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古镇 | 春节往事寻年味

2026-02-14 18:19 旅游攻略 1 0

前几天，孩子发来年夜饭的饭店名和包厢号。这几年，年夜饭都是两亲家和孩子们一起在饭店过的。店里布置得喜庆热闹，可我心中，总像缺了一块什么，空落落的。在这个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外吃团圆饭的时代，我的思绪却总不由自主地飘回小时候，飘回大通古镇那充满烟火气的春节往事里……

铜陵大通有句老话：“年好过，月难熬。”大通人过日子精打细算，一到年关，哪天大扫除，哪天炒花生、做炒米糖，哪天炸圆子、炸小扎，都安排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要是今年挣了钱，腌了鱼、肉，灌了香肠，备齐了猪、鸡、牛、羊肉，便会用方言满足地说：“跟年（今年）过个肥年。”能过个“肥年”，便是那个年代最朴实的愿望。

少年不识愁滋味。孩子们只惦记着一身新衣、一双新鞋。“衣不大寸，鞋不大分。”读书的孩子，尤其男孩好动，用大人的话说：“男伢废得很。”脚上的球鞋、布鞋，大脚趾总喜欢探出头来；小脚趾和鞋后跟处，也容易炸线裂开。老街人调侃别人笑得厉害，就说“笑得像鞋子炸了线一样”，还戏谑道：左脚是“妈妈脚”，右脚是“大大脚”。信不信由你，试试看——总觉得右脚试鞋时紧一些。

那时买白色球鞋——大通方言叫“白力海（鞋）”，还有首童谣：“小白力，不扣带，尼龙袜子放在外。”父母带孩子买鞋，总要前后捏捏，留出一指空隙才肯买。孩子正长身体，买大一码，能穿久一点。

方言与俗语带着时代的印记，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形容手头紧，大通话说“荷包里布贴布”“一个大康国子没有（一分钱没有）”。说起生活好坏，有句老话：“吃不吃看脸，穿不穿看身。”老街也流传着“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又老三”的穿衣观念。难怪那个年代的人，对过年穿新衣格外怀念，印象也最深。

有一年，我大哥单位发了一套西服，浅蓝色，带暗色条纹。自从领回家，我一放学就去掀开木箱，闻那迷人的新布料气味，摩挲柔软的面料。晚上不知试穿了多少回，心心念念，就盼着过年能穿上它。

高我一个头的大哥，从我热切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份执念，便应允了我。可穿上身，我就像武大郎套了大褂，衣服甩来甩去。我便把裤脚往里卷进半尺，用针线密密绞好；袖子也卷一道，配上母亲做的新布鞋。照照圆镜子，自觉一副帅气模样，这才心满意足去睡觉。从那天起，我就掰着手指头盼年三十。

新衣服有了着落，看见父母忙里忙外，我打扫起卫生格外起劲。老屋除了四面砖墙，过道和阁楼的天花板、隔板，每隔两三年就得重新糊一次报纸。这活儿，我和二哥包了。

父亲熬好一钢精锅的浆糊，用稻草扎个刷把，搁在面糊盆边。还有一把棕毛刷子，形状像把菜刀。攒了一年多的报纸，被我们一张张糊上去。我先刷浆糊，递给二哥；二哥用棕毛刷子托着报纸外面，对准板壁贴齐，再用刷子轻轻抚平、刷实。一张张新报纸，盖住了破损发黄的旧报，阁楼顿时亮堂起来。我常临睡前仰面、侧面躺着看，读着新糊的报纸，看着读着，便睡着了。

说起“过肥年”，最让人羡慕的，是家里养了大肥猪的人家。杀了猪，主人家一般会留下猪板油、花油熬油自用，卤好猪头猪脚，前夹缝的勒条肉也留下，一部分腌，一部分过年吃。杀猪师傅带走一条猪尾巴、一截小肠，剩下的就卖给围观的街坊。

有一年，屋后吴家杀年猪。下午两点多，吴家叔叔拆下两块门板，架在两条长凳上。灶膛里柴火烧得正旺，烧着烫猪的热水，烟雾缭绕。吴叔的“烧锅滴”（方言：妻子）用澡盆接了半盆冷水，撒一把粗盐搅匀。一切准备停当。

不一会儿，杀猪师傅背着工具来了，徒弟扛着大腰盆跟在后头。

仿佛有感应似的，师傅一到，开水翻滚，热气腾腾。猪还没从圈里赶出来，凄厉的嘶叫声已划破清冷的空气。四个人合力把猪摁上门板，分别按住头脚，让它动弹不得。矮墩墩的杀猪师傅瞅准时机，手持长尖刀，从猪脖颈处利落刺入，迅速抽出，猪血顿时喷涌而出。吴叔老婆赶紧用木盆接住。空气里弥漫开一股浓烈、腥热的气息。

放完血，师傅在猪的一条后腿上割个小口，拿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棍，插进皮下，来回捅几下，抽出棍子，便开始吹气。

我至今记得那场景：师傅两腿蹬地，换了口气，蹲下身，猛地吸气，对着切口吹去。他腮帮子鼓得比我吹的河豚还圆，猪身也渐渐胀得滚圆——这样才好刮毛。“死猪不怕开水烫”，腰盆里倒入开水，师傅边烫边刮猪毛。刮毛的铲子像没柄的锅铲，又像弯起的手掌，漆黑的铲身，铲口闪着寒光。“咕哧咕哧”，铲子飞快刮过，猪毛翻落，一片片白胖的皮肉露出来，泛着淡淡的红印，像画画簿上染开的颜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