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内容为虚构故事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沈工，在这里尿尿得带根棍子，不然你就得把自己跟这块冻土焊在一起，明白我意思吗？”

老顾蹲在监测站那辆破旧的乌拉尔越野车边，吐出一口白雾，那雾气几乎在离口的一瞬间就凝结成了冰渣，簌簌地落在他的皮帽子上。

我紧了紧身上那件沉重得像铁甲一样的极地防寒服，隔着三层手套握住冰冷的门把手，苦笑道：“老顾，这冷笑话在零下六十度听着，一点都不好笑。”

“这不是冷笑话，这是奥伊米亚康的生存法则。”老顾转过头，那张被酒精和寒风蹂躏得像老树皮一样的脸抽动了一下，“你是上面派来接班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我得提醒你，在这里，你的那些工程图纸抵不上一捆干柴。进屋吧，别在外面站超过三分钟，除非你想试着掰断自己的耳朵。”

我拖着装满精密仪器的工程箱，深吸一口气，肺部像是被灌进了一把细碎的玻璃渣，疼得我猛地咳嗽起来。

这就是西伯利亚。准确地说，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腹地。

半个月前，我还在二线城市的办公室里，对着那一堆永远清偿不完的债务报表发呆。原本我是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因为带出来的徒弟违规操作导致工地停工，老板跑路，我作为法人代表和项目负责人，一夜之间从所谓的中产阶级掉进了万丈深渊。

老婆离了，房子抵了，四十多岁的男人，最后剩下的自尊就是给远在南方的女儿留下一笔留学的学费。

前同事告诉我，西伯利亚有个天然气管道监测站，极寒环境，没人愿意去。在那儿干一年，顶国内五年，而且那地方没处花钱，钱都能攒下来。

我看着镜子里苍老得像五十岁的自己，点了头。

于是，我出现在了这里——这个世界上最冷的永久居住点。

监测站是一座用厚重的原木和双层夹胶板搭建的孤岛。推开厚重的密封门，一股混杂着柴油味、劣质烟草味和陈年土豆气息的热浪扑面而来。

“操，总算进来了。”我瘫坐在门口的木凳上，颤抖着摘下护目镜。

“别急着脱。”老顾走过来，粗鲁地拍掉我肩膀上的白霜，“等体温缓过来点再脱，不然容易感冒。在这儿感冒，就等于半只脚踩进了棺材。”

我缓了好半天，才打量起这个我要待上一年的地方。屋子里最显眼的是那台巨大的柴油暖炉，它像一头永不满足的怪兽，日夜发出沉闷的轰鸣。墙角堆着成山的土豆和罐头，还有几瓶贴着俄文标签的劣质伏特加。

“老顾，这儿……平时怎么解决生理问题？”我指了指外面，那是我刚才最担心的事。

老顾嘿嘿一笑，指了指屋角一个用帘子挡住的木桶：“那是小的。大的得去外面的旱厕，那是真的‘挑战极限’。当地女性坦言，她们最愁的就是这个，解决生理问题得掐着秒表。男的还好点，女的……那真是遭罪。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估计不出三天就得哭着喊着要回去。”

我没说话，只是盯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曾经签过千万级的合同，现在却因为寒冷而变得青紫、僵硬。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赎罪。

第一周，我几乎是在窒息中度过的。

每天清晨，我需要顶着能把眼球冻住的寒风，去监测那几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压力。钢笔墨水进屋不到十秒就冻成了冰块，我只能用铅笔在记录本上颤抖地划着。

最难熬的是孤独。老顾是个酒鬼，清醒的时间不多，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对着一台收不到信号的旧收音机自言自语。

而那种“生理上的绝望”，在第五天达到了顶峰。

那天半夜，监测站的供暖系统突然发出了一声不祥的金属爆裂声。原本滚烫的暖气片迅速冷却。

“老顾！老顾！”我疯狂地摇晃着醉眼惺忪的老顾。

“坏了……”老顾摸了摸暖气片，脸色瞬间惨白，“循环泵冻裂了。快，去修，不然天亮前咱俩都得变硬。”

我顾不得穿好防护服，拎着扳手就冲到了侧屋的泵房。

泵房里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四十度左右。我试图拧开固定螺丝，但金属扳手在那种极温下脆得像饼干。我脱掉了一层笨重的手套，想用更精细的动作去处理密封圈。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右手食指不小心触碰到了暴露在空气中的金属管道。

没有任何痛感。只有一种被火烧过的错觉。

当我意识到不对劲，猛地缩手时，那一小块皮肉已经死死地粘在了冰冷的钢铁上。

“嘶——”

我生生地扯下了一层皮。

那一刻，我感觉到的不是疼，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麻木。我强忍着眩晕，用备用密封胶封住了裂口，重新启动了备用泵。

当我回到主屋时，整只右手已经肿得像个紫色的馒头。

“蠢货！你是真想截肢啊！”老顾清醒了，他看着我的手，眼神里充满了惊恐。

他二话不说，冲到门外，从雪地里挖了一盆雪回来，又要去烧热水。

“别动！别用热水！”一个沙哑但有力的女声从门口传来。

我模糊的视线里，出现了一个穿着厚重驯鹿皮大衣的身影。她摘下巨大的皮帽子，露出一张混血的脸，肤色是健康的古铜色，深邃的眼窝里是一双冷静得让人心颤的眼睛。

那是塔季扬娜。定居点的唯一医生。

“用雪搓。”她大步走过来，一把握住我的手，力道大得惊人。

“可是……他在流血。”老顾唯唯诺诺。

“流血总比烂掉好。”塔季扬娜瞪了他一眼，然后看向我，“忍着。在这里，想活命，尊严是最没用的东西。”

她抓起一把冰冷的碎雪，狠狠地在我的伤口和冻伤处揉搓。那种感觉，就像是无数根细针在同时穿刺我的神经。我疼得大汗淋漓，汗水刚出额头就结成了冰珠。

“叫出来。”她说，“像个男人一样叫出来，别憋着。”

我死死咬着牙，盯着天花板上的木纹，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不是因为疼，是因为那种积压已久的，作为中年男人的委屈和卑微。

在这零下七十度的荒原上，我连自己的手都保不住。

处理完伤口后，我的右手被缠成了木乃伊。

塔季扬娜坐在火炉旁，接过老顾递来的热茶，目光扫过我桌上那张女儿的照片。

“中国来的？”她用略显生硬的俄语问。

“嗯。”我嗓音嘶哑。

“为了钱？”

“为了债。”我纠正道。

她冷笑一声：“你们男人总是这样，要么为了钱，要么为了名声。却不知道，活着本身就需要耗尽全部力气。你的手，这周不能碰水，不能用力。老顾，照顾好他，不然下次我就得带锯子来了。”

她走后，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发现，当一个男人的手废了，他在这极寒之地就真的变成了废人。

接下来的三天，我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羞耻。

我要上厕所，得老顾帮我解开防寒服复杂的扣子。我要洗脸，得像个瘫痪病人一样等着他把拧干的毛巾贴在我脸上。

“老顾，我是不是挺没用的？”

老顾往火炉里添了一块煤，自嘲地笑了笑：“沈工，别想那么多。我刚来那年，连怎么在雪地里走路都不会，摔了一跤，门牙掉了一半。在这儿，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本事。你看塔季扬娜，她男人失踪五年了，她一个人守着那个定居点。她们那些女人，冬天洗头得去凿冰，洗完必须在火边坐五个小时，不然头发能把脖子割断。她们说什么了吗？”

他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生理上的困难都能克服。最怕的是，心里那股劲儿冻住了。”

一周后，我的伤口开始结痂。老顾带我去定居点换取补给，顺便复查。

那是雅库特的一个小村落，几间倾斜的木屋孤独地挺立在冰原上。在这里，我看到了标题里所说的“当地女性的现实”。

一个年轻的雅库特妇女，抱着一叠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冰块进屋。老顾告诉我，那是她们的水源。在这里，自来水是神话。

她们最愁的确实是“生理问题”。除了如厕的艰难，还有经期的卫生，以及极寒下脆弱的皮肤护理。

我看到塔季扬娜在医务室里忙碌。那其实就是一间漏风的木屋，里面摆着几瓶过期的抗生素和一台老旧的压力计。

一个妇女带着孩子来找她，孩子满脸是红肿的冻疮。塔季扬娜温柔地涂抹着药膏，但我注意到，她的手也布满了细小的裂口。

那一刻，我作为工程经理的职业本能动了。

“老顾，监测站后院是不是堆着一堆废弃的换热管？”

“是啊，那都是上个世纪毛子留下的烂摊子，怎么了？”

“我想搞个东西。”

我回到了监测站，开始疯狂地翻找资料。

我利用废弃的换热管、几个旧水箱，还有监测站备用发电机产生的废热，设计了一套简易的循环净水和加热系统。

我白天去监测管道，晚上就在灯下画图纸。手疼得受不了，我就喝一口伏特加。

老顾觉得我疯了：“沈工，这地方明天可能就关门，你费这劲干啥？”

“我想让她们洗个热水澡。”我说。

不为了别的，就为了塔季扬娜那天帮我搓手时，那种冷酷背后的怜悯。

当那套简陋的系统在医务室后面搭建起来，喷头里流出第一股温热的水流时，整个定居点的女人都围了过来。

塔季扬娜站在雾气缭绕的洗澡间门口，看着我，眼神第一次变得柔和。

“沈毅，你不仅仅是个会算账的工程师。”

那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然而，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地方，温情总是短暂的。

十二月的最后一周，气压计突然疯狂跳动。

老顾看着窗外阴沉得像铅块一样的天空，手里的酒杯“啪”地掉在地上。

“黑风暴。”他颤声说，“奥伊米亚康的死神来了。”

气温在三个小时内从零下五十度俯冲到了零下七十度。风速大得能把停在门外的越野车掀翻。

也就是在那个下午，老顾突然捂着胸口倒在了暖炉旁。

他的高血压犯了，伴随着剧烈的呕吐和意识模糊。

“药……医务室……”他艰难地抓着我的衣领。

我看向窗外，那已经不是雪，而是疯狂咆哮的白色屏障。能见度不到半米。

我必须去。

我穿上所有的防寒服，用绳子把自己和门口的电线杆系在一起，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那片白色的地狱。

短短五百米的距离，我走了整整一个小时。

当我像个冰雕一样撞开医务室的门时，塔季扬娜正蜷缩在火炉边。

“老顾不行了。”我只说了这一句，就虚脱地跪在地上。

塔季扬娜没有任何犹豫，背起医药箱，抓起一捆登山绳：“走，我和你回去。”

“你疯了！外面是零下七十度！”

“我是医生。”她只回了这一句。

我们把自己系在一起，在风暴中像两只卑微的蚂蚁一样爬行。

回程的路，车子已经无法发动。我们只能挤在那个半埋在雪里的雪地车驾驶舱里暂时躲避。

暖风机熄火了。

死亡的味道从未如此清晰。

“沈毅，抱着我。”塔季扬娜的声音在黑暗中颤抖。

这不是欲望，这是人类最底层的求生本能。在零下七十五度的体感温度下，任何隔阂都消失了。

我们紧紧拥抱着，两层厚重的防寒服之间，我似乎能听到她剧烈的心跳。

“我丈夫……就是在这种风暴里丢的。”她在我耳边低语，温热的气息迅速消失，“那天我没让他出门，但他想去给我买过节的巧克力。”

我抱紧了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流出来，怕睫毛被粘住。

“我欠了三百万。”我也开口了，像是在交代遗言，“我女儿才十岁，她还以为我在国外度假。塔季扬娜，我不能死，我还没告诉她，她爸爸不是个懦夫。”

那一夜，我们在那辆冰冷的铁壳子里，靠着彼此的体温，抵抗着足以冻结灵魂的严寒。

那种“生理上的拉扯”，不再是羞耻，而成了我们连接这个世界的唯一纽带。

第二天清晨，风暴停了。

老顾捡回了一条命，但塔季扬娜却因为长时间的低温，双脚严重冻伤。

与此同时，一个毁灭性的消息从卫星通讯器里传来。

“沈工，公司总部来电。”老顾脸色铁青地看着我，“因为天然气管道发生严重泄漏风险，且当地定居点爆发了不明原因的传染性肺炎，总部决定关停监测站。撤离飞机会在后天到达。”

“那定居点的人呢？”我问。

“公司不管。他们说那是地方政府的事，但现在这种天气，政府的救援起码要半个月才能到。而且……”老顾顿了顿，“公司说了，如果你按时撤离，之前承诺的五十万年薪奖金翻倍。如果你留下来，公司概不负责。”

我握着通讯器的手在发抖。

一百万。那意味着我能还掉三分之一的债，意味着女儿接下来三年的学费。

我走到定居点，看到塔季扬娜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

外面的定居点，已经有几个孩子开始剧烈咳嗽。

“是水。”塔季扬娜虚弱地说，“冻土层下移，那段老旧管道里的冷凝液渗进了一处地下冰穴，那是定居点的备用水源。沈毅，你得走，这里会变成死地的。”

我打开手机，里面有一段女儿录给我的视频。

“爸爸，那儿冷吗？我今天考试拿了第一名，你早点回来，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

我关掉手机，走出医务室。

老顾蹲在雪地里抽烟：“沈工，别犯傻。你那一百万能救你全家。留下来，你可能连命都没了，也没人会给你发奖章。”

我看着那台我亲手搭建的净水系统，它正因为缺乏燃料而缓缓停止。

“老顾，你走吧。带着老莫（另一名员工）走。”

“你呢？”

我笑了笑，指了指监测站里那台还没拆卸的大型工业滤水器和备用发电机。

“我是一名工程师。我还没见过哪个工程是在我手里烂掉的。”

接下来的三个月，是我人生中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日子。

我利用监测站剩下的全部燃料，强行维持着定居点的电力和净水供应。

塔季扬娜负责看病，我负责维护这脆弱的生命线。

最困难的时候，为了节省燃料，我把监测站里除了核心控制室以外的所有房间都断了暖气。我裹着三床被子，睡在发电机旁。

那种“生理的极限”再次降临。我的手指开始脱皮、皲裂，甚至因为长时间接触化学药剂而红肿不堪。

但我发现，我不再愁怎么生活了。

当你在零下七十度的地方，为了救一群不相干的人而搏命时，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热量，是伏特加给不了的。

三月，西伯利亚的冻土开始有了松动的迹象。

第一架医疗救援机降落在了冰原上。

定居点的人活了下来，疫情得到了控制。

我站在监测站门口，胡子拉碴，瘦了三十斤。

公司撤销了我的职务，也扣发了那笔奖金。老顾临走前给我留了一张卡，里面是他攒了半辈子的二十万卢布。

“沈工，你这人，太轴。但这钱你得拿着，回国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告别那天，塔季扬娜送我到临时停机坪。

她穿回了那件驯鹿皮大衣，脸色恢复了红润。

“还要回来吗？”她问。

我看着远方地平线上微弱的晨曦，摇了摇头：“这里太冷了。我要回暖和点的地方去。”

她走过来，轻轻地抱了抱我。

“沈毅，你治好了我的心。”

我没说话，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

回到国内，我依然是一个背负债务的中年男人。

我去一家大型建筑公司面试海外项目经理。面试官看着我简历上的断层，皱着眉问：“沈先生，你这两年在西伯利亚，除了看守管道，还获得了什么职业技能吗？”

我看着桌上那一瓶因为室温而冒着水汽的矿泉水。

我想起了奥伊米亚康的黑风暴，想起了粘在管道上的那层皮，想起了塔季扬娜在雪地车里的心跳。

我拧开水瓶，从容地喝了一口，然后微笑着看着他：

“我学会了在零下七十度的地方，如何作为一个‘人’活下去。”

面试官愣住了。

但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三百万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沈毅了。

西伯利亚的冰雪没有杀掉我，反而洗掉了我身上那种油腻而懦弱的市侩。

走出面试大厅，阳光照在身上，真暖和。

我拨通了前妻的电话。

“喂，我想见见女儿。嗯，我回来了。我不走了。”

挂掉电话，我长舒一口气。

生活依然操蛋，但我这根骨头，已经在极寒里，锻造成了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