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五百块,能买一场死法吗
罗布泊
被子被猛地掀开时,我正梦见自己变成了一粒沙子。
不是诗意的、属于大漠的沙子,而是库尔勒某条背街巷角里,混着烟蒂和塑料袋碎片,等着下一阵风来决定去向的那种卑微颗粒。我在无边的昏黄里翻滚,没有方向,没有重量。
“勺子的!起来!太阳都他妈晒糊屁股了,你是打算在我这床上修成木乃伊还是咋?”
吼声像记闷雷,把我从沙粒炸回人形。
李哥立在床边,逆着午后四点钟的光,像尊怒气冲冲的门神。光线给他瘦小的身形镶了层毛茸茸的边,手里那串钥匙叮当作响——这是龙行青年旅舍三楼唯一的、粗暴而有效的背景音。我没动弹,只把眼皮掀开一条缝。上铺的视角很妙,能看见他头顶那片倔强抵抗地心引力的稀疏疆土,还有围裙上那摊油渍,据说是三年前某次炒菜事故的遗迹,如今已与布料长成一体,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我蜷了蜷,把脸更深地埋进枕头:“李哥,沙尘天……沙尘天适合睡觉,古人说……”
“古人说个屁!”
被子被彻底拽走。五月的库尔勒,沙尘暴让气温变得诡异——白天闷热如蒸笼,此刻从窗缝钻进来的风却带着凉意,蛇一样缠上来。我像只被翻过来的旱龟,徒劳地缩了缩。
“麻溜点儿!饭在锅里。” 他走到门口,钥匙串哗啦一响,“再磨蹭,我真喂狗了。”
“咱旅舍有狗?” 我嘟囔着坐起身,骨头嘎吱作响。
“你不就是?” 门砰地关上前,他扔下最后一句,“五分钟,下不来我真倒垃圾桶。”
脚步声叮叮当当地渐远,混入这栋老楼熟悉的声音谱系里:隔壁房间持续不断的咳嗽,像台破风箱;走廊尽头冲水声闷闷地回荡;窗外,库尔勒东站的轮廓在沙尘中模糊成一片灰影,偶尔有火车汽笛撕裂空气,声音传到这里时已被削磨得气若游丝。
今年南疆的沙尘来得邪乎。五月,库尔勒像被装进一只土黄色的毛玻璃罐子,香梨大道上的车流声闷闷的,像是从水底传来。
我叫阿墨。二十七八岁,在龙行青旅这张上铺住了快一个月。时间在这里变得黏稠,像冷却了的羊油,舀一勺,能拉出细长而浑浊的丝。
磨蹭了不止五分钟,我趿拉着那双鞋底即将分家的徒步鞋挪进洗漱间。镜子很诚实——诚实得残忍。头发乱得像被狂风蹂躏过的鸟窝,脸庞消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胡子野蛮生长,最要命的是那双眼睛:里面空荡荡的,像两口被汲干了最后一滴水的坎儿井。
身上这件抓绒衣穿了多久?记不清了。袖口磨得发亮,绒毛板结,像戈壁滩上死去的草皮。
拧开水龙头。水流细弱,温吞,带着铁锈味的凉意刺入手心。我一边刷牙,一边任由思绪乱飘——像断了线的风筝,在漫无边际的昏黄天空里打转。
微信余额127.3,支付宝89,现金卷在袜子里的还有两百出头。拢共,四百二十块七毛。
这个数字要搁八年前,能让我焦虑得整夜盯着天花板,计算每一块钱的逃亡路线。但现在,心里竟一片死寂的平静,甚至有点想笑。钱这东西,就像塔里木河的水,看着汹涌,渗进沙漠就没了踪影。攥得越紧,从指缝漏得越快。
我倒是常琢磨:这四百二十块七毛,到底能买来什么?
是继续在李哥这儿蹭三十个晚上?是买张去往某个陌生小县城的硬座票?还是……干脆换种死法?
牙刷在嘴里机械地来回搅动,薄荷味的泡沫溢出来,带着廉价的化学香气。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这张脸陌生得骇人——
这真是那个二〇一七年蹲在中缅边境,在枪炮声里煮挂面的男人吗?
记忆像被沙尘掩埋的陶片,突然被风吹开一角。那年我二十三,背着六十斤的包,沿着边境线走了三个月。在临沧那段,河对岸正在交火。迫击炮炸起的烟柱一朵接一朵,子弹嗖嗖地从河面上飞过,像某种危险的昆虫。
我在这边一个军事堡垒里面,用石头垒了个灶,捡些枯枝,煮着清水挂面。夕阳把国境碑照得金灿灿的,锅里的水咕嘟咕嘟滚着。我蹲在那儿,看着对岸的硝烟,低头吸溜了一口面,特意加了最后一包榨菜。
那画面荒诞得像部超现实主义默片。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他娘清醒——活着,喘气,吃面,听着死亡的呼啸擦肩而过,这就是全部了。纯粹得像戈壁滩上的石头,被晒得滚烫,却也真实得扎手。
可后来呢?
后来我像一粒被风吹乱的沙,飘到了新疆,认识了李哥,在库尔勒这个青旅里断断续续待了三年多。说是“跟着李哥学西域历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南疆的县城和乡野之间晃荡,偶尔回来,听他讲那些年轻时的疯事,混顿饭,混张床。
工作?上次正经上班是什么时候,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这不重要,真的。
让我心里发慌的,是另一个问题:我现在他妈的到底在活什么?
镜子里的男人咧咧嘴,牙膏泡沫从嘴角淌下来,像垂死之人口吐的白沫。真够埋汰的。
然后,两个影子毫无预兆地撞进脑海——
一个是李哥讲过无数遍的斯文·赫定。那个瑞典疯子,一八九五年,带着几匹骆驼闯进塔克拉玛干,差点死在里面。李哥每次说起这段,眼睛都会放光,仿佛他就在现场:“水喝光了,骆驼杀了两匹,靠喝血撑到和田河……后来挖出了楼兰。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响彻世界!但你说,没有这种疯子,我们知道自己脚下踩着的是什么样的土地吗?”
另一个是阿凡提。不是历史书里的,是动画片里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小老头。倒骑毛驴,晃晃悠悠,用智慧戏弄巴依老爷。穷得叮当响,却永远乐呵呵,驴脖子上的铃铛声能响遍整个绿洲。
斯文·赫定。阿凡提。
骆驼。毛驴。
瑞典。新疆。
探险。活着。
等等。
我的呼吸突然停了半拍。
镜子里的男人眼睛深处,有什么东西“咔哒”一声,像生锈的锁被蛮力撬开。那种光,我已经三年没在自己眼里见过了——像是灰烬深处突然蹦出的火星,微弱,但执拗。
四百二十块七毛。
一头毛驴多少钱?
我猛地吐出嘴里的泡沫,水花溅在镜面上,模糊了那张颓败的脸。但透过水渍,我看见自己的眼睛亮得吓人。
“我他妈怎么就不能……骑头毛驴去喀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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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李哥正在和一口黑铁锅进行每日例行的搏斗。
过油肉在锅里滋滋作响,羊肉、皮牙子、青红椒在滚油中翻滚、碰撞、交融,香气浓得有了形状,像黄色的雾,弥漫在整个三楼走廊。抽油烟机轰轰地吼着,像头被囚禁的困兽。他系着那条万年不洗的围裙——油污层层叠叠,已自成包浆——左手颠锅,右手执铲,动作娴熟得近乎悲壮。火光映亮他半边脸,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在油烟中闪着细碎的光。
我这句话脱口而出的瞬间,时间裂开了一道缝。
窗外的沙尘天忽然有了诗意——那不再是困住我的囚笼,而是将要被我穿越的布景。水龙头滴滴答答的声音,像命运的倒计时。镜子里那张颓败的脸,竟然焕发出一种荒诞而刺眼的光彩。
对啊!阿凡提不也没钱吗?他不也乐呵呵地,骑着头毛驴,从吐鲁番晃悠到喀什噶尔?现代生活给了我什么?人快三十,躺在三十块钱一晚的床位上等死;脸怼着手机屏幕,看别人的生活像一场场华丽的幻觉;银行卡里的数字永远超不过三位数,焦虑像慢性毒药,一点点腐蚀掉对明天的想象。
这四百二十块七毛,与其在微信零钱里慢慢饿死,不如让它变成一场传奇——或者说,一场盛大而滑稽的赴死——的启动资金!
这个念头一旦生根,就像塔克拉玛干边缘的胡杨,把根系狠狠扎进干裂的土地,疯狂地蔓延开来。我胡乱抹了把脸,水都没擦干就冲出洗漱间,拖鞋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响,像匹受惊的、还未学会奔跑的小马驹。
“李哥!李哥!”
没反应。抽油烟机的轰鸣吞没了一切。
“李哥!” 我提高音量,声音在走廊里撞出回音。
我扒在油腻的门框上,看着李哥的背影。他正专注地挥舞锅铲,仿佛那是他征战世界的兵器。羊肉在热油中蜷缩,释放出最原始质朴的香气——那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支撑无数生命穿越荒芜的味道。
“我要骑驴去喀什。”
铲子停了。
抽油烟机还在轰隆,但厨房里忽然静得诡异。我能听见油花在锅底细微的爆裂声,像遥远战场上零星的枪响。
李哥慢慢转过身,动作慢得像一部老电影的定格。那张被油烟熏红、被岁月雕刻出深深沟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用那双被西北风沙磨砺了五十多年的眼睛上下打量我,那眼神不像在看一个活人,更像在审视一件刚出土的、破损严重、不知该归入哪个年代的陶罐。
“啥?” 他问,声音平静得吓人。
“骑驴。” 我重复,声音因为激动而发抖,却异常清晰,“去喀什。从库尔勒出发,沿着二一八国道,翻天山,过草原,穿戈壁,一路向西,到喀什。”
过油肉在锅里继续滋滋作响,一滴滚烫的油溅出来,正落在李哥裸露的手背上。他没动,甚至没眨一下眼,仿佛那灼痛是别人的。
抽油烟机还在徒劳地吼,但世界已经彻底安静了。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沉重而有力,像有人在胸口擂响战鼓——为一场无人理解的出征。
李哥慢慢弯下腰,关掉灶火。蓝色的火焰“噗”地熄灭,像一声叹息。他把沉重的铁锅从灶上端下来,放在旁边的湿抹布上,动作慢得像在进行某种仪式。然后,他解下围裙,仔细地对折,再对折,四四方方,像个豆腐块,郑重地放在灶台边缘。
“把肉端出去。” 他说,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我乖乖照做。那盘过油肉烫得要命,粗陶盘子边缘冒着细小的油泡,浓郁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勾出胃里一阵痉挛的饥饿。等我小心翼翼地把盘子放到大厅中央那张瘸了腿、用砖头垫着的旧木桌上,再回头时,李哥已经坐在靠门的破旧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
廉价的烟草味弥漫开来,混入羊肉的香气,形成一种奇特的、属于这个空间的氛围。他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缓缓溢出,在他脸前盘旋、上升,最终融入昏暗的光线里。
“从库尔勒到喀什,” 他吐出一口烟,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墙上那些斑驳的水渍听,“一千多公里。不是地图上那条平滑的曲线,是戈壁、沙漠、山地、河谷拼起来的锯齿。要翻天山垭口,海拔三千米往上,六月都能冻死人;几十公里没水没草,地表温度夏天能到七十度,鸡蛋放沙子上,十分钟就熟。你要是中暑倒在那儿……”
烟灰积了长长一截,颤抖着,最终不堪重负地坠落,在他洗得发白的裤子上烫出一个微小的黑洞。他没在意。
“冬天更痛快。” 他继续,眼睛望着窗外昏黄混沌的世界,“巴仑台那边,零下三十度家常便饭。我以前跟车队跑过,撒泡尿得带根棍子——边尿边敲,不然就冻成冰柱,掰都掰不断。风像刀子,不是比喻,是真的能割开皮肉,最厚的棉大衣一晚上就被风打透了,像纸一样脆。”
我没笑。他也没笑。这不是笑话,是这片土地给出的、最朴素的生存试卷。
“风沙起来的时候,” 他转过脸,目光第一次真正落在我脸上,那里面有担忧,有恼火,有“这孩子脑子是不是被沙尘堵住了”的难以置信,但深处,似乎还有一丝别的东西——很遥远,很微弱,像埋在灰烬深处的一点余温,“天和地是一个颜色,土黄。你分不清上下左右,指南针乱转,太阳变成一个模糊的光斑。人会在原地打转,走一圈,又一圈,直到力竭倒下。最后变成一具木乃伊,过路的狼都懒得啃——太柴,硌牙。”
他顿了顿,把烟蒂按灭在桌上的空罐头盒里,用力地捻,仿佛要捻死某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当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李哥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他身上有股复杂的味道——烟草的焦苦、羊肉的腥膻、旧书纸张的霉味,还有汗液经年累月渗入皮肤的咸涩,“我年轻那会儿也这样。一个人往罗布泊里钻,差点渴死;冬天翻冰达坂,差点冻成冰雕。那时候觉得特英雄,特牛逼,对吧?觉得朝九晚五的人生是浪费,觉得办公室的灯光是囚笼。”
他离我很近,我能看清他眼白上密布的血丝,像干涸河床的裂纹。
“可后来你猜怎么着?” 他声音低下去,有种罕见的疲惫,“后来我发现,英雄也是要吃饭的。梦想这玩意儿,闻着香,但不能当馕吃,不能当袄子穿,更不能在零下三十度给你取暖。你看看你现在,阿墨,快三十的人了,睡三十块钱的床位,兜比脸还干净。你这不叫旅行,叫流浪。旅行是有选择的离开,流浪是被迫的放逐。你分得清吗?”
大堂里安静得能听见灰尘缓缓落地的声音。窗外的沙尘似乎更浓了,香梨大道上的车灯晕开一团团模糊的光晕,像是融化在污水里的廉价颜料。过油肉在桌上慢慢失去温度,金黄色的油脂凝结成一层白色的霜。
他伸出手,粗糙得像砂纸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那动作很轻,却沉得让我膝盖发软,几乎要站立不住。
“听我一句劝,” 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近乎恳切的疲惫,“在库尔勒找个活儿。工地搬砖,一天两百;餐厅端盘子,管吃管住。先站稳了,把脚踩进这片土地里,扎下根,再说别的。你那点聪明劲儿,用在正道上,能活得很好。何必……”
何必去送死。
他没说出口,但我听到了。
李哥说完这些,没再看我,转身回了厨房。抽油烟机再次轰隆响起,切菜声笃笃地传来,规律而坚定,像某种不容置疑的生活节拍。
我站在原地,没动。
羊肉的香味依然弥漫,但已经冷了,油腻腻地悬浮在空气里。窗外,天彻底黑了,沙尘让库尔勒的夜空变成一种浑浊的、令人窒息的暗红色,没有月亮,没有星星。远处火车站又传来汽笛声,这次清晰了些,像一声悠长而哀伤的叹息。
李哥说得都对。每一个字,都像钉子,砸进现实的地板,牢固,无法撼动。理智在我脑子里疯狂拉响警报,红灯闪烁:你疯了?四百二十块七毛骑驴去喀什?你知道一千二百公里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的脚会磨烂,你的嘴唇会干裂出血,你可能会饿死在无人区,渴死在戈壁滩,冻死在雪山上,被风沙掩埋,被野狼分食——
你的尸体,甚至不会有人发现。直到很多年后,某个探险者或许会踢到你的头骨,惊讶地说:看,这里死过一个傻瓜。
他说得都对。
可是——
可是当我闭上眼,用尽力气去想象李哥描述的那种“正道”,眼前出现的不是工地安全的脚手架,不是餐厅温暖的灯光,不是每个月打进银行卡的、可以计算的安全数字。
我看见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像一条灰黄色的伤疤,蜿蜒着,挣扎着,爬向地平线尽头。路上有辆吱呀作响的木板车,轮子是用旧拖拉机轮胎改的,车辕上套着头瘦骨嶙峋的毛驴,肋骨根根分明,眼神浑浊却执拗。驴背上坐着个男人,蓬头垢面,嘴唇干裂出血痂,指甲缝里塞满黑色的泥,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亮得像戈壁夜空里最倔强的星星,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光。
风很大,吹得他破旧的衣服猎猎作响,像一面破烂的旗。
但那个男人在笑。不是开心的笑,不是幸福的笑,而是一种……认命之后,彻底自由的、荒凉的笑。
我知道这很蠢。蠢到无可救药。
我知道这可能是自杀。一种缓慢的、自找的、毫无浪漫色彩的自杀。
我知道四百二十块七毛,在这个时代,可能连一头像样的毛驴都买不起,更别提车、粮食、水和应对一千多公里无常的装备。
但有些念头,一旦生根,就长成了血肉的一部分。它不是藤蔓,是神经,是血管,缠住每一根骨头,勒紧每一次心跳,与你的呼吸同频。它在你耳边低语,声音越来越响,最终变成轰鸣:去吧。去吧。哪怕死在路上,也比你这样不死不活地、在三十块钱的床位上慢慢腐烂要强。死在水里,好过渴死在岸边。
我睁开眼。
走到窗边。玻璃上蒙着厚厚的、来自塔克拉玛干的沙尘,我用食指,在上面画了一头歪歪扭扭的毛驴。线条幼稚得像孩子的涂鸦。
驴背上,我画了个小人。小人没有精致的五官,只有一个咧到耳根的、夸张的笑容。
指腹传来玻璃的凉。这面窗户三年没擦过了,就像我的人生。
窗外,库尔勒的夜晚彻底降临。沙尘让夜空变成淤伤般的暗红色。香梨大道上的车灯晕开一团团模糊的光。
我知道前面可能是死路。
我知道这可能是最愚蠢的决定。
我知道四百二十多块可能连场像样的葬礼都不够。
我也咧了咧嘴。镜子里的男人,和玻璃上的小人,隔着污浊的玻璃和弥漫的沙尘,一起笑了。
去他个理智。
去他个该走的路。
去他个“活得很好”。
我要骑驴去喀什。
死在路上,或者……
找到那个在枪炮声中安静吃面的自己。
我转身,走向厨房。鞋声啪嗒啪嗒,这次像奔赴战场的马蹄。
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我对着李哥的背影说:
“驴市在哪?”
他炒菜的动作顿了顿。肩膀微微下沉,像是卸下了一副担了很久的担子——不是赞同,而是认输。对时间认输,对青春认输,对每个疯子都必然要走一遭的绝路认输。
没有回头。
很久之后,传来一声深深的、疲惫的叹息。
“巴扎天我带你去。”
那晚我没睡。
躺在吱呀作响的上铺,盯着天花板上那片被岁月熏出的、形如西域古地图的水渍。楼下偶尔传来晚归旅人的咳嗽和开门声,库尔勒火车站的汽笛定时撕裂夜空,像某种亘古的计时器。
凌晨三点,李哥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不是回房,是朝我的方向。
门被推开,没开灯。他像个影子立在门口,手里夹着的烟头明灭。
“睡不着?” 他声音沙哑。
我没吭声。
他走进来,坐在我对面的下铺床沿。火柴划亮,又点了一支。两点猩红在黑暗中对峙。
“想听故事吗?” 他问,“真的那种。”
“什么故事?”
“死在路上的故事。” 他深吸一口,烟雾从他鼻孔缓缓溢出,“不是小说,是真事儿。正好……”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睡着了。
“先说沙漠。罗布泊。” 他终于开口,声音像从地底传来,“一九八零年,彭加木。生物化学家,中科院新疆分院院长。六月,带科考队进去。水不够了,他留下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一个人走了,再没回来。国家出动军队、飞机,地毯式搜索,什么都没找到。到现在,四十四年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黑暗中,我能听见自己吞咽口水的声音。
“一九九六年,余纯顺。” 李哥继续说,“中国徒步第一人。走了八年,准备征服罗布泊。六月十七号——和彭加木失踪同一天,你说巧不巧?电视台跟着,做好了纪录片。他非要一个人走最后一段,说‘如果我余纯顺走不出罗布泊,就是天要亡我’。结果真没走出来。找到的时候,遗体在帐篷里,脱水而死。离补给点就三公里。”
烟头猛亮了一下。
“更早的,一八九四年,瑞典人斯文·赫定闯罗布泊,发现楼兰古城,震惊世界。但他庞大的探险队呢?死的死,散的散。沙漠是会吃人的,阿墨,大自然不挑食。”
我喉咙发干:“那……雪山呢?”
“雪山?” 李哥冷笑一声,“一九五九年,苏联乌拉尔山。九名学生组成的登山队,全死在霍尔扎赫拉特山上。帐篷从里面割开,人跑出去,有的只穿内衣,零下三十度。有的头骨碎裂,胸骨骨折,像被车撞过。苏联调查说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草草结案。最近才有科学家推测,可能是罕见的小型板状雪崩——人在帐篷里睡觉,雪崩来了,几吨重的雪块砸下来,跟被卡车撞没区别。”
他顿了顿:“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雪崩不是马上发生的。他们在山坡上挖了个洞搭帐篷,九个小时后,雪才塌下来。九个小时啊,足够睡一觉,做个美梦,然后……砰。”
我后背发凉。
“新疆的山,只会更残酷。” 李哥的声音低下去,“天山达坂,每年都有失踪的。找到的时候,通常已经变成‘冰人’,保持着生前的姿势。有个牧民告诉我,他见过一个,蹲在岩缝里,双手抱膝,脸上表情很平静,像在躲风。但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沉默弥漫开来,比黑暗更稠。
“李哥,” 我终于问,“你刚才说……是真的?”
他嗯了一声:“想起你这些年说的‘跟着我学西域历史’。屁。你这三年,就学了点皮毛。知道新疆现在正经的研究在搞什么吗?”
“什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他一字一顿,“新疆各民族文化,从来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十二木卡姆》,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都是中华文化宝库里的珍品。可这些,你了解多少?”
我哑口无言。
“还有,” 他继续,“伊斯兰教不是维吾尔族天生信仰的。历史上,他们信过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直到九世纪末十世纪初,喀喇汗王朝发动宗教战争,灭掉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才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这是个历史事实,不是批评什么,是让你明白——这片土地的文明层,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也复杂得多。”
我愣住了。这些,他从未讲过。
“现在新疆大学那些教授在研究什么?” 他自问自答,“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文化润疆、富民兴疆、南疆突出问题、突厥学……都是关系到这片土地未来的真问题。而你呢?你想的是‘骑驴去喀什’。浪漫吗?浪漫。有用吗?屁用没有。”
他说得对。我像个小丑。
“可李哥,” 我挣扎着,“如果……如果我这一路,不只是骑驴呢?如果我也去看,去问,去记呢?去看那些真正的变化,去问普通人怎么活,去记下这片土地现在的样子……”
“然后呢?” 他打断我,“写成游记?发在网上?换几个点赞?阿墨,学术研究需要体系,需要方法,需要深耕。不是走马观花就能搞明白的。新疆历史文化、昆仑文化、吐鲁番学……这些领域,多少学者一辈子钻进去,才勉强摸到点门道。你凭什么觉得,骑个驴走一趟,就能理解这片土地?”
我无法回答。
烟头熄灭了。李哥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库尔勒的夜依然浑浊,但东边的天际线,似乎透出了一丝极淡的、几乎无法察觉的灰白。
“但话说回来,” 他忽然转身,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松动,“那些死在沙漠、死在雪山的人,他们为什么去?”
“为了……探险?科学?荣誉?” 我试探着回答。
“可能吧。” 李哥说,“但我猜,更多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我能走到哪里’。”
他走回床边,俯视着我。黑暗中,我只能看到他眼睛的轮廓,但那里面的东西,我看不清。
“彭加木失踪前,科考队其实已经发出求救信号,救援物资第二天就能到。但他等不及,或者说,不想等。他要自己去找水井。余纯顺也是,明明可以跟摄制组一起走,非要独闯。为什么?因为‘被救’和‘自己走出来’,是两回事。”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李哥一字一句,“有些人,宁愿死在路上,也不愿活在别人的剧本里。这很蠢,但……我理解。”
他拉开房门,走廊的光漏进来一瞬,又消失。
“睡吧。” 他说。
他顿了顿。
“如果你真要去,答应我一件事:每到一地,去找当地年纪最大的人聊天。问他们三件事:一、这片土地过去五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二、他们最骄傲的传统是什么,现在还在吗;三、他们希望十年后的新疆是什么样子。记下来,回来告诉我。”
“这……算是田野调查吗?” 我苦笑道。
“算个屁。” 他哼了一声,“顶多是……给这场愚蠢的自杀,加点稍微像样的理由。”
门关上了。
我躺在黑暗里,耳边回荡着那些名字:彭加木、余纯顺、斯文·赫定、迪亚特洛夫登山队……他们死了,死在沙漠,死在雪山,死在寻找的路上。
而我,要用四百二十块七毛,骑一头还没买到的驴,重走他们的路。
荒谬。
但也许,这就是答案——不是对世界的答案,是对自己的。
窗外,第一缕真正的晨光,终于刺破了沙尘的囚笼。
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