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7日晚上8点43分，金顺姬第一次看见冰箱里的灯。
在丹东的超市，一台双开门冰箱向她敞开胸怀。冷气像白雾涌出，内壁的LED灯把每一格照得纤毫毕现。那一刻，顺姬愣住了——冰箱里的灯，居然可以一直亮着？
在平壤，冰箱是奢侈品。她家那台苏联产的老冰箱，灯早就坏了。更重要的是，为了省电，冰箱一天只开两次：早上取当天的食物，晚上放剩下的东西。开门要快，像完成一场军事行动。
而这里的冰箱，灯永远亮着。仿佛在宣告：电不是配给品，光是免费的权利。
顺姬的手指触到冷藏室的玻璃隔板，冰凉顺着指尖爬上来。她数了数，光这一层就有十二盒牛奶——全脂的、脱脂的、低脂的、高钙的、燕麦味的、巧克力味的。在平壤，牛奶是配给制，每月两公斤，给六岁以下儿童和六十岁以上老人。她最后一次喝牛奶是七岁生日，奶奶从配额里省出半杯，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膜。
“让一下。”一个推着购物车的中国大妈说。
顺姬慌忙退开。购物车里堆满东西：三桶食用油、五袋十公斤装的大米、整箱的可乐。大妈穿着珊瑚绒睡衣，头发随意扎着，像只是下楼倒垃圾顺便买了这些。那种理所当然，刺痛了顺姬。
她想起母亲。每个月领配给的日子，母亲会穿上最整洁的衣服，提前三小时去排队。配给站的工作人员用粉笔在每个人手背上写号码，像给牲口打标记。有一次下大雪，母亲排了六小时，回来时冻得说不出话，但怀里紧紧抱着两公斤玉米面——那是全家一周的口粮。
而现在，这个穿睡衣的女人，用十分钟就推走了母亲一辈子没见过的东西量。
学校的厕所是顺姬的第二个震撼。
第一次走进去时，她以为走错了地方。瓷砖白得晃眼，洗手液是樱花味的，烘干机嗡嗡作响，每个隔间都有卫生纸——柔软、洁白、免费。
在平壤，卫生纸要凭票购买，每月一卷。质量粗糙得能擦破皮肤，但人们还是省着用。顺姬的母亲会把用过的卫生纸晒干，撕掉沾污的部分，剩下的卷回去再用一次。她们管这叫“二次革命”。
更让顺姬失态的是镜子。一整面墙的镜子，从天花板到地板，照出无数个她。她看见自己苍白的脸、粗糙的皮肤、洗得发白的衣领，还有眼睛里那个惊慌的影子。
一个中国女生走进来，对着镜子补口红。口红的颜色是鲜嫩的橘红，像春天第一朵花。女生抿了抿嘴，转身离开，留下淡淡的香气。
顺姬靠近镜子。她离镜面只有十厘米，能看见自己瞳孔里的纹路。二十一年来，她很少这样仔细地看自己——在平壤，镜子是稀缺品，她家的那面小圆镜裂了一道缝，照出的脸永远是分裂的。
她伸出手，触摸镜中的自己。冰凉、坚硬、真实。
突然想起一件事。小学时，美术课要求画自画像。家里没有镜子，她凭着感觉画了一张。老师看了很久，说：“金顺姬同学，你画的是你想象中的自己，还是真实的自己？”
她答不上来。因为没有镜子，她不知道真实的自己长什么样。
现在她知道了。镜子里这个穿着旧衣服、眼神警惕的女孩，就是真实的金顺姬。而那个涂口红的中国女生，那个穿睡衣的大妈，那些在食堂浪费食物的学生——他们都是真实的，活在一个她无法理解的、充满选择的世界里。
丹东的夜晚不睡觉。
顺姬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某个凌晨两点。她因为时差醒来，走到窗边，看见街对面的烧烤摊还亮着灯。四五个人围坐一桌，啤酒瓶在桌上排成一列，烟雾在灯光下缓缓上升。
在平壤，晚上九点实行宵禁。街道空无一人，只有巡逻队的脚步声。每个窗户都拉着厚厚的窗帘，像无数只闭上的眼睛。夜晚不是用来生活的，是用来等待天亮的。
而这里的夜晚，人们在生活。或者说，在享受一种叫“夜生活”的东西。
顺姬开始观察夜晚。小超市24小时营业，店员趴在柜台上打瞌睡；网吧里坐满年轻人，屏幕的光映在他们脸上；出租车亮着空车灯，慢悠悠地巡街；甚至有一家药店，橱窗上贴着“夜间售药”的荧光字。
最让她困惑的是，这一切都没有“许可”。不需要向谁申请，不需要说明理由。夜晚出门，吃烧烤，去网吧，买药——这些都是“权利”，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的权利。
她想起去年冬天，弟弟半夜发高烧。父亲去找街道主任开夜间通行证，母亲抱着弟弟在屋里转圈。等父亲拿到证明，已经过去两小时。去医院路上，三次被巡逻队拦下检查证件。弟弟最终确诊是肺炎，医生说：“再晚一点就危险了。”
危险的不是肺炎，是夜晚本身。在平壤，夜晚是一种需要许可证才能进入的场所。
而现在，她站在丹东的夜色里，没有人拦她，没有人问她要证明。风吹过来，带着烧烤的香气和远处卡拉OK的歌声。她突然想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弟弟。为那个差点因为“夜晚”死去的孩子。
学期过半时，顺姬终于崩溃了。
那天她去邮局给家里寄信。按照规定，所有信件都要经过审查，所以她写得很小心：学习很好，老师很好，同学们很好。最后一句是：“请转告弟弟，我看见了24小时营业的商店。”
寄完信，她去了江边。鸭绿江在冬天是灰蓝色的，对岸的新义州安静得像一幅水墨画。她找了块石头坐下，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这是她偷偷写的日记，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号。
她写：
今天食堂倒掉了三十七盘剩饭。
超市有五十种洗发水。
同班的女生换了第三个男朋友。
图书馆可以借到任何书。
夜晚是自由的。
写到最后一条时，她停下了笔。自由。这个词像一块滚烫的炭，她既想握住，又怕被灼伤。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同班的中国男生张明。“一个人？”他问。
顺姬点头。
张明在她旁边坐下，也不说话，只是看着江面。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打火机的火光在黄昏里一闪。
“想家吗？”他问。
顺姬没回答。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想家吗？想。但不是思念，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风筝想回到放风筝的人手里，即使那意味着失去天空。
“我奶奶家在江西农村，”张明突然说，“我每年回去都觉得陌生。路修好了，房子盖高了，年轻人都不见了。但奶奶还在，每天喂鸡、种菜、等我们回家。”
他吐出一口烟：“有次我问她，为什么不跟我们进城。她说，我走了，谁给你们的根守门？”
顺姬看着对岸。新义州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她突然明白了什么——她在这里看见的光，是真实的。但对岸的黑暗，也是真实的。就像张明奶奶守着的村庄，就像超市里永远亮着的灯，就像母亲省下的半杯牛奶。
光与暗不是对立的，是并存的。而她被卡在中间，像站在两面镜子之间，看见无数个分裂的自己。
学期最后一天，顺姬去了网吧。
她注册了一个邮箱，这是被严格禁止的。但今天，她想做一件被禁止的事。
她写了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
“妈妈，今天我做了这些事：
买了三种口味的薯片，每种都只吃了几片，剩下的扔了。
在书店看了一本关于其他地方的书。
和一个男生在江边坐了三十分钟，没有说话。
深夜去便利店，只是为了证明我可以。
哭了。不是想家，是为所有我不知道可以有的选择。
妈妈，这里的冰箱灯永远亮着。这里的夜晚属于每个人。这里的浪费是一种权利。
妈妈，我害怕。不是怕回不去，是怕回去后，再也忘不掉这里的灯光。”
写完后，她把邮件保存到草稿箱，然后清空了浏览记录。
走出网吧时，天快亮了。丹东的黎明是粉紫色的，像一块慢慢融化的糖。街上已经有晨练的老人，穿着运动服，动作缓慢而从容。
顺姬站在街角，看着这一切。然后她做了个决定——不是不回去，而是带着这些光回去。把超市的灯光、夜晚的自由、浪费的权利、24小时的选择，统统打包，藏在记忆的最深处。
她要回去告诉弟弟：世界上有永远亮着的冰箱。有可以随时出门的夜晚。有不需要许可证的生活。
也许他们永远无法拥有。但知道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第一缕阳光照在鸭绿江上时，顺姬转身朝学校走去。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丹东的晨光里，像个正在学习站立的、笨拙的巨人。
她知道，一个月后，她将重新成为那个温顺的朝鲜留学生。但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当她见过光之后，黑暗就不再是唯一的真相。
她摸出口袋里的学生证，上面有她的照片：严肃的表情，整齐的头发，标准的微笑。这是国家眼中的金顺姬。
而另一个金顺姬，那个见过24小时便利店、摸过永远亮着的冰箱、在深夜街头哭过的金顺姬，将被折叠起来，像一封永不寄出的信，藏在她身体里最隐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