院,从此,这里便成为他的居所与创作基地,直至1964年,因工作需要,他搬到了什刹海附近的宅院,前后在此居住了整整十五年。

搬到后圆恩寺胡同13号院时,郭沫若已是57岁高龄,但他依然精力充沛,潜心于文学创作、史学研究与文化建设工作。这座四合院的前院,有一间宽敞明亮的书房,书房内摆放着一张宽大的书桌,书桌上整齐地摆放着笔墨纸砚、书籍与手稿,墙上挂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他的合影,以及他自己创作的书法作品。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郭沫若便会来到书房,开始一天的工作,读书、写作、研究史料,常常工作到深夜,书房内的灯光,常常是后圆恩寺胡同最晚熄灭的灯光之一。

在这十五年间,郭沫若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与史学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新华颂》《百花齐放》《蔡文姬》《武则天》等。1953年,他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以东汉末年蔡文姬的生平为背景,讲述了蔡文姬被匈奴掳走后,思念故乡、渴望回归祖国,最终在曹操的帮助下,回到中原,整理父亲蔡邕的典籍,传承文化的故事。这部历史剧,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更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一经上演,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而这部经典作品,便是郭沫若在后圆恩寺胡同13号院的书房中,一笔一画创作而成的。

除了文学创作,郭沫若在史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后圆恩寺胡同居住期间,他潜心研究甲骨文、金文,撰写了《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多部史学著作,为中国甲骨文与金文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郭沫若的秘书回忆,郭沫若在研究甲骨文时,常常废寝忘食,有时,为了一个甲骨文的释义,他会查阅大量的史料,反复推敲,直至找到准确的答案,书房内的书籍与手稿,堆积如山,每一页都写满了他的批注与思考。

郭沫若不仅是一位文坛巨匠、史学大师,更是一位热爱生活、性情洒脱的人。在后圆恩寺胡同居住期间,他常常邀请老舍、巴金、茅盾、郑振铎等文人墨客,来到家中相聚,他们在院内的花园里煮茶论诗、赏画下棋,畅谈文学、史学与国家大事,院内的欢声笑语,常常传遍整条胡同。据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每次来到郭沫若家中,郭沫若都会热情款待,亲自为他们泡茶、递水果,大家围坐在一起,无话不谈,氛围十分融洽,那些聚会的时光,成为他们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郭沫若还十分热爱园艺,他在四合院的后院,开辟了一片小花园,亲自栽种了石榴树、海棠树、月季、菊花等花卉草木,每天闲暇之时,他都会来到花园里,浇水、施肥、修剪枝叶,享受着田园生活的乐趣。每到春天,海棠花盛开,粉白相间,香气扑鼻;每到秋天,石榴树挂满了红彤彤的石榴,硕果累累,十分喜人。郭沫若常常在花园里读书、写作,灵感来袭时,便挥毫泼墨,写下一首首优美的诗歌,那些诗歌,既有对生活的热爱,也有对祖国的赞美,更有对未来的憧憬。

在后圆恩寺胡同居住的十五年间,郭沫若始终心系国家与人民,积极参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工作,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教育事业与科技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常常深入基层,了解百姓的生活,倾听百姓的心声,将百姓的疾苦与期盼,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用笔墨为百姓发声,用文字传递温暖与力量。

1964年,因工作需要,郭沫若搬到了什刹海附近的宅院,离开了居住了十五年的后圆恩寺胡同13号院。虽然离开了,但他对这条胡同、这座四合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常常会回来探望。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为了纪念这位文坛巨匠,1982年,后圆恩寺胡同13号院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人们缅怀郭沫若、感受文学魅力的重要场所。如今,每当人们走进这座四合院,看着书房内的书桌、书籍与手稿,看着花园里的石榴树与海棠树,仿佛依然能感受到郭沫若当年的气息,仿佛依然能看到他在书房内潜心创作、在花园里悠然自得的身影,那些笔墨书香,依然萦绕在整条胡同的上空,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二)蒋介石:乱世暂居,风云际会

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名人轶事之中,蒋介石的暂居经历,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与争议性的一段。这座静谧的胡同,曾在1945年至1948年间,两次成为蒋介石在北平的临时行辕,见证了这位乱世枭雄的短暂停留,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重要风云岁月,见证了国民党政权的衰落与挣扎。

据《蒋介石年谱》《北平大事记》《蒋介石日记》等史料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进入了战后恢复期,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为落实协定内容,国、共、美三方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总部设在北平。此时的北平,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城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为了稳定华北局势,安抚民心,同时,也为了筹备内战,决定前往北平视察。1945年12月11日,蒋介石抵达北平,经时任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安排,将后圆恩寺胡同7号院作为自己的临时行辕,至12月16日离开,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办公、居住,前后停留了近一个月。

后圆恩寺胡同7号院(今13号附近),始建于清代晚期,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四合院,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分为前、中、后三院,院落格局严谨,建筑精美,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门墩、影壁、飞檐翘角等建筑细节堪称精品,院内古木参天,花园雅致,是当时后圆恩寺胡同内最气派的宅院之一。这座宅院,原本是清代吏部尚书奎俊的府邸,民国时期,被北洋军阀曹锟收购,经过修缮与改造,成为一座中西合璧的宅院,后来,又被国民政府接管,作为北平行辕的重要办公场所之一。蒋介石在日记中曾描述这座四合院:“院不大而精巧,有老树数株,虽寒冬亦有生机。”他对北平的印象颇为复杂,一方面欣赏古都风韵,另一方面又对华北局势深感忧虑。

蒋介石抵达北平后,便居住在这座宅院的中院正房内,正房宽敞明亮,陈设豪华,摆放着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一张沙发与一张床,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与蒋介石自己的肖像。蒋介石在北平的这段时间,主要忙于视察华北地区的军政情况,召见华北地区的军政官员,召开军事会议,筹备内战事宜,同时,也会接见一些北平的各界名流,安抚民心。在北平期间,蒋介石曾多次在后圆恩寺胡同7号院召开军事会议,召见李宗仁、傅作义等华北地区的军政官员,部署内战的相关事宜。据史料记载,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强调:“华北地区是中国的战略要地,必须牢牢控制在我们手中,对于共产党的势力,要坚决打击,绝不姑息,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实现全国的统一。”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早已腐败不堪,官员贪污受贿成风,百姓怨声载道,其统治根基早已摇摇欲坠,蒋介石的野心,终究难以实现。

据当时的知情者回忆,蒋介石在后圆恩寺胡同7号院居住期间,戒备森严,宅院周围布满了国民党士兵,胡同两端也设置了岗哨,禁止无关人员出入,整条胡同都处于戒严状态,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蒋介石为人谨慎,性格孤僻,在北平的这段时间,很少走出宅院,除了召开会议、召见官员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院内的书房中,处理军政事务,阅读文件,有时,也会在院内的花园里散步,思考内战的战略部署。

更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9月,蒋介石再次来到北平,依然选择下榻后圆恩寺胡同7号院。此时,国共内战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蒋介石此行主要是为了部署平津防务,试图挽回国民党军的颓势。据其侍卫回忆,蒋介石在院中那棵老槐树下长时间徘徊,神色凝重,满心都是战局的忧虑。不久后,辽沈战役以国民党军惨败告终,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匆匆离开北平,从此再未踏足此地。如今的后圆恩寺胡同7号院(今13号附近)已成为民居,但建筑格局基本保持原貌,那棵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的乱世风云与蒋介石的落寞与挣扎。

(三)茅盾与其他名人:笔墨传情,星光熠熠

在后圆恩寺胡同,除了郭沫若与蒋介石,还有许多文化名人在此留下足迹,其中,文学大师茅盾的最后一段人生旅程,便与这条胡同紧密相连,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七年,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印记。

茅盾的最后一处居所,是后圆恩寺胡同13号(原后圆恩寺胡同13号,今并入其他院落)。1974年,茅盾从东四头条迁居至此,直至1981年去世,这七年,是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当时的茅盾已年近八旬,身体大不如前,视力衰退,行动也日渐迟缓,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写作与阅读,始终坚守着文人的初心。据茅盾的秘书韦韬回忆,先生的书房朝南,阳光充足,他最喜欢坐在窗前看书,一看就是大半天,即便视力衰退,也常常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研读,从未间断。

在这座小院里,茅盾完成了《我走过的道路》等回忆录的写作,这部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历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他还整理了自己的毕生藏书,将一生的心血与智慧,都留在了这座小院之中。邻居们常能看到这位文学巨匠在院中散步,衣着朴素,神态安详,与人交谈时温和谦逊,与寻常老人无异,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他用自己的言行,赢得了邻里们的敬重与爱戴。

1981年,茅盾在北京逝世,根据他的遗愿,其家属将他的全部稿费捐出,设立了“茅盾文学奖”。如今,“茅盾文学奖”已成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者潜心创作,传承文学精神。虽然茅盾故居如今已不复存在,但走在后圆恩寺胡同,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浓郁的文学气息,感受到这位文学大师留下的精神力量,这份气息,与郭沫若的笔墨书香交融在一起,成为后圆恩寺胡同最动人的人文底色。

除了茅盾,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增湘也曾在后圆恩寺胡同居住。傅增湘是著名的藏书家,其“双鉴楼”藏书丰富,其中不乏宋元珍本,被誉为“近代藏书第一人”。有趣的是,傅增湘有个习惯,每得善本,必邀友人共赏,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小院里,常常高朋满座,文人雅士齐聚一堂,赏书、论诗、题字,这里成为当时京城文人雅集之所,热闹非凡,也为胡同增添了浓厚的书卷气。

民国时期,著名画家徐悲鸿也曾短暂居住在后圆恩寺胡同附近。据其学生回忆,徐悲鸿十分喜爱老北京胡同的风貌,常常在这一带写生,尤其喜欢画胡同里的老树、门楼与四合院,他认为,这些看似寻常的景物,最能体现北京城的韵味,最能承载老北京的历史与烟火气。他在这里创作了许多写生作品,将后圆恩寺胡同的风貌,永远定格在了画卷之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戏曲理论家周贻白也曾居住于此。周贻白对中国戏曲史研究贡献卓著,被誉为“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许多经典著作,都是在这条胡同的小院里完成的。邻居们还记得,夜深人静时,常常能听到周先生在院内吟唱戏曲的声音,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婉转低回,字正腔圆,韵味悠长,将戏曲的魅力,传递给了整条胡同的百姓,也让这条古老的胡同,多了几分戏曲的雅致与韵味。

三、时代变迁,历史见证——胡同里的风云印记

一条胡同的历史,往往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面貌。后圆恩寺胡同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从戊戌变法的余波到抗日战争的抗争,从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到改革开放的新生,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条胡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见证着国家的兴衰与民族的沉浮,也见证着百姓的苦难与希望。

戊戌变法的余波,曾在这条胡同里悄然涌动。1898年,戊戌变法虽然只有短短百日,便以失败告终,但它所倡导的维新思想,却并未消失,而是在一些开明士绅与文人中继续传播,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些住户,便是维新思想的同情者与支持者。据清末笔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变法失败后,一些支持维新的官员被革职查办,其中有不少人隐居在后圆恩寺胡同一带,他们虽不敢公开议论时政,不敢再倡导维新思想,但私下里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期盼着国家能够走向富强。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废除苛政、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这些曾支持变法的人,再次看到了希望,他们暗中支持“新政”,为国家的近代化转型,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有趣的是,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结束了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这一重大变革,也影响到了后圆恩寺胡同。同年,胡同内的一所私塾被改为新式学堂,开始讲授数学、地理、英语等新知识,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的诵读,这所学堂规模不大,学生也不多,却成为后圆恩寺胡同教育近代化的开端,为胡同里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也让新思想、新文化,在这条古老的胡同里逐渐传播开来。

抗日战争时期的抵抗与坚守,是后圆恩寺胡同历史上最厚重、最动人的一笔,这一段历史,我们在前文已有提及,但其中的温情与气节,值得再次细细诉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后圆恩寺胡同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百姓们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但他们从未放弃抵抗,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民族的气节与尊严。胡同里的几户人家秘密收听重庆的广播,收集抗战消息,然后悄悄传递给邻居们,让大家在黑暗中看到希望,这种无声的抵抗,持续了整整八年,没有一人泄露秘密,尽显胡同百姓的坚韧与勇敢。

那位每天清晨朗诵《正气歌》的前清遗老,更是成为胡同里的精神象征,他不顾个人安危,用诗句传递着民族气节,用声音唤醒着百姓的爱国之心,即便面对日本人的调查与威胁,也从未退缩,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1943年的大饥荒,让胡同里的百姓陷入了绝境,但大家互帮互助、同舟共济,那位姓李的商人开设粥棚,免费施粥,许多百姓靠着这一碗碗热粥,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这段邻里同心、共渡难关的记忆,成为胡同百姓心中最温暖的珍藏,也彰显了中国人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民族精神。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成为后圆恩寺胡同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胡同迎来了新生,百姓们迎来了光明。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没有战火的硝烟,没有百姓的流离失所,这座千年古都,以和平的方式,迎来了新时代。当天,后圆恩寺胡同的居民纷纷走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入城,虽然天气寒冷,但胡同里却热闹非凡,百姓们自发准备了开水、馒头,慰劳进城的部队,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与对未来的期盼。

据当年的亲历者回忆,有一位前清的举人,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平日里很少出门,却在那天让人搀扶着来到胡同口,非要亲眼看看这支“仁义之师”。当他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百姓亲切交谈、和蔼可亲时,不禁老泪纵横,连说“中国有望矣”,这句话,道出了当时无数百姓的心声,也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北平和平解放后,后圆恩寺胡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大宅院被分配给普通百姓居住,形成了“大杂院”,百姓们从此过上了平等、安宁的生活;胡同里建起了居委会,组织居民学习、生产,大家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整个胡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后,后圆恩寺胡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逐渐走向复苏与繁荣。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胡同里出现了第一批个体工商户,有人在临街的房子开起了小卖部,有人在家里办起了服装加工坊,还有人开起了小饭馆,沉寂多年的胡同,再次变得热闹起来,百姓们的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进入21世纪,随着北京旧城保护意识的增强,后圆恩寺胡同被列为历史文化保护区,政府加大了对胡同的保护与修缮力度,恢复了胡同的传统风貌,保留了老北京胡同的原汁原味。

在修缮过程中,工人们在一处老房的夹墙里发现了一批民国时期的契约、信件,这些珍贵的文物,详细记录了当时胡同的房屋买卖、百姓生活、社会交往等情况,为研究后圆恩寺胡同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我们能够更直观、更深入地了解这条胡同的前世今生。如今,后圆恩寺胡同已成为北京胡同游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年都有无数游客前来这里,漫步在青砖灰瓦之间,探寻历史的痕迹,感受老北京的韵味,体验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魅力,这里,已成为展示老北京胡同文化、传承中国历史文明的重要窗口。

四、市井烟火,温情相传——胡同里的民间传说

除了有据可考的历史与名人轶事,后圆恩寺胡同还流传着许多民间传说。这些传说,虽不一定完全真实,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却承载着百姓的智慧与期盼,蕴含着浓浓的温情,是胡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口耳相传、代代延续,为这条古老的胡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浪漫的色彩,也让胡同的历史,变得更加生动、更加鲜活。

(一)圆恩寺的传说:慈悲为怀,普度众生

关于圆恩寺的兴建,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而温暖的传说,这个传说,与那位法号圆恩的僧人息息相关,也彰显了百姓对医者仁心、慈悲向善的崇敬之情。相传明永乐年间,有一位名叫圆恩的游方僧人,云游四方,最终来到了北京的昭回坊旧址附近。他见这一带民风淳朴,百姓勤劳善良,却常年饱受病痛困扰,许多百姓因没钱治病,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甚至失去生命,心中十分不忍,便发下宏愿,要在此地建一座寺庙,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同时,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治病施药,解除百姓的疾苦。

但建寺需要大量的资金,圆恩和尚一贫如洗,身无长物,根本无力承担建寺的费用,他的宏愿,看似难以实现。然而,圆恩和尚有着一项特殊的本领——医术高超,他自幼研习医术,精通药理,看病从不问诊,只需看一眼病人的气色,便能准确说出病症,开出的药方更是药到病除,十分神奇。于是,圆恩和尚便在路边摆摊行医,分文不取,只求病愈者能够随意布施,为建寺积攒资金,无论贫富,只要有人求医,他都会悉心诊治,从不推辞。

消息传开后,周边的百姓纷纷前来求医,圆恩和尚的摊位前,每天都排起了长队,许多身患顽疾、久治不愈的百姓,都在他的诊治下恢复了健康。其中,有一位富商,身患一种顽疾,多年来四处求医,拜访了无数名医,都未能根治,痛苦不堪,他听说圆恩和尚医术高超,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来求医。圆恩和尚看了一眼他的气色,便说出了他的病症根源,随后开出药方,富商按照药方服药后,没过多久,顽疾便彻底痊愈了。

富商感激不尽,得知圆恩和尚行医是为了积攒资金建寺,便主动捐出巨资,资助圆恩和尚建寺,其他病愈的百姓,也纷纷伸出援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寺庙很快便建成了。寺庙建成后,圆恩和尚为其取名“圆恩禅林”,继续在此行医施药、弘扬佛法,香火日益鼎盛,百姓们也常常前来礼佛祈福,感谢圆恩和尚的恩情。然而,没过多久,圆恩和尚便不知所踪,有人说,他是菩萨化身,特地来度化众生、解除百姓疾苦的,如今心愿已了,便返回了天界;也有人说,他继续云游四方,去其他地方帮助更多的百姓。

这个传说,虽无正史记载,却在胡同百姓中口耳相传了数百年,反映了百姓对医者仁心的崇敬,对慈悲向善的向往。圆恩寺直到民国时期,依然有香火,1937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还将其列为北平的景点之一,如今,虽然寺庙早已荒废,但这个温暖的传说,依然在这条胡同里流传,圆恩和尚的慈悲与善良,也依然被百姓们铭记于心。

(二)“有求必应”的老槐树:寄托期盼,见证温情

在后圆恩寺胡同中段,曾有一棵巨大的老槐树,据说有三百多年的树龄,树干粗壮,枝繁叶茂,需要几个人手拉手才能抱住,这棵老槐树,不仅是胡同的老寿星,更是百姓们寄托心愿的地方,关于它,流传着一个“有求必应”的传说。

相传清乾隆年间,后圆恩寺胡同里住着一户姓王的人家,这户人家家境贫寒,却十分善良,夫妻二人育有一个儿子,儿子勤奋好学,才华横溢,夫妻二人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盼着他能够进京赶考,金榜题名,改变家里的命运。几年后,儿子长大成人,告别父母,进京赶考,可这一去,便是三年,杳无音信,没有一封书信传来,也没有任何消息,夫妻二人忧心忡忡,日夜思念儿子,王母更是终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

看着妻子日渐憔悴,王父心中十分着急,却又无计可施,只能安慰妻子,说儿子一定会平安无事,一定会考中进士,衣锦还乡。王母思念儿子心切,每天清晨,都会来到胡同中段的老槐树下,焚香祈祷,祈求老槐树保佑自己的儿子平安无事,能够早日金榜题名、回到家中,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王母的虔诚,感动了老槐树。

一天夜里,王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槐树下开满了槐花,自己的儿子,身着进士官服,笑容满面地向自己走来,跪在自己面前,诉说着自己的思念之情,告诉自己,他已经考中进士,很快就会回到家中。王母从梦中醒来,心中充满了希望,她相信,这是老槐树显灵,是儿子即将归来的征兆。果然,没过多久,王母的儿子便真的回来了,而且真的考中了进士,衣锦还乡,夫妻二人喜极而泣,全家团圆。

消息传开后,胡同里的百姓都十分惊讶,纷纷都说这棵老槐树“有求必应”,是一棵神树。从此,每逢科举考试,总有无数考生或考生家长,来到老槐树下祈祷,祈求老槐树保佑考生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百姓们有了心愿,也会来到老槐树下祈祷,祈求平安健康、家庭和睦、五谷丰登。更神奇的是,据说有一位落第书生,多次赶考都名落孙山,心中十分失意,来到老槐树下感叹怀才不遇,悲痛欲绝,就在这时,他忽见树洞里有光,伸手一摸,竟是一锭银子,这锭银子,正好解决了他的窘迫,也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后来,这位书生刻苦攻读,终于考中了举人。

当然,这些都只是民间传说,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但这棵老槐树,却是真实存在的,它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见证了百姓的悲欢离合,承载着百姓们的美好期盼,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因病害被砍伐。如今,虽然老槐树已经不在了,但这个“有求必应”的传说,依然在胡同里流传,百姓们依然会想起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想起那些寄托在老槐树上的美好心愿与温情。

(三)四合院里的“藏宝”传说:乱世遐想,藏着期盼

后圆恩寺胡同的许多四合院,都有数百年的历史,历经朝代更迭,多次易主,每一座四合院,都藏着一段故事,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四合院里的“藏宝”传说,这个传说,流传甚广,为胡同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也反映了乱世中百姓对财富的既渴望又不安的复杂心理。

据说清末民初,有一位前清官员,辞官后,在后圆恩寺胡同购置了一座气派的四合院,这位官员,不仅为官清廉,还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一生酷爱收藏字画、古玩、玉器等珍品,经过多年的积累,家中收藏了无数稀世珍宝,堪称“富可敌国”。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灭亡,局势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位官员担心自己的家藏珍宝被乱兵抢走,或被他人觊觎,便决定将最珍贵的一批文物,藏在自己的四合院里,打算等局势稳定后,再取出来,传给后人。

为了隐藏珍宝,这位官员费尽心思,在四合院的墙壁、地下、夹墙等隐蔽的地方,修建了秘密的藏宝之处,将最珍贵的字画、古玩、玉器等珍宝,小心翼翼地藏了进去,然后,他又将藏宝的秘密,牢牢记在心里,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就连自己的家人,也一无所知。不久后,这位官员因病去世,藏宝的秘密,也就此成为谜团,无人知晓。

民国时期,这座四合院几经易主,先后被军阀、商人、文人等居住,每一位主人,都听说过这座四合院里的“藏宝”传说,都曾暗中寻找过珍宝,挖遍了四合院的每一个角落,翻遍了墙壁、地下,却始终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任何珍宝的踪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也听说了这个传说,他们占据了这座四合院,大肆搜寻,挖地三尺,用尽了各种方法,却依然没有找到珍宝,最终,只能失望而去。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四合院被收归国有,分配给了十几户普通百姓居住,成为“大杂院”,百姓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虽然也听说过“藏宝”传说,但大家都只是当作饭后闲谈,并没有人真的去寻找珍宝。据说20世纪70年代,有一户人家在修缮房屋时,真的在墙壁的夹墙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木匣,木匣做工精致,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打开木匣后,里面装着几件小巧的玉器,还有一封信,信中写道:“得此者,望善用之,莫贪财,多行善。”

至于木匣中到底是什么玉器,价值多少钱,众说纷纭,有人说,那些玉器都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也有人说,那些只是普通的玉器,并不值钱。后来,这户人家将玉器交给了国家,信件则被自己收藏起来,成为一段佳话。这个“藏宝”传说,虽然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也没有人找到传说中的“稀世珍宝”,但它却在胡同里流传了数百年,成为胡同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乱世中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对安宁生活的期盼,也为这条古老的胡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趣味。

五、历尽沧桑,文脉相传——后圆恩寺胡同的过去与未来

今天,漫步在后圆恩寺胡同,青砖灰瓦依旧,古木参天依旧,朱门铜环依旧,但早已物是人非。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那些口耳相传的传说,都已成为历史,沉淀在胡同的砖瓦草木之间,成为胡同最珍贵的记忆。然而,胡同还在,文脉还在,故事还在流传,它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递着人文的温情。

近年来,北京加大了对老胡同的保护力度,后圆恩寺胡同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修缮,政府严格保留了胡同的传统风貌,修复了破旧的四合院,整治了胡同的环境,让这条古老的胡同,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走在胡同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门墩、砖雕、飞檐翘角,感受到老北京胡同的原汁原味;可以看到居民们在门口聊天、下棋、晒太阳,感受到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可以走进郭沫若故居,缅怀文学巨匠,感受笔墨书香;可以漫步在胡同的街巷之间,探寻名人足迹,聆听历史回响。

有趣的是,现在的后圆恩寺胡同,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相得益彰。这边是白发老人在树下摇着蒲扇乘凉,闲谈着胡同的往事;那边是年轻人数着手机,寻找着胡同里的特色小店、网红民宿;这边是古朴典雅的四合院,保留着老北京的建筑韵味;那边是经过改造的文化空间,展示着现代文化的活力;这边是游客们驻足拍照,记录着胡同的美好;那边是居民们悠然自得,享受着平淡的生活。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与融合,正是后圆恩寺胡同生命力的体现,也让这条古老的胡同,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时代的活力。

后圆恩寺胡同的故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生动写照。从元代的昭回坊到如今的文化保护区,从文人雅士的雅集之所到乱世枭雄的临时行辕,从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到百姓生活的栖息地,这条不长的胡同,见证了近千年的沧桑变迁,承载了无数人的悲欢离合,蕴含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它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承载着记忆;它的每一个院落,都隐藏着故事;它的每一缕烟火,都传递着温情。

也许,这就是胡同的魅力所在——它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文化载体,一个记忆容器,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它承载着老北京的历史与文化,承载着百姓的生活与期盼,承载着文人的笔墨与情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本色,传递着不朽的文脉。后圆恩寺胡同的故事,还在继续,每一天,都有新的故事在这里发生,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与回忆,而这些新的故事,终将成为历史,成为这条胡同新的记忆层,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当我们走进后圆恩寺胡同,走进任何一条老北京胡同,我们不仅是在空间中行走,更是在时间中穿行;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今天的市声,更是历史的回响;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当下的烟火,更是深厚的文脉。而这,正是北京胡同最动人之处——在现代化大都市的喧嚣之中,为我们保留了一方可以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安放心灵的空间,让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能够回望过去,铭记历史,传承文脉。

后圆恩寺胡同的故事,是北京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有些东西,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值得我们传承——那些厚重的历史,那些深厚的文化,那些善良的人性,那些温暖的温情。而这一切,都藏在这条看似寻常的胡同里,等待着每一个有心人去发现、去聆听、去感受,去传承、去延续,让这条胡同的千年文脉,永远流淌,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