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湖千年回响：一湖碧水间的历史脉动

大山社区的油菜花海

花桥村边的毛里湖畔

在湖南津市东南部，有一片水网纵横、山岗环绕的神奇土地——毛里湖。它不仅是湖南省第一大溪水湖、第二大淡水湖，更是西洞庭千年沧桑的见证者。这片总面积达6250公顷、集饮水、调蓄、养殖、灌溉功能于一身的湖泊，以其九十九汊、九十九湾的独特地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

李家铺赶场

一、远古回音：从楚地到郡县的千年沿革

毛里湖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这片土地属楚地范围，楚文化的影响在这里深深扎根。秦朝统一中国后，始置郡县，毛里湖地区划归黔中郡管辖，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体系。

西汉时期，这片土地属潺陵县，这是该地区首次有明确县级建制的记载。三国时期，毛里湖地区先属蜀地，后为作唐县地，见证了三国鼎立时期政权更迭对边缘地区的影响。隋开皇年间（589年），县地更名，毛里湖境域东部属潺陵县（今安乡），西部属澧州，形成了东西分属不同行政区的格局，这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

唐宋时期，毛里湖地区迎来了重要发展机遇。随着洞庭湖的全盛时期到来，这片土地成为洞庭湖西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到清朝中期，是洞庭湖面积最大的时期，“横亘八九百里”，毛里湖的丘陵地带构成了洞庭湖的西岸线。这一时期，毛里湖作为洞庭湖的一部分，水运发达，商贸繁荣，成为连接洞庭湖平原与武陵山区的重要节点。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大明一统志》对澧州集镇的记载中，特别提到了“石龟山市”（今保河堤镇属地），这是关于毛里湖地区集镇最早的详细记载之一。明代弘治年间编纂的《岳州府志》记载：“公安与安乡接壤，因都有‘黄山’，公安在山北，安乡在山南”，这与今天的区划格局相当。而当时的孱陵县辖区，可能包含了今安乡南部、南县北部和津市保河堤地区。

清朝时期，毛里湖地区属澧州管辖。《孟姜山志》记载：“在山南三十里，嘉山一里。东为桃林东里，西为桃林西里。湖有九十九湾，周数十里。水色清澈，四时如秋，故谓之秋湖。其草多菱荷，其鱼多大鲋。洲渚盘纡，松筠环绕。以其在四山之内，渔家谓之里湖。”这段文字生动描绘了当时毛里湖的自然景观和地理特征。

二、民国变迁：从传统乡里到现代行政区划

中华民国2年（1913年）9月，北洋政府实行废州改县，毛里湖地区境域东部属安乡县永裕乡，西部属澧县青赋乡，延续了历史上东西分治的格局。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变革，标志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向现代行政体系的转型。

关于青赋乡，台湾出版的《澧水乡谭》中，张培玉先生回忆道：“我是澧县青赋乡人，自新洲沿澧水下游约二十八华里，地名七里湖，小地名下夹堤口，宅后有澧水灌入湖中。”他详细描述了七里湖的构成：“七里湖是总名称，实则它由很多小湖和湖汊组成的，如育途湖，南湖汊，都属鲁家坪的幅员。有个长形的小湖，出伏牛嘴便是大湖。而大湖分别由范家湖和东湾得组合而成。另外如董家汊、郑家汊、七旺坡、大潭溪等。”

民国时期的毛里湖市，据记载位于毛里湖河堤中段、地近狗儿海。“河堤全长俗称三里，实际恐在五至十公里左右。住户商店多为茅茨土阶、砖瓦木造房屋不多。酒馆、茶舍、小吃店，林立于河堤两旁。谷米、鱼行、山货店，亦复不少。”这段文字勾勒出民国时期毛里湖市集繁荣的景象。

这一时期，毛里湖地区的水运依然发达。安乡作家阮晓思1943年的记载描述了一次横渡毛里湖的经历：“过了湖再渡澧水，便到澧县所辖之保河堤。现在最后一关就是如何安全横渡澧县毛里湖了。据说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大湖，水深浪阔，尤其怕遇到大风。”这段文字既反映了毛里湖的广阔和航行之险，也说明了它在区域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三、新中国初期：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与稳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里湖地区经历了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1950年代初期，保河堤镇境域分设瑞民、石龟、樟树3乡，属津市新洲区。1953年划归澧县管辖，1956年合并为毛里湖乡。1958年9月，实行人民公社体制，毛里湖、渡口、棠华3乡合并成立渡口人民公社，1959年又划归津市。这种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反映了新中国初期对地方行政管理的探索。

与此同时，李家铺乡的行政区划也在发生变化。清代末期，李家铺乡域属澧州桃林东里。民国时期为澧县清赋乡第三保、第五保、第六保、第七保。1949年澧县解放后，分属樟树乡、双坪乡、道林乡。1956年，三乡合并为李家铺乡。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与白衣乡合并，成立白衣人民公社。

1961年，随着国家调整人民公社规模的政策实施，渡口人民公社析出部分区域成立毛里湖人民公社，李家铺地区也从白衣人民公社析出，成立李家铺人民公社。1963年，毛里湖人民公社又划归澧县管辖。1984年，全国范围内撤社改乡，毛里湖人民公社改为毛里湖乡，李家铺人民公社改为李家铺乡。1985年，毛里湖乡划归津市，易名为保河堤镇；李家铺乡也于同年12月划归津市市管辖。

2015年11月23日，保河堤镇和李家铺乡成建制合并设立毛里湖镇，辖24个建制村，4个社区居委会，总面积105.3平方千米，总人口45762人（2017年）。这一行政区划调整，标志着毛里湖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自然变迁：从洞庭一隅到独立湖泊

毛里湖的形成和演变，与洞庭湖的历史变迁密不可分。在地质历史上，毛里湖曾经是西洞庭湖的一部分，是古洞庭湖的西界，保存着原始湖岸线。唐宋到清朝中期，洞庭湖达到全盛时期，北到层山、九斤麻、蒿子港、石龟山一带，南临南湖、民主垸及湘滨垸，东至湘阴、营田、磊石山及岳阳，而毛里湖的丘陵地带则是洞庭湖的西界。

关于毛里湖与洞庭湖分离的时间，存在不同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毛里湖与澧水的割离发生在明朝末，保河堤菱角湖至田家山一线筑堤后形成内湖。另一种记载则显示，直到1954年综合治理西洞庭湖时，毛里湖才完全成为内湖。而与之相邻的西湖，则是在1954年综合整治西洞庭湖时才成为内湖，1966年开挖朱毛山洪道后，毛里湖与西湖才连接起来，当地习惯把相连的两湖统称为毛里湖。

毛里湖名称的由来也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因为湖周山岗环绕，谓之“里湖”；在一些旧的地方资料里也记为“毛李湖”，大概是湖周边毛、李姓多的缘故。另一种传说则与元代历史相关：元代末期，任职山西省平阳府的毛三浦中年返乡回到嘉山村鲁家坪，与其舅李滨（李家铺人）迁居小斗村大野湖，骑马圈地，挽草为界，经济迅速发展；当地人尊重他俩，将大野湖改名“毛李湖”，“李”与“里”同音，后人便叫此湖为“毛里湖”。

毛里湖的形态十分独特，俯瞰图像珊瑚，又像两只腾飞的凤凰。这源于毛里湖千转百回，支汊众多的特点。究竟有多少道汊、多少个滩、多少道湾，没有人认真数过，当地人喜欢用“99”代表数量繁多，于是有了“九十九汊、九十九湾、九十九滩”的说法。这个数字既体现了湖泊的复杂地貌，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九”这个数字的特殊情感——九是阳数之极，九十九则寓意数量极多。

五、水运兴衰：从商贸枢纽到交通变迁

毛里湖地区“靠毛里湖临澧水，河道众多，水运发达，自古以来商贸较为繁荣”。民国年间至20世纪60年代，集市位于中南村双合口，紧挨毛里湖，来往商贸船只众多，主要经营桐油、淡水鱼类、肉类、棉花、粮油、木材、日杂等。

安乡作家阮晓思1943年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毛里湖水运的状况。而安乡作者彭荣贵对1954年的回忆，则描绘了洪水期间人们通过水路逃难的场景：“父母租用一条小船，从安乡城关出发途经西城垸、七家垸、羌口、石龟山、毛里湖、（七里湖）到嘉山登岸。一路上能看到有很多的逃难人。”

陈老师听涛1973年5月30日的记载，则反映了当时毛里湖地区的水路交通网络：“穿过毛里湖公社经过保河堤回家……当年五月底河里已经开始涨水，保河堤旁的澧水河道被中间的一个狭长的芦苇洲分开成两道河，先坐澧县的船到洲上，穿过芦苇洲再坐安乡的船过河到安丰的豆港，上堤后沿河堤往北走直到张九台过河再到安凝公社。共七十余里，过三道河，到家要一整天。”

20世纪50年代，毛里湖供销社成立，供应副食品、日用百货等。60年代初，因发生火灾，集市整体从双合口搬至河口，到1985年，发展为包括粮店、车站、卫生院、屠宰场、电影院、仓库及众多商铺的集镇。

保河堤镇在水运时代被称作津市的“小香港”，澧水龟山码头货运四方，商贸繁荣。作家李湘莲记载：“保河堤镇被称作津市的‘小香港’。从毛里湖镇到毛里湖湖边，不过几公里的距离，在枯水的冬天，可以沿着湖汊走到湖的深处去。”

随着公路交通的发展，毛里湖地区的水运逐渐衰落。1973年底，津市的公共汽车通到渡口，改变了当地依赖水运的交通格局。但毛里湖的水运传统仍在当地人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

六、文化积淀：从古迹遗址到民间传说

毛里湖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古迹遗址众多。已发现的遗址包括罗家台遗址、欧家台遗址、吉安湾遗址、范家嘴遗址、石龟山寺遗址、龙王庙遗址、刘家湾遗址、鱼心嘴遗址、道林寺遗址等。这些遗址年代跨度大，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都有分布，其中川门古陵桥遗址为战国文化遗址，证明了该地区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类活动。

古墓葬方面，已发现钟嘴战国墓、砂仁咀战国-汉墓群、陈溪坪元朝墓、罗家湾明墓、长岭岗战国至六朝墓群、石龟山战国至明墓群等。这些墓葬的发现，为了解毛里湖地区的历史变迁和丧葬习俗提供了实物资料。

碑刻方面，双坪斗湾山碑刻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此外，还有学堂湾抗日遗址、梁氏祖祠、金鸡庙、文峰庙、利家庵、土桥刘氏祖祠、古箭楼、陈氏祖祠、珍珠寺、曾氏祖祠等历史建筑。

毛里湖地区的民间传说丰富多彩。花桥村雷氏族谱记载了“毛里湖素有七桥八拐（湾）九里十祠堂十一庙十二生肖一十三官之说”。这些传说既反映了当地的自然景观特征，也体现了民间文化的创造力。

“七桥”包括毛里湖的花桥、建国—圈门古堤桥、土桥峪的俗郝桥、齐心—钟灵马家桥等；“八拐（湾）”包括刘家湾、黑沙湾、三房湾、贺家湾等；“十二生肖”则巧妙地将十二生肖动物名称与毛里湖的湖汊名称结合，如柏林村的“老鼠堰”、花桥村“西牛望月”、棠华港口“雷虎坪”等。

关于“九十九个汊，缺少一个挑盐坝”的传说，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传说古代阴阳大师点评毛里湖时，指出“九十九个汊，缺少一个挑盐坝”，意味着毛里湖虽有九十九汊，但因缺一汊而不能成海，湖里没有盐。解放后勘察队勘察发现毛里湖湖底有盐床存在，印证了阴阳大师的说法。

毛里湖地区还流传着许多水怪传说。台湾《澧水乡谭》记载：“澧县白云乡境内，有口丘陵环绕，平静如镜的水湖，名叫‘茅里湖’……相传某日有渔翁垂钓湖边，连续获面盆大小之鳖数十只，正在得意间，突然湖中浮出三四丈方圆之大鳖一只……”这类传说反映了人们对毛里湖深不可测的敬畏心理。

作家李湘莲记载了“缆索精”的传说：“有一晚一条鱼也没网到，正失望收工之际，突然网中现出一截茶杯粗鲜亮结实的棕缆索……越拉越有最后船舱都快装满了缆索还没完……渔人话音方落，船上的缆索竟象有人拽着一样滑下水不见……”这类传说既神秘又富有趣味性，成为毛里湖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历史人物：从地方贤达到传奇英雄

毛里湖地区历史上人才辈出。明代澧州人李如圭（1479-1547年），字国宝，出生于澧州嘉山南三十里桃林东里樟树岗下（今津市李家铺乡土桥村）。他是明代著名学者和官员，其诗文至今仍有流传。

《孟姜山志》记载：“霍状元宅在山南三十里桃林东里土桥峪北。宅南向。咸丰间土人于基前凿池，掘得古剑并至元、元贞、延佑等钱。基后东北里许有文峰山，古有庙，是其读书处。又有第在澧城北门外珍珠街。有井，人呼状元井。”这段记载反映了毛里湖地区历史上的文化教育成就。

樟树村古墓碑与萧公金头颅传说，则揭开了一段尘封四百年的忠臣往事。墓碑铭文显示墓主“萧公”为明末兵部官员，题碑者为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贺逢圣。传说萧公遇害后，天启皇帝（或朝廷）为其平反，并特赐金头颅下葬，出殡时抬棺绳索断于莲花台（今樟树村6队），萧公遂安葬于此。守墓人隐姓埋名，世代守护，形成了今天的樟树村萧（肖）氏家族。

毛里湖地区还与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杨幺有着密切关系。杨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以洞庭湖为中心开展起义活动。据史料考证，杨幺祖籍为津市渡口镇枫树村，自幼以打渔为生。他在“抗金灭宋”的战火中，高举大旗，攻克新洲府，并以此作为基地开始屯垦、练兵、征战。毛里湖地区留下了许多与杨幺相关的遗迹和传说。

渡口地区传言，杨幺曾以渡口一带为中心，在白云山、红岩寨、武岗寨屯兵。渡口有几处老地名就与这支起义队伍有关：铁匠岗是义军铸造兵器的地方，挂蟒山是杨幺晒过蟒袍和铠甲的地方，烽凸岭是义军燃烧狼烟烽火的台基，愿得岗则是战船抛锚靠岸之所，八宝湖曾是义军与官兵的水军激烈交战的战场。

清初吴三桂也在毛里湖地区留下足迹。他曾酣战于江南一带，后又屯兵洞庭湖畔，率兵攻占毛里湖后，为操练水师，亲自选定三面环水、一面濒岸的临高之地为练兵场，且专设打鼓台，亲自击鼓训兵。现毛里湖水域就有当年吴三桂操练水师时留下的打鼓台遗址。

八、民俗风情：从生产生活到节庆习俗

毛里湖地区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色。

渔业文化是毛里湖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毛里湖周边不少人以打渔为生，过着悠闲恬淡的渔家生活，创造了简单质朴的渔文化。明代夏原吉《忠肃集》卷三《观打鱼》真实记载了洞庭湖和江汉平原一带的渔家生活和渔家文化。

毛里湖的捕鱼工具和方式多种多样。最有特点的是当地人所称的撑篙网，需要两人配合使用。还有一种叫麻罩的捕鱼工具，由一只小木船，一把砣叉，一把戟子组成，一人操作使用，一般以捕底水鱼为主。此外，还有打手网、放卡子、钓鱼、用鸡罩捕鱼等多种方式。

每到春季，各种鱼类到湖边水草中或与湖相通的低洼田沟交配产仔。只要“人在湖边走，就有鱼到手”。若在田间劳动，时有鳝鱼、甲鱼和乌龟等成为囊中之物。这些鱼类成为毛里湖周边居民的主要荤类食材。

农耕文化在毛里湖地区同样源远流长。位于毛里湖附近的大溪文化遗址证明该地区农耕历史悠久。《史记》载：楚地饭稻羹鱼，自古有“鱼米之乡”美称。毛里湖地区的农民讲究精耕细作，旧时种水田多为三犁三耙，依次称犁板田，打中耙，耖插脚。珍视种子，注重育秧，有“宁可饿断肠，不能吃种粮”，“会做不如勤换种”，“会做田的坐一丘”，“秧好半截禾”的俗语。

节庆习俗方面，毛里湖地区有着丰富的传统。春节过后有相互请客吃饭的习俗，叫请春客。舞狮子、玩竹马、打道琴也风行一时，一般从小年开始，元宵节结束。在娶亲嫁女时，有给新娘“开脸”（用细线绞去脸上汗毛）的习俗。男女结婚正期有请吹鼓手“座吹”的习俗，客人前来道喜时吹迎宾曲。

男女双方有“陪十弟兄”和“十姊妹”的风俗，一般由同龄的亲朋好友参与。入夜，在堂屋布置一桌丰盛的酒席，进行唱歌等活动，一般以民歌或四言八句为主，建国后还唱当代歌曲，不能重复唱，有不唱歌的用喝酒代替，气氛非常活跃，整个过程一般持续到鸡叫时结束。

饮食文化方面，毛里湖地区有着独特的传统。冬至时节，有酿绿豆皮儿（又称豆茧的）的习俗。还有一种荞麦绿豆皮，做法类似。豆茧的是冬至过后农村里中午的一餐美食，到菜园里揩点蕻儿，用菜籽油稍微炒下，再加入毛里湖的水，煮半锅汤，下入豆茧的，就是一道人间美味。

冬至还有“福年猪”（杀年猪）的习俗。杀年猪时，师傅挑着担子，一头是椭圆形“腰盆”，另一边是个竹篮，里面有刀具、铁刮之类。杀年猪的人家早已烧好了开水，准备了一条板凳。杀猪后，用盐腌渍，悬挂在火坑之上或者厨房的灶火上端，烟熏火燎，制成腊肉。

冬至还有晒阴米的习俗。选一个大太阳的日子，洗干净蒸饭的大甑，新打的糯米煮开花后放入甑中蒸成较硬的米饭，再倒在竹蔑席上摊开晒，连着晒几个太阳后，就变成了干干的“阴米”。阴米可以做阴米粥，炒泡儿，做泡儿糖。每年腊月二十八，开始炒泡儿，有盐炒和沙炒两种方式。

九、生态变迁：从自然资源到环境保护

毛里湖的生态环境经历了显著变化。历史上，毛里湖“水色清澈，四时如秋”，“其草多菱荷，其鱼多大鲋。洲渚盘纡，松筠环绕”。湖内水草茂盛，主要有芦苇、莲藕、水菱（菱角）、茭白（蒿苞）等水上植物。水下植物有大茨藻（刺藻）、菹草（麦黄草）、扁担草、水莴麻、牛尾草、丝草等，这些水草都是鱼类天然饲料。

毛里湖鱼类品种繁多，包括四大家鱼，还有鲫鱼、鳊鱼、桂鱼、翘鱼、鳡鱼，黑鱼、水鱼、鳝鱼等。湖中鸟类品种也不少，最漂亮的有鸳鸯，常在湖边农舍适当的地方下蛋产仔。每到冬季，有大批向南迁徙的候乌在此越冬，其中有灰鹤、黑颈鹤、赤麻鸭、秋沙鸭、斑嘴鸭、野鸭、渔鸥等，满湖都是，场景非常壮观。

1958年10月7日，津市与澧县合并，津市成为澧县下辖行政区。正值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澧县人民政府在西湖设立了地方国营养殖场（西湖渔场），大力发展渔业生产。1960年春节时，正值澧县人民公社建设如火如荼，津市与毛里湖在行政上均隶属澧县管辖，毛里湖是澧县地方国营的一个综合养殖场，正大力发展渔业生产。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毛里湖的生态状况也面临挑战。湖水污染、湿地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逐渐显现。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毛里湖的生态保护工作逐渐加强，湖泊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十、红色记忆：从革命活动到抗日遗址

毛里湖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31年4月，红军游击大队将队伍从临澧县境南部转移到县境东部的峰古山、毛里湖一带开展活动，营地设在峰古山大庙，准备寻机消灭陈家河的铲共义勇队，镇压一批地方土豪恶霸。

当时，有一支30多人枪的川军队伍，武器好，弹药充足，脱离部队驻扎在毛里湖，准备筹备给养回四川。有消息说，临澧县保安队准备围剿这支队伍。游击大队及时与这支队伍取得联系，随时伺机打击县保安队。

没几天，临澧县保安大队在大队长汤秋湖的带领下，前往毛里湖清剿川军队伍。待保安队刚刚开进到毛里湖湖汊前沿，队伍还没有展开，游击大队便先发制人，一颗子弹结束了汤秋湖的生命。保安大队出师不利，先损主将，惊恐万状，急忙抬着汤秋湖的尸体往回窜。汤秋湖毙命没几天，安乡县焦圻市的保安大队长李昌桂又带兵围剿，也被游击大队击毙。

这次战斗被称为“毛里湖歼击保安队”，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的一次重要战斗。它打击了地方反动武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

毛里湖地区还有学堂湾抗日遗址，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当地军民的抗日活动。这些红色遗址和记忆，是毛里湖地区宝贵的历史遗产，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历程。

结语：毛里湖的未来展望

毛里湖，这片有着千年历史的土地，承载着丰富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从远古的楚地到今天的毛里湖镇，从洞庭湖的一部分到独立的湖泊生态系统，从繁忙的水运枢纽到生态保护区，毛里湖经历了沧桑巨变。

今天的毛里湖，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毛里湖的生态价值日益凸显；随着文化旅游的发展，毛里湖的历史文化资源得到更多关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毛里湖地区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保护毛里湖的自然生态，传承毛里湖的历史文化，促进毛里湖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的责任和使命。让毛里湖的碧水长清，让毛里湖的故事代代相传，让毛里湖的人民生活更加美好——这是对毛里湖千年历史的最好回应，也是对毛里湖未来的美好期许。

毛里湖的故事千千万，毛里湖的历史说不完。这片神奇的土地，就像它那九十九汊的湖水一样，蕴含着无穷的奥秘和魅力，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去发现、去珍视、去传承。在历史的长河中，毛里湖将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在时代的画卷上，毛里湖将继续展现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