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与黄河共同孕育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长江文明涵盖上游巴蜀文明、中游荆楚（楚湘）文明、下游吴越文明等区域文明，各区域文明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长江文明画卷。湖南长沙作为长江中游的重镇，拥有高庙文化、玉蟾岩遗址、城头山古城、马王堆汉墓、长沙窑等丰富的文化遗存，“惟楚有才”的岳麓书院充分见证了湖湘大地的人文兴盛，屈原的精神遗产长久滋养着这片土地，而长江下游文明作为长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卓越的文明成就。
“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与中华文明展”展厅实景 朱宇/摄
要探讨长江下游文明，首先需厘清文明的概念与内涵。在学术语境中，文明是人类对文化的超越、对人性的超越，是试图摆脱自然控制又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及其创造性成就，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存在状态的综合性描述。文化是人的本质能力和表现，是人性的外显，而文明以物质文明为基础，逐步衍生出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成为推动和确保人类生存、创造、进步、幸福的力量。人类文明的起点是农业文明，农业革命的发生使人类摆脱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普通动物般的生存状态，构建了稳定的食物供应体系，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石。文明的根基是物质文明，正如党中央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精神、社会与生态文明便无从谈起。纵观人类历程，我们走过了农业文明，正身处工业文明，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农业革命。
长江下游是世界性稻作农业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世界四大原生农业文明中，长江文明是唯一的稻作文明创造地，它以水稻种植为核心。长江中游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1.2万年前人工驯化水稻的遗存，长江下游浙江上山遗址则出土了11400年前至86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遗存，证实了长江流域是水稻驯化的重要区域。上山文化作为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早期代表，已发现24处遗址，形成了以陶器、石器、村落等为代表的文化类型，随后的跨湖桥文化、鲍家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相继发展，历经5000年的农业文明变革。
2024年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发现了“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个农村的聚落形态”，该遗址带有两道环壕、祭祀建筑和墓地，印证了早期农业文明的居住形态。《科学》杂志报道显示，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连续演化史跨越10万年，足见农业文明诞生的艰辛。长江下游的稻作文明并非孤立发展，而是不断传播扩散，约9000年至8000年间传播至江淮地区和淮河流域，5000年至4000年间进一步传播到长江上游、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明确提到全世界接近50%的人都在吃大米。
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诞生，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长江是在北纬30度线上流淌，这是地球上最好的一个纬度，有人称之为神秘的北纬30度。这里水热条件优越，生物多样性丰富，为农业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天然优势。在三千万年前左右，青藏高原的隆起打通了长江各湖盆，形成了中国三级阶地和充足水源。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带来丰沛降水，滋润着长江流域的山地、丘陵和平原，为水稻生长和农业文明的延续创造了绝佳环境。这种自然禀赋使长江下游成为稻作文明的沃土，也孕育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长江下游有众多领先世界的文明成果。8000年前诞生了全木榫卯结构建筑体系、造船水运技术，河姆渡文化的榫卯技术为中国乃至东亚木建筑和家具手工业奠定了基础；同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漆器工艺，浙江井头山、跨湖桥遗址的漆器遗存，彰显了先民的技术智慧。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出现了最早的人工纺织品，马家浜文化的白陶接近瓷土，成为表达神圣情感的礼器。6000年前浙江田螺山遗址发现了人工种植的茶树，长江流域不仅是茶叶的起源地，更孕育了茶学、茶道等独特文化。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猪纹陶钵 浙江省博物馆藏 江芬/摄
这些伟大的物质文明成就，最终推动了社会的复杂化演进，催生了国家文明。城市的诞生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6300年前长江中游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2024年长江下游江苏无锡斗山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城市遗存，表明长江流域在6000年前已进入城市革命阶段。有学者认为，长江下游在5500年到6000年间已经诞生“崧泽文化古国”和“凌家滩文化古国”，到5000年前左右，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制度文明方面发展出复杂的都城建设系统、王陵和玉礼系统、大型水利工程和先进的手工艺系统，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国家文明代表。良渚文明的玉璧、玉琮等礼器，不仅是权力与信仰的象征，更形成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礼仪体系，后来被纳入周礼系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
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钱山漾文化、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等逐步演化为吴越文化。吴国、越国吸收了干国的青铜冶炼技术，打造出举世闻名的宝剑，其青铜冶炼技术达到当时的很高水平。4000多年前有了堪称先进的丝绸织造技术，3000多年前，长江下游成为瓷器的起源中心，东苕溪流域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瓷器，此后越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名窑辈出，瓷器与茶叶、丝绸一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商品，“china”一词更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长江文明并非孤立发展，它始终与黄河文明互动交融，共同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演进。长江下游文明的发展也始终是中华文明整体进程中的有机构成。战国时期，吴国人开凿“邗沟”运河，打通了长江、淮河、黄河的水路联系，后来的隋唐大运河进一步拓展了这种联系，使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成果持续向北方输送，保障了中华文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一体化发展。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和定都建康（今南京）、安史之乱及唐末北人南下和杨吴、南唐、吴越诸政权出现、北宋末年的宋室南迁和定都临安（今杭州），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黄河流域的精英文化与长江文化深度融合，推动长江下游成为中华文明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人才中心，宋代“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正是这一地位的生动写照。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长江下游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引领者。1840年后，上海、宁波、南京等城市陆续成为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成为中国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窗口地带。洋务运动在上海、安庆、南京等地兴起，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新文化运动在上海发起，《新青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为中国的思想解放注入了强大动力；近代中国政治文明变革，与长江下游有着密切联系。从物质生产到精神启蒙，从社会变革到政治革新，长江流域开创了新型的工业文明，成为融合中外的科学与教育高地。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战略性引领区域。长三角地区作为长江下游的核心区域，经济活跃、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在全国经济中举足轻重。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延续了长江下游文明一体化的历史文脉，推动上海及江苏、浙江、安徽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长江经济带、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等国家战略的落地，使长江下游再次承担起引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使命，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先行示范作用，这正是长江下游对长江文明万年文脉的延续与升华。
长江下游文明历经万年积淀，从稻作农业文明起源到推动国家制度文明诞生，从一系列技术发明革新到多样文化融合，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不仅展现了长江文明的重要创造，更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挖掘长江下游文明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传承其创新精神、和谐理念与开放品格，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史的辉煌已载入史册，未来的篇章需要我们在遵循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共同书写长江文明更加灿烂的明天。
