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秋，平壤高丽饭店宴会厅。

李贞淑站在水晶吊灯下，背脊挺得笔直——这是导游培训的第一课：仪态代表国家尊严。她面前的长桌上，摆着外事部门特批的“国宾宴”：铜碗饭、九折板、烤鸭肉、人参鸡汤。在她身后服务的三个朝鲜服务员，在给中国游客上烤明太鱼时，喉结都动了动。

“这鱼太咸了。”主桌戴金链的中年男人皱皱眉，把只吃了一筷子的鱼推到桌边。银质盘子边缘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贞淑的微笑僵在脸上。这条明太鱼需要特别供应批文，相当于普通家庭一个月的肉食配额。她想起昨晚弟弟的晚餐：半碗米饭，一碟泡菜，几片腌萝卜。

“各位，这道菜是我们的传统美食。”她听见自己用训练过无数次的声音说，“明太鱼富含蛋白质……”

话没说完，另一个游客已经转向服务员：“有老干妈吗？这菜没味儿。”

老干妈。贞淑知道这个词。去年有个中国游客送了她一小瓶，她藏在宿舍柜子最深处，只在特别想家时用筷子尖蘸一点点。那瓶辣酱吃了八个月，最后连瓶壁都刮干净了。

而现在，这些人要把它当普通调料，随意浇在国宴上。

行程第三天去妙香山，旅行社安排了便当。贞淑负责分发——每个中国游客一盒：白米饭、煎蛋、两片午餐肉、泡菜。标准配置，在朝鲜已是上等待遇。

大巴停在休息区。中国游客们下车活动，便当盒随意放在座位上。贞淑在过道里缓慢走动，假装检查卫生，眼睛却盯着那些饭盒。

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米饭剩了大半，午餐肉只咬了一口。第五排，煎蛋被挑出来放在盖子上，蛋黄已经凝固。第七排，整个便当几乎没动，游客说“没食欲”。

贞淑的胃开始抽搐。不是饿，是愤怒——对这些浪费的愤怒，也是对不得不目睹这些浪费的自己愤怒。她想起母亲的话：“一粒米养活一个人。”在1990年代“苦难行军”时期，母亲靠每天150克玉米配给活了下来，把省下的口粮喂给当时还是婴儿的她。

而现在，这些被随意丢弃的米饭，够救活多少婴儿？

回程时，贞淑最后一个上车。她提着黑色垃圾袋，缓慢地收集每个座位上的便当盒。手指碰到那些剩饭时，她感到一种灼烧般的羞耻。

在车厢最后一排的角落，她停下脚步。地板上散落着几粒米饭，可能是谁打开饭盒时掉落的。其中一粒被踩扁了，粘在陈旧的地毯纤维上。

贞淑蹲下身，用指甲小心地抠起那粒米饭。已经扁了，沾着灰尘，但依然是米。她环顾四周——游客们在睡觉，司机看着前方——迅速把那粒米放进嘴里。

咸的。混着地毯的灰尘味，和某种说不清的苦涩。

晚上自由活动，中国游客们聚在某个房间打牌。贞淑作为导游必须在场，尽管她听不懂那些关于“赌注”的笑话。

桌上堆满零食：薯片、巧克力、牛肉干，还有几包拆开只吃了一半的饼干。凌晨两点散场时，戴金链的男人挥手：“李导，这些都扔了吧，吃不完。”

那声“扔了吧”说得那么轻巧，像在说“关灯吧”。

贞淑提着装满零食的垃圾袋走向后厨通道。走廊尽头的垃圾桶旁，她停下脚步。

她应该直接把袋子扔进去。这是规定——涉外酒店的垃圾必须集中处理，防止“不洁物品”外流。

但她的手停在半空。

最终，她打开垃圾袋。薯片碎成小块，但还能吃。巧克力融化又凝固，形状古怪，但撕开包装，里面还是甜的。牛肉干真空包装，完好无损。饼干只是受潮了，掰开，内层还是脆的。

她把能救的食物一样样拣出来，装进随身带的布包。布料很快被油渍浸出深色斑点，像一块块羞耻的烙印。

回到宿舍已是凌晨三点。同屋的导游睡得正熟。贞淑在公共洗手间最里面的隔间，打开水龙头让水哗哗流，然后从布包里掏出那些“垃圾”。

她吃了一块受潮的饼干。甜，太甜了，甜得发腻。她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吃糖，是父亲从中国丹东带回的一颗水果糖，她舔了整整三天。

现在，她把一整块饼干塞进嘴里，嚼得很快，像做贼。

行程最后一天早餐，餐厅发生了“鸡蛋事件”。

按照标准，外宾早餐每人一个煎蛋。但戴金链的男人要求：“再给我三个，我爱吃鸡蛋。”

服务员看向贞淑，眼神求助——鸡蛋是限量配给的，多给一个都需要经理特批。

“先生，我们的规定是……”贞淑话没说完。

男人掏出钱包，抽出十美元拍在桌上：“一个鸡蛋一美元，够不够？”

十美元。在平壤黑市可以换到五斤猪肉，或者二十斤大米，或者弟弟那件渴望已久的中国产羽绒服。

餐厅经理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他弯腰拾起那张美钞，微笑说：“马上为您准备。”

三个煎蛋很快送上来，煎得金黄，边缘微焦，是贞淑见过最完美的煎蛋。男人吃了两口，放下筷子：“油太多了，腻。”

那三个几乎完整的煎蛋，连同十美元买来的特权，一起留在白瓷盘里，渐渐变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